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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文史網 二、 商品種類增多――非自產貨源充足
宋、元兩代包括明前期，全國各大城鎮的大多數店鋪（尤其是中小店鋪）大都是手工業作坊兼營商業，它們的經營形式基本是前店後坊，銷售自己生產的物品，即使文化店鋪亦然（書坊自刻自賣）。完全靠進成品貨來經營的商業店鋪只是很少一部分。明中葉，自產自銷之店依然遍布城鎮。但隨着生產的發展，進入流通領域的產品日趨增加；而由經濟的逐漸富裕而引發的市民對生活需求的不斷提高，則有力地刺激了產品向商品轉化的速度和力度，並促進流通的進一步繁忙興盛。許多生產者(農民、小手工業者等)已不完全是直接為自己生活、生產所需而生產產品，他們這時的生產主要是為了拿產品到市場銷售，即是生產商品，是創造產品的商品價值。他們或者將成品直接出售給店鋪老闆，或者賣給商販，由商販長途販運至遠處銷售。許多商鋪已不再需要由自己來生產所售產品，他們完全可以從產品生產者手中或商販那裡購進自己所需的商品。這種社會產品商品化程度的明顯增加，是明中葉以後商業經濟發展的又一顯著特點，也是當時城鎮商業店鋪繁榮發達的一個重要基礎。
當時產品的商品化程度，我們可以從以下的一些數字來窺看。據吳承明先生統計，明朝，農副產品中作為大宗、重要的販運物貨(不包括政府徵收、調撥的賦稅貨物)有1、糧食，『在明後期，較長距離的糧食運銷，包括廣東米北上，恐怕不超過一千萬石……約值銀八百五十萬兩。』2、棉花、棉布，尤其是新興的棉布『估計明代（長途運銷）約不超過二千萬匹……約值銀二百三十萬兩。』3、絲和絲織品，參加長途運銷的絲織品『每年可達三十萬匹左右……價值在三十萬兩左右』[63]。顯然，這些貨物應該屬於商品類。
大批糧食販運異地，是作為商品在糧鋪銷售的。明中葉後，江南許多城鎮出現的大『米行』、『六陳鋪』等，大都已不是僅銷售本地區所產之糧食了，更多的是銷售從湖廣一帶販來糧食。如徽州地區城鎮所需之糧食，『大半取給於江西、湖廣之稻，以足食者也，商賈從數千里轉輸』[64]。當時盛行的『湖廣熟，天下足』的諺語，也正折射出了全國許多糧食鋪子的貨源主要來自湖廣的信息[65]。當然，有些地區城鎮的糧鋪也還以本地區生產糧食為主，如開封的大米行：『所有鄭州、輝縣、光州、固始等處來各色大米，俱歸入行內』[66]，即米行貨源，既有產自附近鄭州、輝縣的，又有來自較遠產區光州、固始的；又如杭州，『城中米珠取於湖（州）』[67]，等等――不過，這種拿到店鋪銷售的糧食也已經屬於商品的範疇了。
棉花(農產品)和棉布(手工業產品) 是明中葉大宗運銷的又一商品。在晚明，這一行業的一個顯著特徵是，北棉南運，南布北銷。長江以北如山東、河南以及江蘇、河北的一些地方，由於日照、土壤等自然條件比較適合於棉花生長，因此種植得多，產量也教高，但相對來說，紡織加工的能力較弱，技術也較差，因此，那裡所產的棉花，大多是賣與商販運至南方，或是由北人徑自到江南開肆銷賣，供應當地的棉紡織手工業原料。如浙江烏程之南林，『地產棉花甚少，而紡之為紗，織之為布者，家戶習為恆業，不止鄉落，雖城中亦然。往往商賈從旁郡販棉花列肆吾土』[68]。河南、山東植棉，商人收後，轉鬻江南。山東兗州、鄆城是棉花集散地，『賈人（從該地）轉鬻於江南，為市肆居焉』[69]。而經江南如蘇州麇集於城東北『待價而雇』的機織工們加工而成的布匹、棉紗等，再運往全國各地市肆銷售，或由商賈徑到北方開設棉布店。
