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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商君書】卷7開塞詩解2古德今刑立民所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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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向東 發表於 2023-7-22 20:06 來自手機 | 顯示全部樓層 |閱讀模式
【商君書】卷7開塞詩解2古德今刑立民所惡
題文詩:
聖不法古,不脩.法古也者,則後於時;
脩循今者,則塞於勢.周不法商,夏不法虞,
三代異勢,皆可以王.興王有道,持之異理.
武王者也,逆取貴順,爭而上讓.取之以力,
持之以義.今世強國,兼併,弱國力守,
上不及虞,夏之時而,下不脩循,湯武之道.
湯武,萬乘之國,故莫不戰;千乘之國,
莫不守.道塞久,主莫能廢,三代不四.
非明主,莫有能聽.古民樸厚,今民巧偽.
效於古者,先德而治;效於今者,前刑而法.
此俗所惑.今所謂義,立民所好,廢其所惡;
所謂不義,立民所惡,廢其所樂.名貿實易.
立民所樂,民傷所惡;立民所惡,民安所樂.
何知其然?民憂則思,思則出度;樂則淫,
淫則生佚.故以刑治,則民,威無奸,
無奸則民,安其所樂.以義教,則民,
民縱則亂,亂則民,傷其所惡.吾所謂刑,
義之本也;世所謂義,暴之道也.夫正民者,
以其所惡,必終所好;以其所好,必敗所惡.
【原文】2
  聖人不法古,不脩今。法古則後於時,脩今則塞於勢。周不法商,夏不法虞,三代異勢,而皆可以王。故興王有道,而持之異理。武王逆取而貴順,爭天下而上讓。其取之以力,持之以義。今世強國事兼併,弱國務力守,上不及虞、夏之時,而下不脩湯、武。湯、武塞,故萬乘莫不戰,千乘莫不守。  此道之塞久矣,而世主莫之能廢也,故三代不四。非明主莫有能聽也,今日願啟之以效。  古之民朴以厚,今之民巧以偽。故效於古者,先德而治;效於今者,前刑而法。此俗之所惑也。今世之所謂義者,將立民之所好,而廢其所惡;此其所謂不義者,將立民之所惡,而廢其所樂也。二者名貿實易,不可不察也。  立民之所樂,則民傷其所惡;立民之所惡,則民安其所樂。何以知其然也?  夫民憂則思,思則出度;樂則淫,淫則生佚。故以刑治則民威,民威則無奸,無奸則民安其所樂。以義教則民縱,民縱則亂,亂則民傷其所惡。吾所謂利者,義之本也;而世所謂義者,暴之道也。夫正民者,以其所惡,必終其所好;以其所好,必敗其所惡。
【譯文】2
聖人不效法古代,也不局限於現狀。效法古代就會落後於時代,局限於現狀就會阻礙社會民發展。周朝不效法商朝,夏朝不效法虞舜時代。三代統治方式不同,卻都能夠稱王天下。所以建立王業有一定原則,而守住王業的辦法卻不相同。周武王靠叛逆的方法奪取政權,卻又順從君主的原則來治理國家,用武力奪取天下,又崇尚謙讓的仁德思想;周武王奪取天下靠的是暴力,守業靠的卻是禮制。現在強國致力於用武力兼併別國,弱國所做的事是盡力防守,從遠古來說趕不上虞、夏兩個時代,而近古時代不遵循商湯、周武王的治國原則。像商湯、周武王那樣統一天的方法補被拋棄了,所以有一萬輛兵車的國家沒有不打仗的,有一千輛兵車的國家沒有不防守的。商湯、周武王統一天下的方法已經被塞堵很久了,可現在的君主沒有誰能開啟這些方法,因此,沒有出現第四個像夏、商、周三代那樣的朝代。不是英明的君主不能聽進去我的這番話,今天我願意用實際效果來說明這個道理。

    古代的民眾淳樸又寬厚,現在的民眾乖巧而虛偽。所以在古代有效的方法就是把用道德教化民眾放在首位;現在治理國家有效的方法就是把法治放在前面而使用刑罰。這個古今不同的治理方法世俗之人是不能理解的。現在社會上所說的義,就是要確定民眾所喜歡的,廢除民眾的所厭惡的;現在社會上所說的不義,就是要確定民眾所討厭的,廢除民眾的所喜歡的。現在二者名實皆不同,不可以不弄明白。確立民眾所喜歡的,那麼民眾就會被他們所討厭的東西傷害;確立民眾所討厭的,那民眾就會享受他所喜歡的東西。憑什麼知道是這樣呢?
人憂慮就思考,思考了做事就能合乎法度;人快樂就放蕩,放蕩了就會產生喜歡安逸的懶惰思想。因此用刑罰治理民眾就會畏懼,就不會有邪惡的事發生,沒有邪惡的事發生,民眾就可以享受他們的快樂了。用道義來教化就會放縱自己,民眾放縱自己就會作亂,民眾作亂就會被民眾所討厭的東西傷害。我所說的刑罰,就是實施道義的根本;而現在所說的義是暴亂的原因。治理民眾的人,如果用他們所討厭的東西去治理,最終民眾一定能得到他們的喜歡的;如果用他們所喜歡的來治理,民眾一定受害於他們討厭的東西。
余李柔 發表於 2025-4-14 16:12 | 顯示全部樓層
【商君書·開塞】刑德辯證發微

【商君書·開塞】篇所論"古德今刑"之說,實為法家政治哲學中極具辯證色彩的核心命題。其要旨非在簡單否定德治,而在揭示不同歷史情境下治國方略的必然轉換,此中深意,值得細究。

一、時勢異則治法異
"聖人不法古,不脩今"之論,彰顯法家"世事變而行道異"的歷史觀。商君指出三代聖王"夏不法虞,商不法夏,周不法商",然皆能王天下,關鍵在於"持之異理"。此與【韓非子·五蠹】"上古競於道德,中世逐於智謀,當今爭於氣力"的史觀一脈相承。其深刻處在於認識到:湯武之"逆取貴順"的辯證統一——以武力取天下而以仁義守之,正是"道"隨"勢"轉的典範。

二、民性變遷與治術更張
"古民樸厚,今民巧偽"的觀察,實為法家對人性的動態認知。商君敏銳發現:在禮崩樂壞的時代,"先德而治"已如刻舟求劍。其謂"立民所惡(刑)終致所好(安),立民所樂(縱)終致所惡(亂)",實為深刻的統治辯證法。這種"以刑去刑"的邏輯,與【老子】"將欲取之,必固與之"的逆向思維有異曲同工之妙。

三、名義之辨與治道本真
篇中特別辨析"義"的名實問題:世俗所謂"義"(立民所好)實為縱民致亂之端,而"刑"(立民所惡)反成"義之本"。這種顛覆性認知,實則是將儒家"仁者愛人"的倫理義,轉化為法家"智者善治"的工具義。商君看破"民憂則思度,樂則生佚"的人性弱點,故主張以刑威建立秩序基礎,此即【管子·牧民】"倉廩實而知禮節"的法治前提。

要而論之,【開塞】篇展現的法家智慧,在於掙脫"德刑對立"的簡單二分,而進入"因時制刑,刑極生德"的辯證思維。其警示後世:治國之道不在固守某種理想模式,而在審時度勢的務實調整。這種基於歷史理性的政治哲學,至今仍具啟示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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