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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史] 明代商業與社會變遷(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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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土伯呀 發表於 2012-5-23 18:33 | 顯示全部樓層 |閱讀模式
  : 中華文史網
二、 商品種類增多――非自產貨源充足


    宋、元兩代包括明前期,全國各大城鎮的大多數店鋪(尤其是中小店鋪)大都是手工業作坊兼營商業,它們的經營形式基本是前店後坊,銷售自己生產的物品,即使文化店鋪亦然(書坊自刻自賣)。完全靠進成品貨來經營的商業店鋪只是很少一部分。明中葉,自產自銷之店依然遍佈城鎮。但隨着生產的發展,進入流通領域的產品日趨增加;而由經濟的逐漸富裕而引發的市民對生活需求的不斷提高,則有力地刺激了產品向商品轉化的速度和力度,並促進流通的進一步繁忙興盛。許多生產者(農民、小手工業者等)已不完全是直接為自己生活、生產所需而生產產品,他們這時的生產主要是為了拿產品到市場銷售,即是生產商品,是創造產品的商品價值。他們或者將成品直接出售給店鋪老闆,或者賣給商販,由商販長途販運至遠處銷售。許多商鋪已不再需要由自己來生產所售產品,他們完全可以從產品生產者手中或商販那裏購進自己所需的商品。這種社會產品商品化程度的明顯增加,是明中葉以後商業經濟發展的又一顯著特點,也是當時城鎮商業店鋪繁榮發達的一個重要基礎。


    當時產品的商品化程度,我們可以從以下的一些數字來窺看。據吳承明先生統計,明朝,農副產品中作為大宗、重要的販運物貨(不包括政府徵收、調撥的賦稅貨物)有1、糧食,『在明後期,較長距離的糧食運銷,包括廣東米北上,恐怕不超過一千萬石……約值銀八百五十萬兩。』2、棉花、棉布,尤其是新興的棉布『估計明代(長途運銷)約不超過二千萬匹……約值銀二百三十萬兩。』3、絲和絲織品,參加長途運銷的絲織品『每年可達三十萬匹左右……價值在三十萬兩左右』[63]。顯然,這些貨物應該屬於商品類。


    大批糧食販運異地,是作為商品在糧鋪銷售的。明中葉後,江南許多城鎮出現的大『米行』、『六陳鋪』等,大都已不是僅銷售本地區所產之糧食了,更多的是銷售從湖廣一帶販來糧食。如徽州地區城鎮所需之糧食,『大半取給於江西、湖廣之稻,以足食者也,商賈從數千裏轉輸』[64]。當時盛行的『湖廣熟,天下足』的諺語,也正折射出了全國許多糧食鋪子的貨源主要來自湖廣的信息[65]。當然,有些地區城鎮的糧鋪也還以本地區生產糧食為主,如開封的大米行:『所有鄭州、輝縣、光州、固始等處來各色大米,俱歸入行內』[66],即米行貨源,既有產自附近鄭州、輝縣的,又有來自較遠產區光州、固始的;又如杭州,『城中米珠取於湖(州)』[67],等等――不過,這種拿到店鋪銷售的糧食也已經屬於商品的範疇了。


    棉花(農產品)和棉布(手工業產品) 是明中葉大宗運銷的又一商品。在晚明,這一行業的一個顯著特徵是,北棉南運,南布北銷。長江以北如山東、河南以及江蘇、河北的一些地方,由於日照、土壤等自然條件比較適合於棉花生長,因此種植得多,產量也教高,但相對來說,紡織加工的能力較弱,技術也較差,因此,那裏所產的棉花,大多是賣與商販運至南方,或是由北人逕自到江南開肆銷賣,供應當地的棉紡織手工業原料。如浙江烏程之南林,『地產棉花甚少,而紡之為紗,織之為布者,家戶習為恆業,不止鄉落,雖城中亦然。往往商賈從旁郡販棉花列肆吾土』[68]。河南、山東植棉,商人收後,轉鬻江南。山東兗州、鄆城是棉花集散地,『賈人(從該地)轉鬻於江南,為市肆居焉』[69]。而經江南如蘇州麇集於城東北『待價而雇』的機織工們加工而成的布匹、棉紗等,再運往全國各地市肆銷售,或由商賈逕到北方開設棉布店。


