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政要》卷16公平诗解7仁以广施义以正心圣敦德化而薄威刑

《贞观政要》卷16公平诗解7仁以广施义以正心圣敦德化而薄威刑

题文诗：臣闻道德,之厚莫尚,于轩唐帝,仁义之隆,

莫彰舜禹.欲继轩唐,之风将追,舜禹之迹,

必镇之以,道德弘之,以仁义举,善而任之,

择善从之.倘不择善,任能反而,委之俗吏,

既无远度,必失大体.惟奉三尺,之律以绳,

四海之人,欲求垂拱,无为其必,不可得故,

圣哲君临,移风易俗,不资严刑,峻法乃在,

仁义矣故,非仁无以,广施非义,无以正身.

惠下以仁,正身以义,则其政治,不严而理,

其教化亦,不肃而成.然则仁义,理之本也;

刑罚理末.理有刑罚,犹执御之,有鞭策也,

人皆从化,而刑罚之,无所施也;马尽其力,

则有鞭策,无所用之.故言刑罚,不可致理,

已明矣故,潜夫论曰:人君之治,盖莫大于,

道德教化.民有性情,有化有俗.情与性者,

心也本也;化与俗者,行也末也.是以上君,

抚世先本,而后其末,顺百姓心,而履其行.

心情苟正,则奸慝无,所生邪意,无所载矣.

是故上圣,无不务治,民心故曰:听讼吾犹,

人也必也,使无讼乎?道之以礼,务厚其性,

而明其惰.民相爱则,无相伤害,之意动则,

思义则无,畜奸邪心.若此非律,令之所理,

此乃教化,之所致也.圣人甚尊,德礼而卑,

刑罚故舜,先敕契以,敬敷五教,后任咎繇,

以五刑也.凡立法非,以司民短,而诛过误,

乃防奸恶,而救祸患,检淫邪而,纳入正道.

民蒙善化,则人有士,君子之心;被恶政则,

怀奸乱虑.故善化之,养民犹工,之为曲豉.

六合之民,犹一荫也,黔首之属,犹豆麦也,

变化云为,在将者耳!民遭良吏,则怀忠信,

而履仁厚;而遇恶吏,则怀奸邪,而行浅薄.

忠厚积则,必致太平;浅薄积则,致危亡故,

圣帝明王,皆敦德化,而薄威刑.德者所以,

循己威者,所以治人.民之生犹,铄金在炉,

方圆薄厚,随溶制耳!故世善恶,俗之薄厚,

皆在于君,世主诚能,使六合内,举世之人,

感忠厚情,无浅薄恶,各奉公正,之心而无,

奸险之虑,则醇酽俗,复见于兹.后王虽未,

能遵专尚,仁义亦当,慎刑恤典,哀敬无私,

故管子曰:圣君任法,不任智任,公不任私.

故王天下,治理国家.故墨子曰:兼相爱交,

相利别相,恶交相贼.正心诚意,气正风清.

《原文》

臣闻道德之厚，莫尚于轩、唐，仁义之隆，莫彰于舜、禹。欲继轩、唐之风，将追舜、禹之迹，必镇之以道德，弘之以仁义，举善而任之，择善而从之。不择善任能，而委之俗吏，既无远度，必失大体。惟奉三尺之律，以绳四海之人，欲求垂拱无为，不可得也。故圣哲君临，移风易俗，不资严刑峻法，在仁义而已，故非仁无以广施，非义无以正身。惠下以仁，正身以义，则其政不严而理，其教不肃而成矣。然则仁义，理之本也；刑罚，理之末也。为理之有刑罚，犹执御之有鞭策也，人皆从化，而刑罚无所施；马尽其力，则有鞭策无所用。由此言之，刑罚不可致理，亦已明矣。

