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強調不戰、慎戰

惟口起羞，惟甲冑起戎；_{言不可輕教令，易用兵也。}

出自【群書治要】卷二【尚書】。

甲冑，甲是鎧甲，胄是頭盔。出言不善，特別是出教令不善，會興起羞辱。甲冑會引發兵戎。言不可輕教令，易用兵也。說的是不可輕發教令，輕易用兵。

這裡說了兩件事，首先『惟口起羞』，口出言語，不能不謹慎。像孔子以四科教導學生，首先是德行，其次是言語，然後才是政事和文學。【易經】中也說：『言行，君子之樞機』，一個人的成敗、榮辱、禍福的關鍵，都取決於一個人的言行。

有一個成語叫做自暴自棄，什麼是自暴自棄？【孟子】中說：『言非禮義，謂之自暴也；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謂之自棄也。』這是自暴自棄的標準。人說話、言語和禮義不相符、不相應就是自暴；起心動念、一言一行與仁義相違背，就是自棄。

孟子又說：『仁，人之安宅也。義，人之正路也。曠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哀哉！』仁是人的安宅。如果一個人時時存有仁愛之心，良心安定，就叫做安宅。這是用形象的比喻，苦口婆心地教導人們要領會這些道理，做到『居仁由義』。『義，人之正路也』，義是人行走的光明大路。『曠安宅而弗居』，曠是空著，不把心安住在仁之上。『舍正路而不由』，由是行走，沒有走在道義的路上，這是多麼可悲的事。這都是提醒人們，一個人的言語要符合禮、符合仁義。對於君主而言，更應該謹言慎行，說話、出教令不能不謹慎。

【群書治要·說苑】中記載，魏文侯在樂師鼓琴時，隨著音樂翩翩起舞，美滋滋地唱道：『讓我的言語沒有人違背。』魏文侯當君王目的是什麼？沾沾自喜，希望自己的言語沒有人敢違背。樂師聽後，抱著琴去撞魏文侯。因爲樂師是一位盲人，沒有撞到，只是把魏文侯帽子上的玉串撞碎了。魏文侯很生氣，對左右的人說：『做臣子的居然敢撞他的君王，罪當如何？』左右的人說：『應當被烹殺。』於是，左右的人把樂師拉到下面受刑。

剛走下一個台階，樂師說：『我可不可以說完一句話，再去受死？』魏文侯說：『可以。』樂師說：『聽說從前堯舜做君主時，唯恐自己的言語不被人違背；桀紂做君主時，唯恐自己的言語被人違背。所以，我剛才撞的是桀紂，而不是我的君主。』

魏文侯聽了之後受到提醒，知道自己錯了，就把樂師放了，說：『這是我的過失。把這把琴懸掛在城門口，作爲我日後可以改過自新、接受諫言的憑證；帽子上的玉串也不必修補，把它留作我今後的借鑑。』以後看到撞碎的玉串，就知道自己應該向堯舜學習，而不能像桀紂那樣說出『讓我的言語沒有人敢違背』這種荒謬的話。

所以，權位確實可以無形中增長人的控制欲。古人說：『時位之移人也』，時間、位置不同，人的氣質、態度、觀念都會發生轉變。如果根據官位，把權位變成指使他人的工具，這種態度就錯了。

【群書治要·中論】中說：『位也者，立德之機也；勢也者，行義之杼也。』職位和權勢都是建立仁德、施行道義的工具，而不是頤指氣使、炫耀自己的資本，更不是損人利己、驕奢淫逸的條件。

古人說：『官門好積德。』爲官者手裡有權力，發布好的政策，頒布好的制度，可以利益很多人，無形中給自己累積福德。同時也提醒自己『官門好造罪』，身處重要的職位，如果不能利國利民、鞠躬盡瘁，反而以權謀私、誤國誤民，無形中也爲自己平添很多罪業。

所以，君主的話不能不謹慎。如果說出『讓我的言語沒有人違背』的話，那麼臣子都將閉口不言，看到君主犯錯也不敢犯顏直諫，國家就危險了。

『惟甲冑起戎』，要慎於用兵奮戰。中國古人特別強調按照自然節律治國理政，『順天者昌，逆天者亡』『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而天道的一個特點就是『好生而惡殺』。

古人知道兵戈是殺生之器，戰爭是殺生之事，會給包括人類在內的所有生靈帶來傷害，所以諸子百家幾乎一致認爲兵戈是兇惡危險的事物，對此要抱持謹慎的態度。比如，老子說：『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群書治要·政要論】中也說：『戰者危事，兵者兇器，不欲人之好用之』等。兵器都是不祥的器具，並不是君子的器具，不得已才使用。戰爭是很危險的事，兵，是兵器，也是兇器，不想讓人們願意使用它。

