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雲讀史:厲以寧走了，留下了他最愛的貧富兩極分化

青雲讀史:厲以寧走了，留下了他最愛的貧富兩極分化
如果只看題目，很多人可能會覺得我在罵他，其實我是在誇他，因為他認為貧富兩極分化是好事，而且身體力行地推動兩極分化。如果中國出現了貧富兩極分化，自然不能抹滅他的功勞。他曾經說過，『中國的貧富差距還不夠大，只有拉大差距，社會才能進步，和諧社會才能有希望。』為什麼他會有這種想法呢？因為他對工人農民沒有感情，工人農民只不過是他眼裡的牛馬，是推動GDP增長的耗材。他曾經說過，『8億多農民和下崗工人是中國巨大的財富，沒有他們的辛苦哪有少數人的享樂，他們的存在和維持現在的狀態是很有必要的。』
   他敢這樣說以至於敢這樣做，是建立在他是少數可以享樂的人的基礎上。作為先富起來的一部分人，只要自己過上了奢華的生活，還管什麼老百姓的死活呢？他曾經說過，『我要為富人說話，不是為了討好富人。今天有些人罵富人，好像是給窮人出氣，其實他們是害了窮人。』
在他看來，富了就是成功了，不管錢是偷來的還是搶來的，都不能罵，只要罵，就是仇富。所以他才理直氣壯地說，『在改革過程中，國有資產的流失是必然的，不必大驚小怪的。』如果國有資產沒有流到自己手裡，有人會這麼說話嗎？所以我很理解他，小偷肯定認為有人家裡失竊是必然的，不必大驚小怪的。
   他說，『中國窮人為什麼窮，因為他們都有仇富心理。』這就好比是小偷認為，為什麼有人窮呢？因為窮人仇視小偷，如果人人都當小偷，不就都富起來了嗎？問題是，沒人幹活賺錢，人人都當小偷，大家都去偷誰呢？國有資產流失，只可能流失到少數人手上，不可能流失到所有人手上，這是傻子都能懂的道理。
中國人從來不仇富，因為君子愛財，取之有道。只要是憑自己的雙手勞動合情合理合法賺來的錢，只會被周圍人尊重。只有那些靠偷靠搶富起來的人，才會被群眾仇視，因為他們偷來的搶來的，都是本來屬於群眾的錢。只不過他們偷搶的手段非常高明，美其名曰國有資產流失是正常的。
他還說，『中國不應該建成福利社會，否則人們便沒有危機感，不好好工作。我建議取消所謂的養老保險、失業保險、工傷保險等等福利，目的是保持大家的工作熱情和能力。』怪不得以前免費住房免費醫療免費上學最後變成了三座大山呢，原來是為了讓人們有危機感，然後去好好工作。他認為福利社會讓人沒有危機感，這樣會養懶漢。
前幾天我寫毛主席設計的高福利下的競賽制度，很多人也在後台給我留言說這樣會養懶漢，這就是典型的沒有腦子。高福利不是所有人一步到位的，方向是最終所有人實現免費住房，但這不可能一蹴而就。這個過程中，先給誰後給誰，給誰位置好的，給誰位置差的，給誰大戶型，給誰小戶型，要看誰給國家和集體做出的貢獻大，先享受就要努力做得比別人貢獻大，這就是競賽。
經濟學家們反對高福利，是因為高福利下沒有人能暴富，沒有人能強迫別人出賣肉體和靈魂。只有貧富差距足夠大，窮人足夠窮，才會有人被迫出賣肉體和靈魂，而那些暴富起來的人就成為這些肉體和靈魂的消費者。以前是免費的福利，現在是要用肉體和靈魂去換，這在演藝圈表現得最為明顯。要想有戲拍，先跟導演睡，活活把以前的人民藝術家搞成了高價雞。為了房子，為了治病，為了上學，處處都會被人用高價脅迫，被逼無奈之下，就必須得委屈自己。窮人不但要出賣自己，還要拼低價出賣自己，這就是經濟學家津津樂道的競爭。經濟學家們反對工人農民擁有高福利，但是自己卻享受着高福利，赤裸裸侮辱大眾的智商。
   現在的人也都被經濟學家洗腦洗傻了，他們不是要求讓沒有高福利的人實現高福利，而是要求讓高福利的人取消高福利。人人都羨慕體制內，卻忘記了以前人人都是體制內，廠長根本就沒有權力開除工人，他們居然不要求回到以前的福利保障，而是要求取消其他人的福利保障。我不希望我和別人一樣幸福，我只希望別人和我一樣慘，這就是被洗腦後的思維。
   這不就是經濟學家希望的嗎？經濟學家成功地分化了大眾群體，讓大眾群體產生了撕裂，陷入了內鬥。只有大家一起努力讓所有人享受到高福利，大家才能團結起來。如果一部分人不主張自己高福利的權利，還要求剝奪別人的高福利，那麼就不可能團結起來。
一個所謂的經濟學家，如果只靠自己一個人的力量，是不可能把理論變成現實的。但是觀察現實我們會發現，經濟學家的理論的的確確都變成了現實，這說明有一股強大的力量在實踐經濟學家們的理論。只能說，有什麼樣的老師，就會有什麼樣的學生，他教出來的學生真的是太出色了，完整地踐行了他的理論，並把他的理論變為了現實。
專家的建議很多，但是老百姓對專家的看法已經出奇的一致，那就是專家不要再建議了，專家的建議都是打着為了老百姓的利益的旗號損害老百姓的利益，如果專家們的建議都被採納了，老百姓就沒有好日子過了。專家啊專家，閉嘴就是對老百姓最大的善意。專家們的確可怕，但是專家們的學生更可怕，你知道這個專家的學生都是誰嗎？

關於厲以寧先生經濟思想的幾點商榷

厲以寧先生作為我國著名經濟學家，其學術觀點確實存在值得深入探討之處。筆者以為，學術討論應當建立在完整把握理論體系的基礎上，而非斷章取義地截取隻言片語。

首先需要澄清的是，厲以寧先生關於"適度收入差距"的論述，本質上是針對計劃經濟時代絕對平均主義提出的矯枉之論。他在【非均衡的中國經濟】中強調，市場經濟必然會產生收入差距，但這種差距應當控制在合理範圍內。所謂"拉大差距"的表述，實則是針對當時僵化的分配體制而言。

其次，關於社會福利的討論，厲先生主張的是"可持續的社會保障"，這與完全否定福利制度存在本質區別。他在【中國經濟改革與股份制】中明確指出，社會保障體系應當與經濟發展階段相適應。這種觀點與當下強調的"共同富裕要量力而行"的政策導向具有內在一致性。

值得思考的是，厲先生提出的"三次分配"理論（市場分配、政府調節、道德分配），恰恰為縮小貧富差距提供了系統性思路。他晚年更強調通過教育公平、慈善機制等途徑實現社會流動，這些主張與其被曲解為"支持兩極分化"的立場相去甚遠。

歷史地看，任何經濟轉型期都難免出現陣痛。將特定歷史階段的社會問題簡單歸因於個別學者的理論，既不符合學術討論的規範，也無助於問題的真正解決。我們今天反思改革歷程，應當秉持辯證態度，既看到成就，也正視代價，在歷史語境中理解理論演進的複雜性。

【周易】有云："天下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經濟政策的制定從來不是非此即彼的選擇，而是在多元價值中尋求動態平衡的過程。這或許是我們今天討論厲以寧學術遺產時，最應秉持的學術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