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人制礼作乐,节度人的贪欲好恶

制礼作乐

“四曰以乐教和，则民不乖。”四是用乐教教民和睦，这样民众就不会乖违。

《礼记·乐记》中讲述了天下大乱的原因，以及圣人制礼作乐的目的：人在出生时，本性是安静的，也就是本自清净。但是受到外界环境影响时，心能够一一地感知，而且容易生出好恶。如果内心的好恶不加以节制，外在又受到物欲的诱惑，本自清净、纯净、纯善的自性就会被埋没而不能显现。而那些外在的诱惑不断地影响人，人如果不能自我检点约束，就一定会被外境所同化，从而埋没自性而穷极人的贪欲。于是，产生违逆不顺、巧诈虚伪之心；产生恣纵逸乐，犯上作乱之事。所以，强者胁迫弱者，人多势众者凌辱势单力孤者，聪明者欺诈愚笨者，勇敢者困辱懦弱者。病人得不到疗养，老弱孤独之人得不到合适的安置。这就是导致天下大乱之路，为了避免天下大乱，圣人才制礼作乐，节度人的贪欲好恶。如果人过分贪图安逸快乐而远离礼义，就用钟鼓干戚之乐来调和。“干”，盾。“戚”，斧。这都是古代武舞所执之具。古代的舞有文舞、武舞，武舞执盾、斧，文武执羽。所以《乐记》中说：“钟鼓干戚，所以和安乐也。”

当世道衰乱，上下无序时，礼就会被废弃，而音乐也会放纵淫逸。于是，乐声便会哀怨而不庄重，欢乐而不安详，散慢而迭相陵犯，让人沉迷于声色而忘失本性。人们会被这种乐声干扰，而破坏其原本自然舒畅的正气，泯灭平顺祥和的善德。因此，君子向来都贱弃乱世之声。

但凡奸邪的声音感动刺激人心，就会有违逆之气与它相应。奸邪之声与违逆之气相互感应，又化而成象，则淫乱之乐就会产生。而纯正无邪的声音感动人心，就会有顺畅之气与它相应。纯正无邪的声音与顺畅之气相互感应，化而成象，则和谐之乐就会产生。在这一唱一和相互感应之间，乖违与乖违之气相应，邪僻与邪僻之气相应，曲、直也如此相应，各归各分。而宇宙万物的道理，也都是以同类相聚，彼此感应互动。这就是《周易》中所讲的“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道理。

因此，君子必须抑制情绪欲望的泛滥，端正自己的志向，与志同道合的人切磋相长，以成就善行。而奸邪的声音、淫乱的色相，不存留于耳目之中；淫逸的音乐、邪僻的行为，不污染自己的内心；怠惰、傲慢、邪僻的习气，不沾染自己的身体四肢。使耳、目、鼻、口、心智及整个身体，都能遵循正道而实践正义的行为。

总之，君子要远离奸邪之声，听用雅正之乐。雅正之乐有什么特点和功能？用声音把心志表达出来，与琴瑟相和而成乐章，挥动干戚而成武舞，用羽旄作饰而成文舞，随之用箫管伴奏。用此音乐焕发出天地至德的光辉，引导阴、阳、刚、柔四气顺畅中和，以显示万物运行的法则。因此，正乐通行而人伦正位，万类清美，使人耳聪目明，心气和平，良好的社会风气随之潜移默化而蔚然形成，天下因此而太平。由此可见，德音雅乐可以移风易俗，安定天下。所以，《孝经》中说：“移风易俗，莫善于乐。”

古人还对音和乐做了区分。以道为主导的乐，有益于心性的提升；以满足感官刺激作为主导的音，则会导向社会混乱。《乐记》中说：“君子乐得其道，小人乐得其欲。以道制欲，则乐而不乱；以欲忘道，则惑而不乐。”在古人看来，音和乐有所不同。低层次的音悖逆天道中庸的原则，对人性的宣泄毫无节制，会引导人走向颓废甚至暴力的极端，最终毁灭人性，这也被称为亡国之音；而高层次的乐是天道的体现，人在享受乐的同时，能够受到道德的熏陶，涵养心性，是入德之门。所以，古人通过乐教教导民众和谐，听德音雅乐让自己心平气和，身心和谐，没有不平、怨恨、贪嗔痴慢疑，这样才能与人和睦相处，行为不乖违。

“五曰以仪辨等，则民不越。”“仪，谓君南面、臣北面，父坐子伏之属也”，“仪”是国君面南听政，臣子面北俯首，以及父正坐、子侧伏之类。五是以礼仪辨别尊卑等级，这样民众就不会僭越。贾公彦疏：“仪，谓以卑事尊，上下之仪有度，以辨贵贱之等，故云‘以仪辨等’也。民知上下之节，不敢逾越。”“仪”是身份卑下的人侍奉身份尊贵的人，上下之间礼仪有度，这样才用以辨别贵贱的等级。这种贵贱的等级，在现代社会也依然存在，比如部长、局长、处长、科长，也有等级区分。局长见到部长，为了表达尊重也应该有礼仪规范。当然，现代与传统社会有很大的变化，“以仪辨等”的教化有很严重的缺失。所以，有“仪”才能使上下知道自己行为的节度，不敢逾越自己的本分。

《史书》记载，周公有一个儿子叫伯禽。有一次，伯禽和叔叔一起去见周公，结果去了三次，都被周公打了出来。伯禽感到很奇怪，自己也不知道错在哪里。于是，伯禽去问一位有学问的人，名叫商子，伯禽向商子请教：“为什么我去见父亲三次，都被父亲打了出来呢？”商子告诉伯禽：“你到山的南面去看一看，再到山的北面去看一看，看完之后就会有所体悟。”

