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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了拙作有關孔子生卒年月日的考辨後，崔記川老師獻疑曰：
余覺中老師您好。文章反覆拜讀數次，為您求知求真精神所感動。綜觀所論比縮文更詳細，論據更充分。不過論點未曾改變，除對拙作之論質疑外並無新論。我近日俗務纏身未能及時回覆請諒。今逐一述之，以切磋為要勿怪。一、言公羊十有一月是用衛歷確乏證據。僅根據子夏是衛國人以及有言左傳有記事用過衛歷是不足以證的。【公羊傳】的作者是齊國人。子夏是衛國人不足信。主說為晉國溫人，雖有言為魏人、衛人二說。近賢錢穆考定溫為魏所滅，衛為魏之誤，故生二說。況且左傳用衛歷記事與子夏有何關係甚覺莫名。二、襄公廿一年杜預言閏八月，大衍曆閏二月，王韜亦主閏八月。並以文公元年及昭公二十年為例舉證，似理由充分。請問余老師，您能證明到底根據什麼閏二月與閏八月嗎？能證明符合閏月的條件嗎？換句話說按中氣置閏是年夠條件嗎？拙作中已提及秦代仍將閏月放到年底。這是具備連續性的。漢太初曆才有中氣置閏的。大衍曆及春秋長曆將春秋經很多年份都中氣置閏了。您不覺得這是『穿越』了嗎？三、張培瑜先生的是年曆法在二月前加一『正』字表示魯國當年使用了以此為開頭的曆法。你能論證張先生的判定正確嗎？四、拙作中大膽猜十有一月孔子生是孔母親口所傳……。如您細看拙作是在論證了因失閏導致的結果。雖不太詳細，確不為孤證。孔子三歲喪父。其生月除孔母所傳外您認為有別人嗎？大膽猜測只是寫作中突出『求』真之意。其餘猜測同上，不再贅述。事實明擺着，如非要真憑實證，只能讓先師復生，或永遠存疑。我認為只要證據足了，證人不說話也無所謂吧。余老師，您文中所引證據能憑您的知識檢驗其對錯嗎？這是最關鍵的地方。不然引用的越多就越複雜。另外一點，您想一想，張培瑜先生既然認定是年二月即是正月的話，理應庚辰朔就是十月啊，為什麼其朔閏表將其放到九月？您不覺得是明顯錯誤嗎？再有一事，孔子卒年其歷在四月前加一個『正』字，據其自己說從前480年後此標註是代表夏曆的正月。換句話說，依張先生的算法先師卒月是正月而不是二月。您再仔細看看，核對一下。
余老師您好，看您最近幾篇文章好像對八月廿一還是九月廿一有些猶豫。其因皆由王笑冬老師及張培瑜先生朔閏表記錄所致。您可百分百地先相信八月廿一確鑿無疑。如對2604年法還有些顧慮的話，可參看我的縮文，也有另兩法驗證。除此之外還有一法可能更具權威性，那就是張培瑜先生【三千五百年曆日天象】中前468年與411年兩年的曆法。歲首都是儒略日11月28日。十一月初一都是儒略日9月20日。這與襄公廿一年的編排完全一樣。這兩年在四月前對應夏曆都寫了『正』字。說明此月為夏曆正月。依此類推十一月就是夏曆八月無疑。這也是我才看到的。我相信張培瑜先生比我更有說服力吧。余老師以後就別提九月廿一了，不管是王笑冬老師的誤會還是張培瑜先生之失都不要再提了。
感謝崔老師在百忙中細讀拙文並不吝指正！現就賜教的幾點再略呈己意，以期作進一步的探討。
一、【公羊】『十有一日』是否是衛歷尚無定論，我在文中只作推想，故用了『可能』、『想必』、『恐怕』等字眼，意思就是此說尚乏堅實的證據，不能作為定論。但如要證明『十有一月』一定非衛歷，恐怕亦需堅實的證據。哪怕子夏確非衛國人，也不能作為否定『十有一月』是衛歷的充分理由，當然，就算子夏確為衛國人，也不能作為肯定『十有一月』是衛歷的充分理由。因此，在這一點上我是基本贊同您的看法的。不能將推想作為結論的前提，應是論證的一個基本原則。但對拙文而言，【公羊】是否依衛歷關係不大，先儒一般認為【公羊】的『十有一月』為誤記或衍文，故以【穀梁】記的『十月』為當時的魯曆，我也像崔老師與王笑冬老師一樣，試圖給【公羊】的『十有一月』找一個也有道理的理由，只不過我們三人所站的基點與所找的理由有所不同。