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商業與社會變遷(18)

  : 中華文史網

汪道昆直言『商何負於農』、『以（重本抑末）為不然』，觀點何等鮮明，這是對傳統崇本抑末、重農輕商觀念的詰問和駁斥。在奏本上說這種話，除了表明汪道昆的膽識和勇氣外，更重要的是說明『本宜重，末亦未可輕』的農商並重思想已在社會有廣泛認同，而這種思想背後的潛台詞就是『農商皆本』。與汪道昆同時的東林黨人，是與城鎮居民有密切聯繫的學人團體，他們對城市工商業者更是寄予深切的同情，替城市工商業者說話，為他們的利益疾聲呼籲。東林干將趙南星就提出，『士、農、工、商，（皆）生人之本業……豈必仕進而後稱賢乎』[202]，首次將『士、農、工、商』四業都看成是人生的『本業』，並認為農工商諸業都可能出現聖賢英傑。此說就隱含了『農商皆本』的理念。這種認識和思潮的進一步發展，就是『工商皆本』說的出現。


    世儒不察，以工商為末，妄議抑之。夫工固聖王之所欲來，商又使其願出於途者，蓋皆本也。[203]


    這是明末清初的大學者黃宗羲（1610―1695年）在【明夷待訪錄・財計三】中說的一段話，現在一般都認為，這就是『工商皆本』說的最早版本。其實並不十分準確，如上文提及的趙南星就說過『士、農、工、商，生人之本業』；追本溯源，更早可以追到南宋永嘉學派，該學派主將葉適的弟子陳耆卿就明確提出說：士農工商，『此四者，皆百姓之本業，自生民以來，未有能易之者也。』[204]因此，黃宗羲的『工商皆本』論，應視為是在人們觀念和社會輿論對『重本抑末』產生動搖、對工商業特別是商業的重要性已經完全接受並十分推崇的特定背景下水到渠成地出現的，當然也是他吸收前人先進思想的結果。『工商皆本』說所表達的意義，毫無疑問要比『農商並重』說更進步，更深刻。學界對黃宗羲『工商皆本』說在中國社會經濟發展史上的重要意義已給予了足夠的肯定。但是，也有不少學者對黃宗羲『工商皆本』的真實內涵提出了異議，認為黃宗羲這裏所謂的『工商』並不是我們在社會經濟研究中所理解的完整意義上手工業和商業，而只是手工業和商業中的『本』和『末』，黃宗羲認為手工業和商業本身也有『本』和『末』之分，所謂的『末』就是『不切於民用』者，黃宗羲說：『今夫通都之市肆，十室而九，有為佛而貨者，有為巫而貨者，有為倡優而貨者，有為奇技淫巧而貨者，皆不切於民用，一概痛絕之，亦庶幾乎救弊之一端也，此古聖王崇本抑末之道』，所謂的『本』就是切於民用者。黃宗羲的『工商皆本』就是指手工業和商業都要堅持為民所需的生產和交易，而不要去從事『倡優而貨者』、『為奇技淫巧而貨者』[205]，故這些學者指出，黃宗羲的『工商皆本』論是在『重本抑末』思想的基礎上衍生出來的，而這種思想在我國東漢時已經產生[206]。然而，不管怎麼說，『工商皆本』論的提出，畢竟是一種新的聲音，是商品經濟在發展到一定階段時，人們對工商業的一種新認識，一種給予其歷史定位的鮮明表述，具有時代意義。


    重視商業思想在當時的文人筆下也有反映。明清之際是我國市民文學發展的高峯時期。當時不少文人學士都比較接近社會中下層，因此他們更能體會商業在市民生活中的位置，更能看清商業在整個社會中重要作用。小說家往往以『烏有先生以發泄其黃粱事業』的手法，虛實相間，敘述社會上發生的一些事情，我們藉此倒可從中窺見不少當時的社會實際。如清代小說【歧路燈】本是一本宣揚傳統倫理道德、鼓譟封建思想的作品，但書中一位篤信儒學的教書先生，在不經意中也說出了這樣一段話來：經商、做生意『也很好，我也不嫌你改業。既作商家，皆國家良民，亦資生之要。』[207]這當是時人對從商之事的真實反映。【紅樓夢】中薛蟠對其母說，『如今要成人立事，學習買賣』了，他把做買賣，叫作『成人立事』；當薛母將此事告訴寶釵，這個一向最講究正統的寶姑娘也說，『哥哥果然要經歷正事……』這樣的情節，又一次表明士人們已經普遍把經商看作如讀書仕進（興許還有務農）一樣的是經歷『正事』[208]。從意識形態的反映往往滯後於現實的客觀規律來說，這一時期小說中所反映的事實，應該是在它稍前些時候所發生的，也即是這些事情應該發生在晚明，或可說前清時期。


    與『自給自足』小農經濟相適應，中國的社會傳統從來都是倡儉禁奢。但隨着商品經濟的發展，市場的日趨繁榮，人們的思想意識、價值取向也開始發生變化，倡儉禁奢的傳統習俗也受到了挑戰。嘉靖年間，上海學者陸楫提出了崇奢黜儉論，為奢費辯護。他說：


    蓋俗奢而逐末者眾也……蘇杭之境為天下南北之要衝，四方輻輳，百貨畢集，故其民賴以市易為生，非其俗之奢故也。噫！是有見於市易之利，而不知所以市易者正起於奢。使其相率而為儉，則逐末歸農矣，寧復以市易相高耶……然則吳、越之易為生者，其大要在俗奢，市易之利特因而濟之耳，固不專恃乎此也。長民者因俗以為治，則上不勞而下不擾，欲徒禁奢可乎！嗚呼！此可與智者道也。[209]


    陸楫從蘇、松、杭地區經濟比較發達繁華的既成事實出發，指出當地百姓已經『賴以市易為生』，而要使市易興盛繁茂，就要讓市民去多消費，市場的繁榮『正起於奢』；他指出，如果還是一味讓百姓過節儉、樸素的生活，那麼社會就會倒退到原來的小農狀態，繁茂的市場也就沒有了。可見，陸楫是從商業發展必須依靠市民更多的消費，而發展了的商業可為市民百姓的生活提供更多的方便和更好的服務這一出發點來提倡崇奢的，他的『崇奢』實際是提倡適量的多消費，而不是要人去『奢侈』，揮霍浪費、過分享受。毋庸置疑，這種觀點也是對傳統觀念的一種反抗，是商品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後的產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