絲和絲織品上歷來都是人們生活中的重要商品，在宋朝特別是南宋時，絲織品的生產和銷售就已相當繁盛，其經銷店鋪在江南城市也中十分普遍，據時人記，杭州『自淳v年有名相傳者』106家鋪戶中直接出售絲綢半成品的有9家、與絲綢有關的有19家，合計28家，占總數的26．4%[70]。到了明中葉，絲織業有了長足發展，特別是民間的絲織業生產發展更為迅猛，萬曆時兩京和江南的一些絲織巨鎮上，『肆廛櫛比，華廈鱗次，機杼聲軋軋相聞，日出錦帛千計』[71]。這些地方不僅絲織品的產量較以前有了大幅度的增長，而且品種更加豐富，價格也因生產效率的提高而有所下降，因而，交易量大增，絲織產品源源流向全國各地，直至僻遠之鄉。史載，嘉靖年間，邊防重要軍鎮宣化府，就有來自南京、蘇州、杭州、潞州、澤州等地的羅緞、絲、帕巾鋪，專售這些地方出產的絲織品，『各行交易鋪沿長四五里許』[72]。遠在四川、雲南金沙江畔的窮鄉僻壤處，有一個外商聚集的采大木之區，人稱『萬人嵌』，『雖僻遠萬里，然蘇、杭新織種種文綺，吳中貴介未披而彼處先得』[73]。顯然，『種種文綺』均為長途販運而去，這說明，當時的絲織品確已成為人們生活中的一個重要商品，不言而喻，出產這些產品的工場、作坊已經完全是生產商品的地方了；其銷售處抑或也是專門的店家鋪子。
豐富的商品，活躍的市場，是以遍布城鎮的大小店鋪為依託的。當時的大中小城鎮，均是店鋪雲集，經營繁忙，熱鬧非凡，而且都各具特色。走遍大江南北的地理學家王士性在評論各地碼頭時說：
天下馬頭，物所出所聚處。蘇、杭之幣，淮陰之糧，維揚之鹽，臨清、濟寧之貨，徐州之車贏，京師城隍、燈市之骨董，無錫之米，建陽之書，浮梁之瓷，寧、台之鯗，香山之番舶，廣陵之姬，溫州之漆器。[74]
但是，隨着商品的日益豐富和流通渠道的不斷擴大，這種界限也在逐漸消融。大都會當然是首當其衝，如北京，『天下財貨聚於京師，而半產於東南……蓋四方之貨，不產於燕，而畢聚於燕。其物值既貴，故東南之人不遠數千里樂於趨赴者，為重糈也』[75]。『東南財貨與山海珍藏無不聚輦轂下，誠為塞途積路』[76]。不說絲綢羅緞、米糧棉布、珠寶器皿充斥市肆，就是原本只在江南沿海水鄉才豐碩，又難於保鮮、不易販運的『蛙、蟹、鰻、蝦、螺、蚌之屬』，萬曆中期竟在京城也大量出現，人稱『腥風滿市廛矣』[77]。萬曆末年，京城的『魚、蟹反賤於江南』，而且一些珍稀水產如『蛤蜊、銀魚、蟶蚶、黃甲』也『累累滿市』[78]。在南京， 斗門、淮清之橋，三山、大中之街，烏嬴、白圭之儔，駢背項兮交加，日中貿易， 哄哄咤咤。雲間之布、雅安之茶、吳會玉柵之燈、勾漏石床之砂、翠聚瓊台之館，曲D 連淮陰之車，萬貨各離其鄉土，何聚會之紛，反兮如潮之汗漫，覆兮類汐之榮查， 來無趾兮得得，散無 兮LL，雖殊途其貨殖而一致……[7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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