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人的人生轨迹

古人的人生轨迹

“凡百元首，承天景命，莫不殷忧而道著，功成而德衰。有善始者实繁，能克终者盖寡。岂其取之易而守之难乎？昔取之而有余，今守之而不足，何也？夫在殷忧，必竭诚以待下；既得志，则纵情以傲物。竭诚则胡、越为一体，傲物则骨肉为行路。虽董之以严刑，震之以威怒，终苟免而不怀仁，貌恭而不心服。怨不在大，可畏惟人；载舟覆舟，所宜深慎。奔车朽索，其可忽乎？”

“凡百元首，承天景命”，“百”，多。基本上指所有的君王。“元”，指头。“元首”，头脑。用头比喻国君。用身体比喻大臣，所以大臣形容为“股肱”。“景”，大的意思。承奉上天交给的重大使命。

“莫不殷忧而道著，功成而德衰。” “殷忧”，指忧患深重。无不是在深深的忧患中使治道显著。历史上，开国的君主在打天下时，都是兢兢业业、闻鸡起舞、励精图治，但是天下安定后就开始放逸，所以“功成而德衰”，功业有成就，德业就开始衰退。为什么？功成就会自满，又有奸佞小人察言观色、取媚奉承，君主就开始觉得自己很了不得。

所以，《曲礼》开篇讲：“傲不可长，欲不可纵，志不可满，乐不可极。”傲慢很容易滋长，无论贫富贵贱都有傲慢心。一个人长得漂亮，容易傲慢；学习成绩好，容易傲慢；家庭出身好，容易傲慢；有钱容易傲慢；聪明容易傲慢。

“欲不可纵”，欲是深渊，一个人的欲望一旦打开就没有边际。所以，《大学》中讲修身从哪里做起？首先从格物做起。“格物”有不同的解释，但是最恰当的理解就是“格除物欲”，面对财色名利的诱惑能够如如不动。“格物”之后才能“致知”，智慧才能显明。“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只有把心放正，才能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所以，领导者修身应该从革除物欲做起。也就是吃穿住行都要力求简朴，不能奢侈浪费。

中国古人从小教导孩子要勤俭持家，所以大多数家庭都能够绵延数代，家道长久。像曾国藩先生做到四省的总督，仍然要求孩子自己的家事自己做。他说，看一家子弟有没有发展前途，就看三件事情：第一，早晨几点钟起床。几点钟起床可以看出这个孩子是骄奢淫逸还是勤苦好学。第二，是不是自己的家事自己做。自己做家事，才能习劳知感恩。一个孩子从来不做家事，不知道劳动成果来之不易，就没有感恩心，你为他付出多少，他都觉得是应该的。第三，是否读圣贤书。读圣贤书，明白“成由勤俭破由奢”的道理，能够经常提醒自己，就不会放纵情欲，骄奢淫逸。

中国古人的人生轨迹是这样的：少年的时候惜福、积福，要勤学、节俭并且多付出；到中年时，用自己的所学、所能贡献国家、回馈社会、造福人民。当一个人心中有这种心念时，即使承担很重的工作也不会有压力。为什么？因为他能够看到自己的工作对于国家、人民乃至千秋万世的价值和意义；到老年时，因为古人很重视儿女的教育，儿女教育得好，子孙围绕膝前享受天伦之乐。

所以，“少年得志大不幸”，少年得志又骄奢淫逸，人生很快就会败下来。古人明白“俭以养德”的道理，当君主骄奢淫逸时，身边有贤德、明理之人来劝告。但是现在，领导者很少读圣贤书，一旦事业有成，就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又因为西方价值观的冲击和传统圣贤教育被废弃，导致身边不仅没有人劝告，反而一味地顺从他、称颂他，结果助长不良作风，不以骄奢淫逸为耻，反以为荣。

“有善始者实繁”，“善始”就是好的开始，有善始的人确实很多。像学习传统文化立志的人，想成就学问、发愿的人很多，“能克终者盖寡”，半年过去了，能坚持到最后的大概很少。所以，要慎终如始、持之以恒，发勇猛心，立决定志，决定要做好，决定要做到，这样才能不退。