王老師以【公羊】為基點，所以認『十有一月』為當時魯國建子以夏正十一月為歲首的曆法，即王文所謂的『魯新曆』，那麼【穀梁】的『十月』如何處理？如不說它是誤記或衍文，就只好認它為『魯舊曆』以夏正十二月為歲首，才能與【公羊】所記的不相違。這樣看確實能將【穀梁】與【公羊】統一起來，但問題在得出這個結論的前提是建立在『春秋時期的魯國，「魯舊曆建丑」與「魯新曆建子兩種曆法並行使用』這個推想上。三年前王老師就坦言自己無法證實這個推想，直到如今，他雖然還堅持己見，但仍未能證實這個推想。我們知道，推想是不能作為結論的前提的，否則結論是無法使人信服的，故他的九廿一之說雖有道前人所未道之創見，但亦難以取信於今人。
崔老師好像是站在【穀梁】的基點上，認【穀梁】的『十月』為周曆，並用獨創的『2604法』驗證『十月庚子』為夏正八月廿一，並指出以【公羊】魯新曆的『十有一月庚子』為據，減去兩月換算成夏正的九月廿一，是無法與對應的公曆10月9日相匹配的，認為這是兩個永遠無法相會的日子，這應是對王說最有力的否定了。但崔老師卻認為【穀梁】的『十月』是周曆，而【公羊】的『十有一月』是魯曆。有沒有可能【穀梁】的『十月』是魯曆，而【公羊】的『十有一月』是周曆呢？實際上先儒絕大多數人都是認【穀梁】的『十月』為魯曆的，那麼【公羊】的『十有一月』為周曆應是比較合乎情理的推測。因為按商周時的曆法慣例，一般皆在年末置閏，而魯國當時曆法較亂，有在三月或八月置閏的先例。先儒推測孔子出生那一年或在二月置閏，或在八月置閏，因此周曆此年在二月或八月後會比魯曆提前一個月，即魯曆的十月在周曆已是十一月了。這種現象先儒早就發現並論證過了。由於衛歷有可能比魯曆規範，置閏一般都在歲末，因此衛歷往往就是延續的周曆，這也是先儒早就發現的。我推想【公羊】的『十有一月』是衛歷，也可說它是延續的周曆。但我不說周曆而說衛歷，是想增加【公羊】記載的合理性，因為如果子夏是衛國人如從子夏出生時期來看，他的出生地溫邑應屬晉國，但因衛國與晉國接壤，溫邑也曾幾度易主，溫邑在某個時期曾經屬於衛國也是有可能的，這或許也是有人認為子夏是衛人的原因。即使這不能確定，但【韓詩外傳】有關於子夏與衛靈公的記載，孔子兩次在衛國做官，子夏在衛國成為孔子的弟子則是很有可能的，史載直到孔子去世後子夏才回家鄉西河設館教徒，因此孔子去世時子夏應當還在衛國，衛國應以衛歷記載孔子的生卒日，子夏或子夏的弟子以衛歷來記孔子的生卒日也是合乎情理的。這樣在口傳中就逐漸形成【公羊】一按魯曆，一按衛歷的兩種傳本。當然，這只是一個推想，在我看來，這個推想比起王老師與崔老師的推想似乎要合理一些。
崔老師與王老師都認【公羊】之『十有一月』為當時的魯曆，而我則認同先儒的看法，【穀梁】的『十月』才是魯曆。這是我與兩位老師分歧的根本點。但崔老師亦想統合【穀梁】與【公羊】，怎麼統合呢？既然認【穀梁】的『十月庚子』為周曆並換算為夏曆八月廿一，就只好認【公羊】的『十有一月』為魯曆置閏滯後，這樣減去閏月孔子為魯國人，生日自然以魯曆為準，此閏月照理是不可減的，就跟【穀梁】合上了。但崔老師的這一結論也是建立在『孔子記錄的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是周史的原文』，『【公羊傳】作者公羊高與老師子夏關係應更密切，這十有一月必是孔母親口傳於孔子，孔子傳子夏，子夏傳公羊高。親口所傳，並非衍文』這兩個推想之上的，崔老師自己也認為這是自己的『大膽推測』，但大膽推測顯然是更不能作為結論的前提的。崔老師雖然竭力反對九廿一，但如還認【公羊】的『十有一月』為魯曆記載，則實質上還是贊同九廿一說的。這也是我不得不再三力辨的原因。此處尚請崔老師三思。