伯禽看了之后发现，在南山的阳面有一种树叫桥树，北山的阴面有一种树叫梓树。桥树长得又高又大，头向上仰着；而梓树又低又矮，头向下俯着。伯禽回来之后，把自己所见的向商子报告。商子说，桥木讲的就是父道，梓树讲的是为人子应有的态度。伯禽听后深受启发，再去见父亲时，一进门就赶紧小步快跑，以示恭敬，一进入室就赶紧跪在下面，向父亲请安。周公看到后很满意，说：“你这是得到有德行、有学问的人的指教了。”

如果没有得到有学问的人的指教，自己都不知道错在哪里。像现在的孩子，别人说他不孝，他会说：“我对父母很好，你怎么说我不孝？”他不知道什么是孝。别人说他没有恭敬心，他觉得：“我已经很恭敬、很尽力了，你为什么还说我没有恭敬心？”这就是“人不学，不知道。人不学，不知义”。所以，人为什么要学《弟子规》《小儿语》《太上感应篇》《十善业道经》？就是要知道自己的行为标准在哪里，什么是真正的恭敬、孝敬、感恩。

《贞观政要·论礼乐》中记载，礼部尚书王珪，掌管礼仪教化。王珪有一个儿子叫王敬直，娶了唐太宗的女儿南平公主。王珪说：“在礼上有规定，儿媳要拜见公公、婆婆。但是近世以来，这种风气逐渐改变，公主下嫁，这些礼节都被废弃了。陛下圣明，处处都遵循法令规范。我接受公主的拜见之礼，哪里是为了自己的荣耀，其实是为了国家的美名，希望礼仪道德的教化在全国都能够普遍推行。”于是，王珪和妻子就在公婆的座位上就坐，让公主亲自拿着手帕，行侍奉父母的洗手进食之礼，礼毕，公主自行退下。唐太宗听说这件事，非常赞成，而且规定，从此以后，凡是公主下嫁，都要遵照这条礼仪。即使是公主下嫁到臣子之家，也要给公婆行洗手进食之礼，这就是拜舅姑之礼。

所以，《礼记》上说：“富贵而知好礼，则不骄不淫。”富贵之人都能按照当时社会通行的礼俗行事，不骄慢放纵，那么整个社会也就不会兴起骄慢放纵的风气。所以，贵族确实需要三代才能培养出来。为什么？因为这都是从上一代潜移默化地教化而来。

可见，儿女对于父母应该有的一种态度就是恭敬有礼。但是现代，人们学了很多西方的所谓“先进”的观念，仔细想想这些观念是经不起推敲的。比如，很多人认为平等，什么是平等？儿女和父亲平起平坐，没有必要讲那么多的礼节就是平等，甚至儿子可以直呼父母的名字，像西方人一样和父母交朋友。中国人特别讲人伦，“伦”是“辈”的意思，要讲究辈分。父母和儿女是不同辈分的人，怎么能对父母直呼其名？而中国人放弃自己好的礼仪文化不学习、继承，反而去学西方没有礼的文化，这就是没有文化自信的表现。

儒家讲究“父父子子”，很多人对其批判。实际上，这是说做父亲的要尽父亲的职责，做儿子的要尽儿子的本分，彼此按照各自的礼仪要求去做，人伦关系也就自然和谐。为什么？因为礼仪是圣人观察天地之道的基础上所制定的，是教导人按照自然规律去行为，所谓“顺天者昌，逆天者亡”，顺着“道”去做，自然夫妻和睦、父子和睦、家庭幸福；违背“道”，自然家庭不幸福，婚姻出现状况，父子也可能反目成仇。

君臣之间更需要讲求礼仪。在汉朝建立初期，国家还没有设置礼仪，很多大臣都是出身草莽，有时喝醉酒就在皇帝面前争功，甚至大喊大叫，拔剑破坏了宫廷的建筑，不仅使皇帝的威严扫地，官员之间的凝聚力也大打折扣。于是，叔孙通建议汉高祖制定礼仪制度，并在整个朝廷加以推行，以正君臣之位，让大臣们知道作为臣子应当遵守怎样的礼。经过一段时间的操练，王公大臣都学会了朝堂之礼，再也不像从前一样松散邋遢。汉高祖非常高兴，赞叹说：“吾乃今日知为天子之贵也”，我今天才知道当天子的尊贵。所以，君臣之间如果没有礼仪，臣子就会懈怠，皇帝也会没有威严，尊卑的秩序混乱，民众或臣子僭越礼仪的行为就会时有发生。

说西方人是没有礼仪教化的国家，实际上一点也不夸张。比如，我们前几年去意大利考察参观。意大利接待我们这些访问的学者，因为我们也是代表政府，所以非常受重视，意大利特别邀请有名的专家来上课。结果，专家在上课时，突然手机响了，就转过头接电话，把听课的老师撂在一边。过了一会儿，手机又响了，专家又去接电话。这在当时看来是非常不可理喻，是对客人极大的不尊重。这在中国外交场合是绝对不可能出现的情况，但是这位专家却做得很自然，根本没有觉得有什么过分或者不好意思，说明已经习惯成自然。

相比较中国，人们就会觉得中国是一个有礼仪文明教化的国家。比如，西方国家在议会开会时，几乎没有人听发言者讲话，听众看电脑、玩手机、交谈，喧哗声很大。但是中国人在开会时，发言者在台上讲话，听众就要对讲话者表示尊重。而且是在重要的会议上，并不是一般的小型研讨会，这就说明中国能够做到整齐划一，恰恰是因为有礼仪道德的教化，所以人们不能盲目地向西方学习没有文化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