    絲和絲織品上歷來都是人們生活中的重要商品,在宋朝特別是南宋時,絲織品的生產和銷售就已相當繁盛,其經銷店鋪在江南城市也中十分普遍,據時人記,杭州『自淳v年有名相傳者』106家鋪戶中直接出售絲綢半成品的有9家、與絲綢有關的有19家,合計28家,佔總數的26.4%[70]。到了明中葉,絲織業有了長足發展,特別是民間的絲織業生產發展更為迅猛,萬曆時兩京和江南的一些絲織巨鎮上,『肆廛櫛比,華廈鱗次,機杼聲軋軋相聞,日出錦帛千計』[71]。這些地方不僅絲織品的產量較以前有了大幅度的增長,而且品種更加豐富,價格也因生產效率的提高而有所下降,因而,交易量大增,絲織產品源源流向全國各地,直至僻遠之鄉。史載,嘉靖年間,邊防重要軍鎮宣化府,就有來自南京、蘇州、杭州、潞州、澤州等地的羅緞、絲、帕巾鋪,專售這些地方出產的絲織品,『各行交易鋪沿長四五裏許』[72]。遠在四川、雲南金沙江畔的窮鄉僻壤處,有一個外商聚集的采大木之區,人稱『萬人嵌』,『雖僻遠萬裏,然蘇、杭新織種種文綺,吳中貴介未披而彼處先得』[73]。顯然,『種種文綺』均為長途販運而去,這說明,當時的絲織品確已成為人們生活中的一個重要商品,不言而喻,出產這些產品的工場、作坊已經完全是生產商品的地方了;其銷售處抑或也是專門的店家鋪子。


    豐富的商品,活躍的市場,是以遍佈城鎮的大小店鋪為依託的。當時的大中小城鎮,均是店鋪雲集,經營繁忙,熱鬧非凡,而且都各具特色。走遍大江南北的地理學家王士性在評論各地碼頭時說:


    天下馬頭,物所出所聚處。蘇、杭之幣,淮陰之糧,維揚之鹽,臨清、濟寧之貨,徐州之車贏,京師城隍、燈市之骨董,無錫之米,建陽之書,浮梁之瓷,寧、台之鯗,香山之番舶,廣陵之姬,溫州之漆器。[74]


    但是,隨着商品的日益豐富和流通渠道的不斷擴大,這種界限也在逐漸消融。大都會當然是首當其衝,如北京,『天下財貨聚於京師,而半產於東南……蓋四方之貨,不產於燕,而畢聚於燕。其物值既貴,故東南之人不遠數千裏樂於趨赴者,為重糈也』[75]。『東南財貨與山海珍藏無不聚輦轂下,誠為塞途積路』[76]。不說絲綢羅緞、米糧棉布、珠寶器皿充斥市肆,就是原本只在江南沿海水鄉才豐碩,又難於保鮮、不易販運的『蛙、蟹、鰻、蝦、螺、蚌之屬』,萬曆中期竟在京城也大量出現,人稱『腥風滿市廛矣』[77]。萬曆末年,京城的『魚、蟹反賤於江南』,而且一些珍稀水產如『蛤蜊、銀魚、蟶蚶、黃甲』也『累累滿市』[78]。在南京, 斗門、淮清之橋,三山、大中之街,烏嬴、白圭之儔,駢背項兮交加,日中貿易, 哄哄咤咤。雲間之布、雅安之茶、吳會玉柵之燈、勾漏石床之砂、翠聚瓊台之館,曲D 連淮陰之車,萬貨各離其鄉土,何聚會之紛,反兮如潮之汗漫,覆兮類汐之榮查, 來無趾兮得得,散無 兮LL,雖殊途其貨殖而一致……[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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