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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文史網 這種定居化趨向及實踐，還帶來了這樣一種社會局面：即並非本地戶籍的外來商人在全國大小城鎮中成為城市居民的主體。
大都市乃『萬國梯航鱗次畢集』，那裏『市肆貿遷皆四遠之貨，奔走射利皆五方之民』[146]，繁忙的市場的確需要眾多固定商人來支撐。北京『一切工商胥吏肥潤職業，悉付外省客民』[147]。『鋪戶，多四方輳集之人』，『多非土著，兩縣未易制也』[148]。南京『百物皆仰給於貿居，而諸凡出利之孔，拱手以授外土之客居者。如典當鋪，在正德前皆本京人開，今（晚明）與段鋪、鹽店皆為外郡外省富民所據矣』[149]。『自大中橋而西，由淮清橋達於三山街、斗門橋以西，至三山門，又北自倉巷至冶城，轉而東至內橋、大中街而止。京兆赤縣之所彈壓也，百貨聚焉。其物力，客多而主少，市魁駔儈，千百嘈 其中』[150]。新興的工商城市蘇州，『開張字號行鋪者，率皆四方旅寓之人』[151]，『自胥及閶，迤邐而西，廬舍櫛比，殆等城中。此僑客居多』[152]，也藉外方人生色。湖廣承天府，萬曆時『商游工作者賃田以耕，僦屋以居，歲久漸為土著。而土著小民，恆以賦役煩重，為之稱貸，倍息而償之，質以田宅，久即為其所有』[153]。江西南昌出外經商者視他邑為多，但作為會府，南北商民寓居者，也不在少數，且『多佔籍焉』[154]。山東境內 『土人列肆屈指可數』。不少臨清大賈『皆僑居』，只為逃避政府『房號錢』，才『不領於有司板籍』[155]。儘管如此，臨清還有『什九皆徽商占籍』[156]。『遼東商人，山西居多，而汾州更過半。居遼娶妻生子，率年久不歸』[157]。揚州府為行鹽熱土，更是『聚四方之民，新都（新安）最，關以西、山右次之……田（地主）較賈十之一，土著較流寓二十之一』[158]。
大中城市如此，小城鎮也同樣。據方志載，地處僻遠的淮安海州，『雖本土貿易之事，亦皆外來人為之』[159]。並不繁榮的江蘇靖江縣城，『惟市肆列賈半出他邦』[160]。湖北竟陵（天門）東的皂角市，『市可三千家。其人土著十之一，自豫章徙者七之，自新都徙者二之。農十之二，賈十之八，儒百之一』[161]，佔全市人口八成的商賈，絕大多數是外埠寓居者。江西清江縣有個人口不多、商貿平平，只是『稍居雜貨』的小鎮―樟鎮，但那裏的從商之人居然也『大抵多廣人』，『市人多異民雜處，有客勝主之患。聞往時市風甚朴，土人危服入肆，則市人拱立起敬；今市人既僭侈逾分，而士人或Z身市籍矣。古道不復可勝，嘆哉！』[162] 這是眾多外地商賈僑居一地後 對當地民俗、民風、民習等文化積澱產生的衝擊與影響。眾多商人異地僑居引起的另一個更為主要、也更為嚴重的社會後果是，對當地封建賦役的完成構成了威脅。因為外地商人不在本地注籍，理論上他就不用承擔客地的賦役。這是直接影響到統治者們切身利益和封建政權安危的大事，自然會引起官府、朝廷的擔憂。萬曆初工部尚書林R奏稱，目下大批商賈僑居通邑大都，『以四方計之，蓋不下數十萬戶也。中戶三男子，乘富厚，交王公大人，而質貧民子錢，乃縣官不得其粒粟寸帛』，政府收入因此銳減，為此，他提議朝廷對僑居商賈施行『徵庸以抑末』[163]政策，即加強對他們的封建盤剝和超經濟強制，抑阻商業發展。但無論是對文化的衝擊和影響，還是對社會經濟基礎的一點點牽動，這些已經發生的現象都表明，隨着商品經濟的發展和社會進步，商人的定居化傾向已經觸動了整個社會結構的方方面面，對它們產生深刻影響，並引發它們更深層次的變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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