中國的慎戰觀念除了源於對天道自然規律的深刻體認，還出自對戰爭危害性的深切感受。提到戰爭，首先想到屍橫遍野、滿目瘡痍、百姓流離失所，然而戰爭所帶來的危害不止這些。戰爭之所以被稱爲國家的頭等大事，不僅因爲它決定國家的存亡，也因爲它需要耗費大量的人力、物力、財力。這些不是依靠哪一個部門、機構就能解決的，而是要舉全國之力去提供，這就會影響整個國家正常的生產生活秩序。而秩序一旦被擾亂，就會滋生很多社會問題，比如商人哄抬物價，大發戰爭財；打砸搶燒等治安事件與日俱增；貧困和飢餓的民眾增加；老弱病殘得不到贍養等。此外，戰爭還可能帶來吏治的腐敗。正是因爲認識到戰爭的嚴重性、複雜性、危害性，所以古人強調不戰、慎戰，如【孫子兵法】中說：『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中國古人不推崇戰爭，並不意味著廢棄戰爭。戰爭，確實主殺伐，爲天道、人道所共惡，非萬不得已不能使用。不得已而用，說明終究還是要用，那什麼時候可以使用？【荀子·議兵】篇中荀子與弟子陳囂談論用兵之道的對話，給出很好的答案。

陳囂問荀子：『先生談論用兵，經常以仁義作爲根本。有仁德的人慈愛百姓，有道義的人遵循正理，既然這樣，那爲什麼要用兵呢？大凡用兵的原因，就是爲了爭奪啊。』荀子說：『並不是你想的那樣，有仁德的人慈愛百姓，正因爲慈愛百姓，所以就憎惡有人傷害他們；有道義的人遵循正理，正因爲遵循正理，所以就憎惡有人擾亂他們。所以，用兵是爲了制止暴亂、剷除禍害，並不是爲了爭奪。有仁德之心的人的軍隊，停留的地方能夠得到良善的治理，經過的地方能夠受到教育的感化，就像及時雨降臨，沒有人不歡喜。所以，近處的人（國家）親近他們的善行，遠方的人（國家）仰慕他們的道義，兵器不用沾血，遠處和近處的人（國家）都來歸附。德行能夠偉大到這種地步，就會影響到四方極遠的地方。』

荀子告訴人們，有仁德之心的君王之所以用兵，是爲了禁暴除害、解民倒懸，而不是爲了爭奪土地財產、獲得名利權勢；是出於仁心、道義、公利，而不是出於一己私慾的滿足，所以他們的軍隊所到之處無不歡喜，不用交戰就能獲得勝利，不僅如此，還能感化遠近的人民前來歸附、國家前來交好。

【群書治要·司馬法】中也講：『古者以仁爲本，以義治之，治之謂正。是故殺人安人，殺之可也；攻其國，愛其民，攻之可也；以戰去戰，雖戰可也。』古代的人都是以仁作爲根本，以義治理國家，這種治理才稱爲正。因此，殺人是爲了安定人，這可以殺；攻打別的國家是爲了愛護民眾，這可以攻打；以戰爭制止戰爭，這也可以。也就是說，只有當自己的國家或者其他的國家出現暴亂、禍害，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爲了拯救他們遠離災難時才能用兵。

當然，現實生活中用兵的情況並非只有這一種，但各自的結局卻迥然不同。比如漢宣帝時期，大臣魏相在勸諫宣帝止兵匈奴時講述了五種用兵的情況及各自的結局：『救亂誅暴，謂之義兵，兵義者王；敵加於己，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爭恨小故，不勝憤怒者，謂之忿兵，兵忿者敗；利人土地貨寶者，謂之貪兵，兵貪者破；恃國家之大，矜民人之眾，欲見威於敵者，謂之驕兵，兵驕者滅。此五者，非但人事，乃天道也。』

制止暴亂、討伐殘暴叫做義兵，用兵堅持正義可以稱王；敵人攻打自己，迫不得已發兵應敵叫做應兵，爲了應敵而出兵必會勝利；爲小事爭奪怨恨而不勝憤怒叫做忿兵，因爲一時憤怒而出兵必會失敗；貪圖別人土地、財寶叫做貪兵，因貪婪而出兵必然破敗；倚仗國家強大，自恃人口眾多，想以此逞威於敵國叫做驕兵，因驕傲自大而出兵必然滅亡。這五種情況，不僅是人情事理，也是上天的法則。這也是告訴人們，用兵是國家大事，一定要慎重，用兵必須順應天道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