故《潜夫论》曰：“人君之治莫大于道德教化也。民有性、有情、有化、有俗。情性者，心也，本也；化俗者，行也，末也。是以上君抚世，先其本而后其末，顺其心而履其行。心情苟正，则奸慝①无所生，邪意无所载矣。是故上圣无不务治民心，故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道之以礼，务厚其性而明其惰。民相爱，则无相伤害之意；动思义，则无畜奸邪之心。若此，非律令之所理也，此乃教化之所致也。圣人甚尊德礼而卑刑罚，故舜先敕契以敬敷五教②，而后任咎繇以五刑③也。凡立法者，非以司民短而诛过误也，乃以防奸恶而救祸患，检淫邪而内正道。民蒙善化，则人有士君子之心；被恶政，则人有怀奸乱之虑。故善化之养民，犹工之为曲豉④也。六合之民，犹一荫也，黔首之属，犹豆麦也，变化云为，在将者耳！遭良吏，则怀忠信而履仁厚；遇恶吏，则怀奸邪而行浅薄。忠厚积，则致太平；浅薄积，则致危亡。是以圣帝明王，皆敦德化而薄威刑也。德者，所以循己也，威者，所以治人也。民之生也，犹铄金在炉，方圆薄厚，随溶制耳！是故世之善恶，俗之薄厚，皆在于君。世之主诚能使六合 之内、举世之人，感忠厚之情而无浅薄之恶，各奉公正之心，而无奸险之虑，则醇酽之俗，复见于兹矣。”后王虽未能遵，专尚仁义，当慎刑恤典，哀敬无私，故管子曰：“圣君任法不任智，任公不任私。”故王天下，理国家。【注释】
①奸慝（tè）：奸诈邪恶。
②五教：古代指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
③五刑：古代指墨、劓、剕、宫、大辟五刑。
④曲豉：发酵的曲子。
【译文】

我听说，若论道德的崇高，没人可以超过黄帝、尧帝；若论仁义的深厚，没人可比得上舜帝、大禹，如果要追慕黄帝、唐尧的风范，追上虞舜、夏禹的业绩，只有推行道德仁义，择善而从。如果不能选拔有才能的臣子，而把政务委托给凡庸的人，他们没有眼光和胸襟，必然会使国家的大体丧失殆尽。如果严刑峻法，以控制天下的百姓，要想无为而治，也是不可能的。所以圣贤的国君治理天下，移风易俗，不用严刑峻法，只是推行“仁义”二字，没有“仁”就无法广泛地在天下施行，没有“义”就无法端正自身，用“仁”来向天下人施行恩惠，用“义”来端正自身，这样，国家政务就可以不严酷而达到太平，教化就可以不严峻而有所成就。仁义是治国的根本，而刑罚是治国的辅助手段。用刑罚来治国，就像赶马车用鞭子，百姓们都已服从教化，那么刑罚就没有地方可施行了；马能自觉地尽力奔跑，那么鞭子也就没有什么用处了。由此可见，刑罚不能使国家太平，这个道理是很明显的。

所以王符在《潜夫论》中写道：“帝王的治国之道没有比道德教化更重要的了。百姓有自己的本性、情感，行为、风俗。本性、情感是根本；行为、风俗是枝节。因此圣明的君主治国，崇本抑末，顺应民心，从而矫正他们的行为。百姓本性纯正，那么奸邪之念就不会产生。所以有着上上智的圣人，无不关注和教化民心，所以说：'听百姓的心声，顺从民意，是为了让百姓没有意见。”君王用礼去教化百姓，使他们本性淳厚，明白他们的心愿。百姓相互爱护，坚守仁义之道，那么就不会彼此伤害怀疑。这些都不是刑罚能够办得到的，只有依赖教化之功。圣人崇尚道德礼仪，轻视刑罚，所以舜命令契推行五教，可是后来又让咎繇设置了五种酷刑。立法的目的，不是为了制裁百姓的短处和错误的，而是用来防范邪恶、补救祸患、约束邪恶从而使其纳入正道的。人们受到好的教化，就会怀有君子之心；受到恶政的统治就会产生邪乱之意。所以好的教化对于人民的作用，就像酿酒工匠手中的曲酵一样。全国的老百姓就像温室里有待发酵的豆麦，怎样发展变化，全在于治政者的善恶啊！遇到好的官吏就心怀忠信而言行仁厚；遇到坏的官僚就心怀奸邪而言行浅薄。人们都忠厚了，就可以使国家太平；人们都浅薄了，就会导致国家危亡。因此，圣明的君主都致力于德化而鄙薄酷刑。德，是用来要求自己的；威，是用来管束别人的。人生在世就像炉中化金一样，铸出来的东西的方圆厚薄全在于模子的形状啊！因此，世事的善恶，风俗的厚薄都取决于一国之君。治世的君主如果真能使普天下的人民都怀有忠厚之情而无浅薄之意，有奉公之善而无奸邪之恶，那么淳朴的风俗就又可以出现了。”后来的帝王虽然不能这样崇尚仁义，也应当慎重地运用刑典，力求公正无私，所以《管子》上说：“圣君用法度礼仪而不用酷刑奸智，用至公之道而不用营私之心。”所以能够取得天下，治理好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