二、襄廿一年魯曆究竟置閏於何月是個關鍵問題。商周時置閏於歲終是通例，但皆有特例。尤其到春秋時，由於日官失職，曆法久壞，往往隨月置閏而不定於歲終。【左傳】已有文公元年閏三月、昭公二十年閏八月的記載。范景福說：『置閏之法古今有二，一在歲終，一以無中氣之月為閏。』姚文田說：『曆法以分至為主，必使常居四正之月，然後歲序不衍。故氣有盈，朔有虛，則置閏月以齊之。』無中氣置閏雖到漢【太初曆】才作為定規，但不能說在漢前沒有應用。襄廿一年有閏為諸家所共認，只是閏何月有異說。陳厚耀說：『【大衍曆】是年閏二月，古曆亦同，杜歷閏八月。』可見先儒已有異見，而張培瑜先生的曆日表則標在歲終。閏二月與閏八月雖不同，但皆在孔子生月前，而置於歲終則在孔子生月後，這一區別很重要。如果是年閏二月，則會形成這樣的曆日表：
正月小 乙酉朔
二月大 甲寅朔
閏二月小 甲申朔
三月大 癸丑朔
四月小 癸未朔
五月大 壬子朔
六月小 壬午朔
七月大 辛亥朔
八月小 辛巳朔
九月大 庚戌朔
十月小 庚辰朔
十一月大 己酉朔
十二月小 己卯朔
從表中可以看出，如閏二月，則跟閏八月一樣，都是九月庚戌朔，十月庚辰朔，與【春秋】經一致。而張先生置閏於歲終，就成為十月庚戌朔，十一月庚辰朔了，顯然與【春秋】經不合，所以關立行、關立言先生在【春秋時期魯國曆法考】中說『江曰楨、郭守敬、張培瑜等片面追求天文學推算結果的準確性，忽略了春秋時期天文學發展的實際水平和「考證」在歷史學中應占有的地位，編注的春秋朔閏表與春秋經傳不合，不能反映歷史的本來面目，難免出現替古人重排歷表的失誤』，不是沒有根據的。
有一點需要說明，我在寫【孔子生月再辨】時誤以為張先生在襄廿一年二月欄下的『甲寅』前注了一個『正』字是表明當時魯國是將此月作為正月的，但後來查看他的【三千五百年曆日天象】一書的【凡例】，內中說：『每頁頂端橫列「正月」至「十二月」、「閏月」為中曆月名。正月為含冬至之月建子之月，月名與採用周正建子曆法周曆、殷曆相合。夏曆、顓頊曆以建寅之月冬至後二月為正月，月名與頂端橫列給出的相差兩個月。表列「正月」為含冬至之月建子，相當於夏曆、顓頊曆的十一月。因排版困難並考慮版面清爽，除特殊情況，夏曆、顓頊曆的月名不另注出。』看來張先生並不認為此年魯國以二月為正月，而只是說明二月是含冬至之月，正月還是從乙酉朔開始，這與王韜的認識是一致的，他們的區別只在置閏的先後。
如按張先生的曆日表，顯然與【春秋】經不合，那麼【春秋】經是否像崔老師認為的那樣是用周曆記的呢？查此表的周曆為八月庚戌朔，九月庚辰朔，與【經】亦不合。因此，比較而言，閏二月或閏八月之說顯然更為合理，至於閏二月與閏八月究竟哪個更合史實，恐有待進一步考證。從情理而言，此年以冬至前一月為歲首，為建亥，如閏二月就相當於以冬至之月為歲首了，節氣馬上就可調整過來，這應是最理想的。當然，直到八月才閏也有可能，因到那時節氣與平常之年已明顯不合了，已到了不得不閏的時候，此時再閏也是合乎情理的。
三、生日為母親親口所傳自然是合乎情理的，關鍵是孔母告訴孔子的為何一定是十一月庚子，而不是十月庚子呢？我認同先儒的普遍看法，孔母告訴孔子的是十月庚子，孔子傳子夏的也是十月庚子，子夏傳穀梁赤，穀梁赤記到【穀梁傳】上的也是十月庚子。清儒鍾文烝作【春秋穀梁經傳補註】，於【序】中說：『二家之中，公羊當六國之亡，穀梁去孔子近，則見聞不同。公羊五傳至其玄孫，當漢孝景帝時，始著竹帛。穀梁作【傳】，親授荀卿，則撰述亦不同。公羊為齊學，穀梁乃魯學，則師承又不同。』從以上三方面的不同來看，我們取【穀梁】的記載應是有充足理由的，而且千百年來先儒也幾乎沒有取【公羊】而棄【穀梁】的。只要此點認定，則孔子生辰不用考證都可直接推出為夏正八月二十一日，這是最直接、最簡便，也是最有說服力的。否則，如節外生枝，只能越辨越糊塗。此處不可不慎。