“岂其取之易而守之难乎？”难道是取天下容易而守天下难吗？《贞观政要》记载，有一次太宗和大臣们讨论一个问题，打天下难还是守天下难。房玄龄认为打天下难；魏徵则认为守天下难，因为历代有这么多得天下的人，最后都因为腐败堕落，国破家亡。太宗很通达人情，他没有说谁对谁错，他说：“玄龄从前跟随我定天下，备尝艰辛，九死一生，所以体会到创业之艰；魏徵与我安天下，忧虑滋长骄奢淫逸之端，以致走上败亡之地，所以看到的是守成之难。而如今创业的艰难已成过往，守成的艰难正是我与诸位大臣们应当慎重面对的。”这就是说，创业维艰，守成不易。这里是对“善始者实繁，克终者盖寡”的情况做了一个设问，难道是创业容易守业困难吗？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总结党百年辉煌的历史经验，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正是认识到创业维艰，守成不易，目的就是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其中强调：“全党必须铭记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常怀远虑、居安思危，继续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坚定不移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勇敢面对党面临的长期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坚决战胜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这说明，我们党对于所面临的考验和需要战胜的风险都有明确、深刻的认识。因此，学习魏徵《谏太宗十思疏》这篇奏章，就显得非常必要。

“昔取之而有余”，当初取得天下，能力好像还有余。“今守之而不足”，如今守成却感觉好像能力不足。“何也？”为什么呢？接下来这句话点出为什么“善始者实繁，克终者盖寡”。“夫在殷忧，必竭诚以待下”，“殷忧”，深深的忧患。因为取得天下的时候，处于深深的忧患之中，共患难的时候，往往非常珍惜彼此同甘共苦、患难与共的情谊，所以必定竭尽诚意对待下属。“既得志，则纵情以傲物。”但是取得天下之后，却放纵情欲、傲视他人。这种心态的改变，造成天壤之别的结果。

“竭诚则胡、越为一体”，“胡”，一般指北方的少数民族。“越”，指南方的民族。一个人能竭尽忠诚，与疏远隔绝的胡越边族都能相处良好、合为一体。这也是至诚感通，因为竭尽诚意，即使语言不通，都能把关系搞好，甚至是疏远的少数民族都能够团结一体，不分彼此。“傲物则骨肉为行路”，“骨肉”是至亲。傲气凌人则把至亲骨肉都变得形同陌路。“骨肉”和“胡、越”对比，“一体”和“行路”对比。

“虽董之以严刑”，“董”，督促。用严刑峻法督促、管理人民。“震之以威怒”，“震”是恐吓。用威严震怒恐吓人民。能不能达到好的效果？“终苟免而不怀仁，貌恭而不心服。”这种方式不是用真诚、德行去感化，反而要加重严刑峻法和威势。人民最终只是苟且求免于刑罚，而不能感怀仁德。

“怀德”有两重含义：第一重意思，人民不能感怀仁德、仁政。用威刑、震怒治理人民，人民不会认为君主是仁君，也不会感怀天子、国家的恩德，反而抱怨、怨恨。另一重意思，上行而下效。《大学》中讲：“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义者也。”领导者的仁义能够唤醒人民的善心。反之，领导者自己都不讲求仁爱，使用严刑峻法，那么老百姓也都苛刻，不会心怀仁德。

“貌恭而不心服”，外表很恭敬，内心并不服气，并不是“中心悦而诚服”。假如老百姓心都不服，怨气会慢慢地累积，积到一定程度就会导致动乱。“怨不在大，可畏惟人。”怨恨不在大小，可畏惧的就是人民。“人”，本应写作“民”，因为避李世民的讳，才写作“人”。

“载舟覆舟”，这个典故出自《荀子·哀公》篇，《孔子家语》中也有：“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现在都讲“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君主爱护人民，人民就拥戴君主，所以载舟；君主糟蹋人民，视民如草芥，人民就会推翻君主，所以覆舟。

“所宜深慎”，这是应当深刻慎重的。谨慎到什么程度？“奔车朽索，其可忽乎？”如同用腐朽的绳索驾驭奔驰的马车，稍不留神就会人仰马翻，所以不能有丝毫的松懈。“其可忽乎？” “其”在这里表示诘问，相当于“岂”，岂能疏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