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政要】卷29礼乐诗解2定族谱欲贤进逆黜官品人才作等量定不论以往

【贞观政要】卷29礼乐诗解2定族谱欲贤进逆黜官品人才作等量定不论以往

题文诗：

贞观六年,太宗谓尚,书左仆射,房玄龄曰:

比有山东,崔卢李郑,四姓虽累.叶陵迟犹,

恃其旧地,好自矜大,称士大夫.每嫁他族,

广索聘财,以多为贵,论数定约,同于市贾,

甚损风俗,有紊礼经.轻重失宜,理须改革.

乃诏吏部,尚书之高,士廉御史,大夫韦挺,

中书侍郎,之岑文本,礼部侍郎,令狐德棻,

刊正姓氏,普责天下,谱牒兼据,凭以史传,

剪其浮华,定其真伪,忠贤褒进,悖逆贬黜,

撰氏族志.士廉等及,进定氏族,等第遂以,

崔干一等.太宗谓曰:我与山东,崔卢李郑,

旧既无嫌,为其世代,衰微全无,官宦犹自,

云士大夫,婚姻之际,多索财物,或才识庸,

偃仰自高,贩鬻松槚,依托富贵,我不解世,

何为重之?有能立功,爵位崇重,善事君父,

忠孝可称,道义清素,学艺通博,足为门户,

可谓天下,之士大夫.今崔卢属,惟矜远叶,

衣冠宁比,当朝之贵?公卿已下,何暇多输,

钱物兼与,他之气势,向声背实,以得为荣.

今定氏族,诚欲崇树,今朝冠冕,何因崔干,

犹为一等,只看卿等,轻我官爵;不论数代,

已前只取,今日官品,才作等级,宜一量定,

用为永则.遂以崔干,为第三等.至十二年,

书成百卷,颁于天下.君又诏曰:氏族之美,

实系冠冕,婚姻之道,莫先仁义;自魏失御,

齐氏云亡,市朝既迁,风俗陵替,燕赵古姓,

多失衣冠,之绪齐韩,旧族或乖,礼义之风.

名不著于,州闾身未,免于贫贱,自号高门,

之胄不敦,匹嫡之仪,问名惟在,窃赀结褵,

必归富室.于是乃有,新官之辈,丰财之家,

慕其祖宗,竞结婚姻,多纳货贿,有如贩鬻.

其或自贬,家门受辱,于姻娅或,矜其旧望,

无礼舅姑.积习成俗,迄今未已,既紊人伦,

实亏名教.朕夙夜惕,忧勤政道,往代蠹害,

咸已惩革,唯此弊风,未能尽变.自今明加,

告示使识,嫁娶之序,务合礼典,称朕意焉.

【原文】
贞观六年，太宗谓尚书左仆射房玄龄曰：『比有山东崔、卢、李、郑四姓，虽累叶陵迟①，犹恃其旧地，好自矜大，称为士大夫。每嫁女他族，必广索聘财，以多为贵，论数定约，同于市贾②，甚损风俗，有紊礼经。既轻重失宜，理须改革。』乃诏吏部尚书高士廉、御史大夫韦挺、中书侍郎岑文本、礼部侍郎令狐德棻③等，刊正姓氏，普责天下谱牒④，兼据凭史传，剪其浮华，定其真伪，忠贤者褒进，悖逆者贬黜，撰为【氏族志】。士廉等及进定氏族等第，遂以崔干为第一等。太宗谓曰：『我与山东崔、卢、李、郑，旧既无嫌，为其世代衰微，全无官宦，犹自云士大夫，婚姻之际，则多索财物，或才识庸下，而偃仰自高⑤，贩鬻松槚⑥，依托富贵，我不解人间何为重之？且士大夫有能立功，爵位崇重，善事君父，忠孝可称，或道义清素，学艺通博，此亦足为门户，可谓天下士大夫。今崔、卢之属，惟矜远叶衣冠⑦，宁比当朝之贵？公卿已下，何暇多输钱物，兼与他气势，向声背实，以得为荣。我今定氏族者，诚欲崇树今朝冠冕，何因崔干犹为第一等，只看卿等不贵我官爵耶？不论数代已前，只取今日官品、人才作等级，宜一量定，用为永则。』遂以崔干为第三等。至十二年，书成，凡百卷，颁天下。又诏曰：『氏族之美，实系于冠冕，婚姻之道，莫先于仁义。自有魏失御，齐氏云亡，市朝既迁，风俗陵替，燕、赵古姓，多失衣冠之绪，齐、韩旧族，或乖礼义之风。名不著于州闾，身未免于贫贱，自号高门之胄，不敦匹嫡之仪，问名⑧惟在于窃赀⑨，结褵⑩必归于富室。乃有新官之辈，丰财之家，慕其祖宗，竞结婚姻，多纳货贿，有如贩鬻。或自贬家门，受辱于姻娅；或矜其旧望，行无礼于舅姑。积习成俗，迄今未已，既紊人伦，实亏名教。朕夙夜兢惕，忧勤政道，往代蠹害，咸已惩革，唯此弊风，未能尽变。自今以后，明加告示，使识嫁娶之序，务合礼典，称朕意焉。』
【注释】
①累叶陵迟：累叶，累世。陵迟，盛况渐衰。累业陵迟在这里指家世衰落。
②市贾（ɡǔ）：商人。
③令狐德棻（fēn）：令狐，复姓。德棻，名。宜州人，博贯文史，武德初年，为起居舍人。贞观年间迁礼部侍郎。
④谱牒：古代记述氏族或宗族世系的书籍。
⑤偃仰自高：心安理得，自高自大。
⑥贩鬻松槚（jiǎ）：槚，木名，即楸树，常和松树一起种在坟墓前。贩鬻松槚意思是拿着前世的声望做交易。
⑦远叶衣冠：意思是远世的官绅。
⑧问名：古代婚礼『六礼』之一。男家请媒人问女方的名字和生辰八字。
⑨窃赀：这里指借机索财。
⑩结褵（lí）：褵，古时女子出嫁时系的佩巾。结褵即成婚的代称。
【译文】