四、【左傳】記孔子卒於魯哀公十六年前479年，夏四月己丑。魯曆的夏四月是夏正的春二月，不可能是正月。張培瑜先生的戰國朔閏表自前480年後已不再列魯曆，而其時魯國應仍使用魯曆。【經】言：『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己卯，衛世子蒯聵自戚入於衛。』但【傳】記此事卻在哀公十五年閏十二月，說明魯曆在哀公十五年並未置閏，查張先生的曆日表可知是年十二月魯曆是辛巳朔，依此推到哀公十六年的正月是辛亥朔，己卯則是二十九日。因魯曆在前一年的末月未置閏，十二月是大月，則此年的正月為小月，故二十九日為晦日，則二月朔為庚辰，三月朔為庚戌，四月朔為己卯，己丑則為四月十一日，即夏正的二月十一日，換算為西曆儒略曆則為公元前479年3月9日格里曆為3月4日。
但晉杜預的看法卻不同，他在【左傳注】中說：『四月十八日，乙丑，無己丑。己丑，五月十二日。日月必有誤。』查張先生的曆日表前479年周曆四月為戊寅朔，則己丑為四月十二日，四月十八為乙未。五月戊申朔，五月十八為乙丑。六月戊寅朔，六月十二為己丑。由此不難看出，杜預的長曆實是在哀公十五年歲終置閏的周曆，而張先生曆日表中的周曆卻在前一年的歲終並未置閏，而在本年的六月或歲終置閏，由此二者剛好相差一個月。杜預用前一年歲終置閏的周曆衛歷同來否定【左傳】的記載，顯然是不對的，其認為的孔子卒日二月十八雖被孔子四十七世孫孔傳記入【孔氏家譜】，但終被孔廣牧改正為二月十一。王笑冬老師曾根據現代天文日曆將孔子卒日定為二月十二，是由於當時不知現代天文日曆依周曆四月戊寅朔，而不是按魯曆四月己卯朔推算，故多算了一天。
上面已經指出，哀公十六年由於魯曆在前一年歲終未置閏，故魯曆的四月在周曆或衛歷是三月。而張先生的曆日表卻沒有反映出周曆在前一年歲終置閏，以致在四月像魯曆一樣也有己丑日。崔老師憑張先生的戰國朔閏表中周曆四月對應夏曆正月，就推出孔子出生那年十一月即為八月也是不當的，因為表中的周曆四月據實應作三月，則周曆的三月為夏曆的正月才是正常的，由此也正好佐證，張先生的曆日表在孔子生日與卒日這兩年的編排上都出了問題。雖然現代天文學的研究成果有助於我們的考證，但如不小心亦會把我們引入歧途。
拙作【孔子生卒年月日考辨】因誤用張培瑜先生的曆日天象表而得出孔子生於九月廿一的結論，發現問題後再寫【孔子生卒年月日再考】時已力主八月廿一了：『【穀梁傳】所記的十月庚子，應是按魯國當時的曆法使用實際記載的，因魯曆奉行的是周制的曆法，而周曆的十月二十一日即是夏曆的八月二十一日。自古以來，凡贊同【春秋】經傳記載的，一般都是這樣認為的。』只是當時未看出現代天文日曆存在的問題，才加上一句：『如以逆推的日期為準，即以天文學或理想的眼光來看，孔子的生日可依【公羊傳】，為魯襄公二十一年十一月庚子，換算成夏曆則為九月二十一日。』後寫【孔子生日考簡述】時已有所認識，故特地作了說明：『為何現代天文曆法的計算結果會跟【穀梁傳】的記載相差一個月呢？原因是現代天文曆法表並不是完全根據當時的歷史現實編的，因為當時的各國曆法置閏與合朔並不規範統一，致使天文曆法表很難如實反映出來。』但還是給九廿一說留下一席之地：『不過如果在【穀梁傳】與【史記】兩種記載之間實在難以抉擇時，站在理想的天文曆法角度將之定為九月廿一日也未嘗不是一個也能立得住腳的選擇。』言外之意是遵【穀梁】的八月廿一最好，但認九月廿一也不是完全沒有根據。等寫【孔子生月決辨】時已不再給九廿一說留任何餘地了。當然，現在更是如此了。
黃帝四七一七年庚子歲七月廿七日-八月初一
2020年9月14-17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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