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惟邦本”的出处和历史影响“民惟邦本”是中国传统民本精神的集中体现。“民惟邦本”出自《尚书·五子之歌》。书中记载，太康身居帝位却不务朝政，放纵情欲，没有节制，百姓对他非常怨恨，但他却不知反省。有一次他到洛水之南打猎，打了百余天都不回都城，国民怨声载道。有穷国的国王（即后羿）把太康拦在了黄河岸边，不让他回国。太康的五个弟弟埋怨太康不理朝政而陷入困境，分别作了一首诗来劝诫太康。其中第一个弟弟说：“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予视天下，愚夫愚妇，一能胜予。一人三失，怨岂在明？不见是图。予临兆民，凛乎若朽索之驭六马。为人上者，奈何不敬？”意思是，人民是国家的根本，根本牢固了，国家才能够安宁。我看天下的愚夫愚妇，都能够战胜我。对于民怨，岂能只在乎已经显露的？应该在尚未显露时就有所谋划。我治理亿万民众，危惧的心情就像用腐朽的绳索驾驶六匹马拉的马车。作为民众的君主，怎么能够不谨慎恭敬呢？
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予视天下，愚夫愚妇，一能胜予。一人三失，怨岂在明？不见是图。予临兆民，凛乎若朽索 ...
《尚书》中的这种“民惟邦本”的执政理念贯穿于整个中国历史。早在《周易》之中，就已经出现了与此一致的思想。《周易·剥》：“《象》曰：山附于地，剥。上以厚下安宅。”山本是高起于地面，却由于下不厚而颓下，附着于地，这是圮剥之象。圮剥必然是从根基开始，下剥则上危。为政者通过圮剥之象反思施政，那么在治理时就应当“厚下”，厚恩加于百姓，以求得“安宅”。《周易禅解》云：“山附于地，所谓得乎丘民而为天子也。百姓足，君孰与不足？故厚下乃可安宅，此救剥之妙策也。”山附于地，就是孟子所讲的“得乎丘民而为天子”，也就是《论语》中孔子讲的“百姓足，君孰与不足？”民是社会的基石，以民为本则民足，民足则社会的基石就稳固，社会的发展才有保证。 历史的发展验证了“民惟邦本”这一规律。例如，夏商周历经数十世才衰败，而秦朝两世就衰亡了，原因在于夏商周三代的君主能够和天下的人民同甘共苦。而秦始皇独裁专制，压迫百姓，所以一旦倾覆、遇到危难，也没有人去拯救他。由此可见：“夫与人共其乐者，人必忧其忧；与人同其安者，人必拯其危。”在位者、执政者对待人民、百姓的态度与其基业的兴衰成败具有密切关系。正如《左传》中所总结：“国之兴也，视民如伤，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为土芥，是其祸也。” 民本思想的三个层面一、经济上富民利民关于经济上富民，孔子的“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富而可求，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以及“庶之”“富之”“教之”的经济发展“三步曲”论述说明，孔子从不否认人们对物质财富的正当追求，并认为一定的物质条件和经济水平是实施良好有效的道德教化的基础。孟子也说：“今也制民之产，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赡，奚暇制礼义哉？”（《孟子·梁惠王上》）管子也明确提出：“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管子·治国》）所以治国首先应该从经济上富民。 同时，古人还认识到，经济的发展并不必然解决贫富悬殊的问题，关键是要实现经济均衡发展。《道德经》曰：“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有余、不足，皆是不平等。如果放任有余而不损、不足而不补，有余和不足之间的差距就会越来越大，必定会因贫富悬殊而导致社会冲突。因此，治国当效法天道，损其当损者，补其当补者。中国古代士、农、工、商的排序，以及经济政策中轻徭薄赋、为民制产、防止兼并等都是调节不均、减少贫富差距的手段。当然，损益手段必须依循中正之道，才能举国上下贫富贵贱皆得欢喜。《周易·益》曰：“损上益下，民悦无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利有攸往，中正有庆。”损抑于上、增益于下，民众就会喜悦无限；尊贵者礼贤下士、增益民众，其道必能大放光芒。利益有所往，以中正之道让天下人受益，皆能吉祥。 关于如何富民，古人提醒统治者要节制欲望。《晏子春秋》中记载：晏子教导齐景公说：“节欲则民富。”所以，在古人看来，富民不是简单地追求经济增长，因为这不能解决两极分化的问题，保证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因此，效法天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从制度的设计上促使经济均衡发展，倡导富裕的人节制欲望，反对奢靡之风，关心扶助弱势群体，避免财富过分集中在少数人的手里，都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手段。 在富民方面，古人特别重视对弱势群体的关心和扶持，国家尤其注重设立一些制度，来消除因为阶层、行业、老弱、疾病、灾难等所导致的贫富差距。