贞观六年，唐太宗对尚书左仆射房玄龄说：『近来，山东的崔、卢、李、郑四大姓，虽然在前几代就已衰败，但他们仍依仗旧时的名望，自高自大，号称士大夫。每当把女儿嫁给其他家族，总要大肆索取聘礼财物，一味贪图数量，根据财礼的数目决定婚约，就像集市上的商贩一样，这样做败坏了风俗，也搅乱了【礼经】的规定。既然他们的门望与事实不符，看来，现在的礼仪制度应该有所改革了。』于是下诏，命吏部尚书高士廉、御史大夫韦挺、中书侍郎岑文本、礼部侍郎令狐德棻等人订正姓氏，普遍收集全国家谱。并根据史书传记，删除浮华，考订真假，如果一个家族上代出了忠贤，就提升等级，出了叛逆，就加以贬黜。依此标准，撰写了一部【氏族志】。后来，高士廉等人在唐太宗面前呈上所定的氏族等第时，仍把崔干列为第一等。太宗说：『我和山东的崔、卢、李、郑，并无宿怨，只是因为他们世代衰微，现在已经没有一个人做官，却还自称是士大夫，婚嫁的时候，依此大量索取财物。有的人才能见识平庸低劣，却还悠然自得地自夸高门，炫耀死去的祖先，依附于富贵之列，我真不明白社会上为什么还会看重他们？如果有人能建立功业，爵位隆重，善于侍奉君主和父亲，忠孝都值得称赞，或者道德仁义高尚，学艺通博，这样也足以自立门户，称得上是士大夫。如今崔、卢之类，只是自恃远祖的高官厚爵，怎能和当朝的显贵相比呢？公卿以下的人，何苦给他们多送财物，助长他们的气势呢？他们只图虚名不顾实际，想借此增加自己的光彩。

我之所以要复位氏族，是为了树立当今显贵的地位，为什么还把崔干列在第一等，你们这不是看轻我朝的官爵吗？所以，不管以前如何，只按照今天的官品、人才来定等级，并且这次量定等级将作为永久的准则。』于是把崔干定为第三等。贞观十二年，【氏族志】全书完成，共一百卷，颁行天下。其后，唐太宗下令说：『氏族高下，要以官爵相联系，婚姻的正道，要以仁义为先。自从北魏失国，北齐灭亡，朝野变化，风俗衰败。早先的燕、赵古姓，后人多失去官爵，以前齐、韩旧族，行为也有悖礼义。他们名不闻于乡里；身不免于贫贱，却自称高门后裔，而不讲究嫁娶礼仪，依仗名望只在于勒索财物，女儿必嫁给富贵之家。于是就有新做官的人和钱财多的人家，羡慕富贵人家的祖宗，抢着和人家攀亲，多送财物，如同买卖。双方有的自愿贬低家门，受辱于姻亲，有的夸耀过去的地位，在公婆面前行为无礼。这种做法积习 已久，已经成了风俗，至今还未改变，这既紊乱了人伦，也有亏于名教。我日夜谨慎小心，操劳政事，历代的弊端祸害，都已制止革除，唯有这项坏风气，还没有完全转变。从今以后，让天下人都要懂得嫁娶的规矩，务必合乎礼法，按照朝廷的礼仪办事，才符合我的心意。』

