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商业与社会变迁(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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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道昆直言“商何负于农”、“以（重本抑末）为不然”，观点何等鲜明，这是对传统崇本抑末、重农轻商观念的诘问和驳斥。在奏本上说这种话，除了表明汪道昆的胆识和勇气外，更重要的是说明“本宜重，末亦未可轻”的农商并重思想已在社会有广泛认同，而这种思想背后的潜台词就是“农商皆本”。与汪道昆同时的东林党人，是与城镇居民有密切联系的学人团体，他们对城市工商业者更是寄予深切的同情，替城市工商业者说话，为他们的利益疾声呼吁。东林干将赵南星就提出，“士、农、工、商，（皆）生人之本业……岂必仕进而后称贤乎”[202]，首次将“士、农、工、商”四业都看成是人生的“本业”，并认为农工商诸业都可能出现圣贤英杰。此说就隐含了“农商皆本”的理念。这种认识和思潮的进一步发展，就是“工商皆本”说的出现。


    世儒不察，以工商为末，妄议抑之。夫工固圣王之所欲来，商又使其愿出于途者，盖皆本也。[203]


    这是明末清初的大学者黄宗羲（1610―1695年）在《明夷待访录・财计三》中说的一段话，现在一般都认为，这就是“工商皆本”说的最早版本。其实并不十分准确，如上文提及的赵南星就说过“士、农、工、商，生人之本业”；追本溯源，更早可以追到南宋永嘉学派，该学派主将叶适的弟子陈耆卿就明确提出说：士农工商，“此四者，皆百姓之本业，自生民以来，未有能易之者也。”[204]因此，黄宗羲的“工商皆本”论，应视为是在人们观念和社会舆论对“重本抑末”产生动摇、对工商业特别是商业的重要性已经完全接受并十分推崇的特定背景下水到渠成地出现的，当然也是他吸收前人先进思想的结果。“工商皆本”说所表达的意义，毫无疑问要比“农商并重”说更进步，更深刻。学界对黄宗羲“工商皆本”说在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史上的重要意义已给予了足够的肯定。但是，也有不少学者对黄宗羲“工商皆本”的真实内涵提出了异议，认为黄宗羲这里所谓的“工商”并不是我们在社会经济研究中所理解的完整意义上手工业和商业，而只是手工业和商业中的“本”和“末”，黄宗羲认为手工业和商业本身也有“本”和“末”之分，所谓的“末”就是“不切于民用”者，黄宗羲说：“今夫通都之市肆，十室而九，有为佛而货者，有为巫而货者，有为倡优而货者，有为奇技淫巧而货者，皆不切于民用，一概痛绝之，亦庶几乎救弊之一端也，此古圣王崇本抑末之道”，所谓的“本”就是切于民用者。黄宗羲的“工商皆本”就是指手工业和商业都要坚持为民所需的生产和交易，而不要去从事“倡优而货者”、“为奇技淫巧而货者”[205]，故这些学者指出，黄宗羲的“工商皆本”论是在“重本抑末”思想的基础上衍生出来的，而这种思想在我国东汉时已经产生[206]。然而，不管怎么说，“工商皆本”论的提出，毕竟是一种新的声音，是商品经济在发展到一定阶段时，人们对工商业的一种新认识，一种给予其历史定位的鲜明表述，具有时代意义。


    重视商业思想在当时的文人笔下也有反映。明清之际是我国市民文学发展的高峰时期。当时不少文人学士都比较接近社会中下层，因此他们更能体会商业在市民生活中的位置，更能看清商业在整个社会中重要作用。小说家往往以“乌有先生以发泄其黄粱事业”的手法，虚实相间，叙述社会上发生的一些事情，我们借此倒可从中窥见不少当时的社会实际。如清代小说《歧路灯》本是一本宣扬传统伦理道德、鼓噪封建思想的作品，但书中一位笃信儒学的教书先生，在不经意中也说出了这样一段话来：经商、做生意“也很好，我也不嫌你改业。既作商家，皆国家良民，亦资生之要。”[207]这当是时人对从商之事的真实反映。《红楼梦》中薛蟠对其母说，“如今要成人立事，学习买卖”了，他把做买卖，叫作“成人立事”；当薛母将此事告诉宝钗，这个一向最讲究正统的宝姑娘也说，“哥哥果然要经历正事……”这样的情节，又一次表明士人们已经普遍把经商看作如读书仕进（兴许还有务农）一样的是经历“正事”[208]。从意识形态的反映往往滞后于现实的客观规律来说，这一时期小说中所反映的事实，应该是在它稍前些时候所发生的，也即是这些事情应该发生在晚明，或可说前清时期。


    与“自给自足”小农经济相适应，中国的社会传统从来都是倡俭禁奢。但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市场的日趋繁荣，人们的思想意识、价值取向也开始发生变化，倡俭禁奢的传统习俗也受到了挑战。嘉靖年间，上海学者陆楫提出了崇奢黜俭论，为奢费辩护。他说：


    盖俗奢而逐末者众也……苏杭之境为天下南北之要冲，四方辐辏，百货毕集，故其民赖以市易为生，非其俗之奢故也。噫！是有见于市易之利，而不知所以市易者正起于奢。使其相率而为俭，则逐末归农矣，宁复以市易相高耶……然则吴、越之易为生者，其大要在俗奢，市易之利特因而济之耳，固不专恃乎此也。长民者因俗以为治，则上不劳而下不扰，欲徒禁奢可乎！呜呼！此可与智者道也。[209]


    陆楫从苏、松、杭地区经济比较发达繁华的既成事实出发，指出当地百姓已经“赖以市易为生”，而要使市易兴盛繁茂，就要让市民去多消费，市场的繁荣“正起于奢”；他指出，如果还是一味让百姓过节俭、朴素的生活，那么社会就会倒退到原来的小农状态，繁茂的市场也就没有了。可见，陆楫是从商业发展必须依靠市民更多的消费，而发展了的商业可为市民百姓的生活提供更多的方便和更好的服务这一出发点来提倡崇奢的，他的“崇奢”实际是提倡适量的多消费，而不是要人去“奢侈”，挥霍浪费、过分享受。毋庸置疑，这种观点也是对传统观念的一种反抗，是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