《礼记》记载，古礼规定，在位者除了不与民争利之外，还要承担慈幼、养老、振穷、恤贫、宽疾等责任。例如，母亲生三个孩子，国家提供乳母；生两个孩子，提供食粮；十四岁之前的少年人不用服徭役，这些都是慈爱幼童的具体制度。在养老方面，五十岁以上乡里养老；六十以后由国家养老，养于国中的小学；七十以上的养于大学。秋天的第二个月，要注意养护衰老的人，授给他们坐几、手杖。在赈济贫穷方面，国家对于鳏寡孤独等困穷之人，要提供谷物粮食；要加赏以身殉国者的后代，对以身殉国者的妻子儿女提供财禄的供给。在宽待残疾之人方面，凡是有残疾不能做事的，不在征兵作士卒之数。《礼记·月令》对此有详细论述：“仲春之月，养幼少，存诸孤”，“季春之月，天子布德行惠，命有司发仓廪，赐贫穷，振乏绝”，“仲秋之月，养衰老，授几杖”，“孟冬之月，赏死事，恤孤寡”。鳏寡孤独废疾者，也就是现在的弱势群体，是社会中的“短板”，把“短板”补齐，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 二、政治上重民听民关于从政治上重民，《六韬》中记载：善于治理国家的人，对待百姓就像父母慈爱自己的儿女、兄长友爱自己的弟弟一样，“见之饥寒，则为之哀；见之劳苦，则为之悲”。这就要求在位者要爱民如子，切实关心百姓疾苦，回应群众关切，解决民众困难。 在位者从政治上重民，主要表现在必须重视倾听人民的呼声，让下情能够上达。《潜夫论》中讲：“治国之道，劝之使谏，宣之使言，然后君明察而治情通矣。”为此，古圣先王设立了各种制度，以便听取人民的谏言，了解自己的施政得失。《后汉书》中亦记载杨震之语：古代圣哲明王所以能明察事理、修政安民的原因，就在于不仅设敢谏之鼓，立诽谤之木，让人们随时可以进谏，甚至听到百姓的怨骂，都会洗耳恭听，真诚接受，真正地做到了广泛听取普通百姓的意见、全面细致地体察民情。这些劝谏制度的制定，都是为了使民情上达，民心安定。这样广开言路，才能洞察隐忧，做到兼听则明，不被蒙蔽。 三、文化上教民化民关于文化上教民，《管子》中曾言：“得人之道，莫如利之。利之道，莫如教之。”关于教育的目的和核心，《礼记·学记》中言，“教也者，长善而救其失者也”，即让人善良的方面不断增长，而使人的过失得以挽救。因此，一个好的领导者应同时具备“君”“亲”“师”三个职能。这意味着在位者不仅仅要管理率领民众，还要像父母关爱儿女般关爱民众。除此之外，还要教导民众做人的道理。这些才是真正的利人之道。 中国传统道德教育的规范简要明确，易记易传，概括起来就是“四维”“八德”“五伦”“五常”。四维即礼、义、廉、耻。《管子》讲“四维张，则君令行；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八德即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五伦”即孟子总结的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五常”即仁、义、礼、智、信。这些都是千百年来中国人普遍奉行的道德观。 中国传统的教育不仅包含伦理道德的教育，“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因果教育也是必不可少的内容。在中国古代，教育由儒释道三家共同承担，因果教育贯彻于三家教育之中，核心都是教导人们“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如《周易·文言》的“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大学》的“德者本也，财者末也”“货悖而入者，亦悖而出”，《中庸》的“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禄，必得其名，必得其寿”，《尚书》的“惠迪吉，从逆凶，惟影响”，《诗经》的“无念尔祖，聿修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等等。 《晏子春秋》中记载，齐景公曾问晏子：“明王之教民何若？”晏子回答说：首先要明确教义和政令，并且自己率先履行；对待人民不用苛政，而以刑罚来防止犯罪；要求臣民做到的，君王必须先做到；禁止百姓去做的，自己一定不能违反，这样，人们才会服从其教诲。 所以，教民要求领导者和教育者首先接受教育。民众跟从的是为政者的行为，而非其言语。正如《礼记·乐记》中所言：“君好之，则臣为之；上行之，则民从之。”如果为官者认为需要教化的是百姓，自己却不能身体力行，结果势必会导致“言教者讼”，使民众对在位者生起逆反情绪，达不到教育的效果。 总之，漫长的历史发展中积累的民本思想，对于我们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建设中国特色民主政治，实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中国式现代化等都具有重要借鉴和启示。 《注：原载《月读》2023年第2期，2023年2月5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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