《贞观政要》卷二十九礼乐篇所载唐太宗修订《氏族志》一事，实为唐代政治文化史上极具深意的制度改革。太宗此举非仅止于整顿婚俗，实乃通过重构社会价值体系，以巩固新兴政权之合法性。今试析其要义如下：

一、门阀积弊与政治革新
山东崔、卢、李、郑四姓"累叶陵迟犹自矜大"之现象，折射出南北朝以来门阀制度的深层矛盾。太宗敏锐指出其"论数定约，同于市贾"的实质，实将门第资本异化为经济交易。这种以谱牒为质押的婚姻模式，不仅淆乱礼制，更形成与皇权抗衡的社会权力网络。诏令高士廉等重订《氏族志》，实为以史学考据为手段的政治整肃，"剪浮华、定真伪"八字，暗含摧毁旧门阀话语权的深意。

二、价值重估的标准重构
太宗提出"立功爵位""忠孝可称""道义清素""学艺通博"四条新标准，彻底颠覆了以郡望论高下的传统。其特别强调"不论数代已前，只取今日官品"，实则是将人才评价体系收归中央政权掌控。值得注意的是，崔干从一等降为三等的案例，生动体现了"当朝冠冕"对"远叶衣冠"的制度性替代，这种动态等级制实为科举制度的前奏。

三、礼法合治的深层意图
贞观十二年颁行《氏族志》时，太宗诏书直指"慕祖宗""竞婚姻"的实质是权力寻租。将婚姻伦理纳入"惩革蠹害"范畴，可见其视礼制改革为吏治延伸。所谓"务合礼典"，实为通过法典化手段重建社会流动秩序，使人才选拔、婚姻缔结皆统合于国家治理体系。

此事件揭示贞观之治的重要特征：以文化整合推动政治集权。太宗既未如北魏孝文帝全盘门阀化，亦未似武则天时期激进打击旧族，而是在保持社会稳定的前提下，通过制度性调整完成价值体系转换。这种"寓革命于改革"的智慧，对理解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调适机制颇具启示。

《贞观政要》卷二十九《礼乐》所载唐太宗修订《氏族志》一事，实为唐代政治文化史之关键节点。太宗敕令重定氏族等第，非仅关涉门阀制度之调整，更彰显其"崇树今朝冠冕"的政治智慧与改革魄力。今试析其要义如下：

一、改革之缘起：矫治门阀积弊
山东崔、卢、李、郑四姓虽"累叶陵迟"，犹以旧望自矜，婚嫁"同于市贾"。此现象折射出南北朝以来士族社会的两大顽疾：其一，门第观念异化为财物交易；其二，没落士族仍垄断社会评价体系。太宗敏锐指出其"轻重失宜"的本质，实为对传统门阀政治的根本性质疑。

二、修志之准则：重构价值体系
高士廉等初稿仍列崔干为一等，太宗即提出三重批判：首先，指摘旧族"才识庸下"而"依托富贵"的虚妄性；其次，确立"立功""忠孝""道义""学艺"的新评价标准；最终明令"不论数代已前，只取今日官品"。这种以当代功业取代世系传承的价值观，实为科举制度推行前的重要思想铺垫。

三、政治深意：构建新型士大夫阶层
太宗诏书强调"氏族之美，实系冠冕"，将政治地位而非血缘出身作为社会评价核心。通过将崔干降为第三等，打破"向声背实"的旧秩序，使"新官之辈"获得与其政治贡献相匹配的社会地位。这种制度设计，既消解了传统门阀的政治垄断，又为寒门士子开辟上升通道。

四、文化意义：礼法秩序的重建
贞观十二年颁行《氏族志》时，太宗特别申明"婚姻之道，莫先仁义"，旨在矫正"竞结婚姻，多纳货贿"的陋习。这种将礼制改革与社会教化相结合的做法，体现了贞观之治"纳礼入律"的治理特色。

要言之，《氏族志》修订工程实为太宗"致治之术"的重要实践。通过制度性调整社会评价体系，既瓦解了旧士族的残余影响力，又为新兴统治集团提供了文化合法性。其"忠贤褒进，悖逆贬黜"的原则，至今犹有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