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人盡好自己的本分,需不需要前提呢？

賢人君子，不忍觀上之危，而不愛身之殆

古人告訴我們：要做一個『致其身』的忠臣，就要能夠犯顏直諫，糾正君主的過失。在【政要論】中說：『賢人君子，不忍觀上之危，而不愛身之殆。』賢人君子，不忍心看到他們的君主處於危殆的境地，所以他不關心自己的危難。『故蒙危辱之災，逆人主之鱗，及罪而弗避者，忠也，義也』。所以他們蒙受危難受辱的災禍，揭開人主的龍鱗，即使有罪也不願意去避開，全是一片忠義之心。我們看唐朝太宗之所以能夠重用魏徵，就是因爲他每一天讀【群書治要】，手不釋卷，他明白什麼樣的臣子對自己對國家是有幫助的，所以犯顏直諫也是盡忠的一種方式、一種表現。

【說苑】中也記載著魏文侯的一個故事。有一次魏文侯和諸位大夫在一起坐著，他就問：『你們看，我是什麼樣的君主？』群臣都說：『您是仁德的君主。』但是輪到翟黃的時候，他的回答很直接，他說：『您並不是一位仁君。』魏文侯就說：『你爲什麼這樣說呢？』翟黃就直接說：『你去征伐中山國的時候，把中山國打下來了，沒有把它分給您的弟弟，而把它分給了您的長子。從這件事我就知道，您並不是一個仁德的君主。』結果這一句話把魏文侯給觸怒了，就把他逐出了廳堂。

輪到任座的時候，魏文侯又問他：『你看我是什麼樣的君主啊？』任座回答得很巧妙，他說：『您是一個仁德的君主。』魏文侯就說：『你爲什麼這麼說呢？』任座回答說：『我聽說君主仁慈，他的臣子說話才會很直接，可以犯顏直諫，剛才翟黃的言語，非常直截了當，不惜觸怒您的龍顏，所以從這一件事上，我就知道了，您是一個仁德的君主。』他說得多麼地巧妙、多麼地婉轉。魏文侯聽了之後覺得有道理，又把翟黃給召進來了。這件事也讓我們看到，魏文侯這個人也很難得，他明理，能夠知錯就改，接受諫言，只要臣子說得有道理，他都會認真接納。

【群書治要·袁子正書】中也說：『夫佞邪之言，柔順而有文；忠正之言，簡直而多逆。』邪惡的、巴結的言語都是很溫柔的，很好聽的，投其所好的，讓你聽了之後很痛快，很願意接受；而忠正的言語卻是很簡潔、很直接的，而且可能和你的心思不相符合。所以一般的人都喜歡聽諂媚巴結的言語，而不喜歡聽犯顏直諫的言語，做一個忠臣確實很不容易。如果你能夠說真話，爲了國家的安危，爲了百姓的福祉去犯顏直諫，很可能自己的祿位就保不住了，還不討領導喜歡。能夠致其身的臣子，確實不是考慮自己的利益。這是給我們講的這一句話。

『致其身』還有一種情況，就是我們在和平時期，能夠竭盡全力地、全心全意地，做好自己的本職工作，這就是『致其身』。領導交給我們的工作任務，我們能夠盡心盡力地，竭盡全力地加以完成，又有效率、又有質量，這也是『致其身』。

當然，中國人講責任和義務都是相對的，臣子要『致其身』，君主就要對屬下有仁慈之心。當然這句話不是講君主應該怎麼做？當領導應該怎麼做？而是教我們怎麼樣當下屬，怎麼樣當臣子的。

而且在中國古人看來，一個人盡好自己的本分，不以對方是否盡本分爲前提。比如說大舜、閔子騫的孝行，他並沒有要求他的父母怎麼樣對他，他只是覺得自己作爲一個兒子，就應該孝敬父母，父母對自己還不滿意，說明做兒子的孝道沒有盡到。

做臣子也是一樣，如果我們是做屬下的，領導交給我們一份工作，我們就要盡心盡力地完成，讓他放心，不以領導怎麼樣對我們爲前提。但是中國人強調『行有不得，反求諸己』。對領導而言，屬下對他不夠忠心、不能夠盡心盡力，他要反省自己。比如說我們現在一些公司遇到了問題，遇到了瓶頸，員工就去罷工，示威遊行。做老闆的應該反省自己，爲什麼會出現這樣的情況？

在韓國金融危機的時候，韓國的員工不僅沒有上街遊行，還把自己的積蓄拿了出來，交到老闆的手上，他們還說：『這些年來，我們之所以有一個穩定的收入養家餬口，都得益於您對我們的關愛，所以企業遇到瓶頸，我們願意和您同舟共濟、共度難關。』我們看到這樣的感人故事，做領導的就應該反省自己：爲什麼這樣感人的一幕沒有出現在我的公司呢？爲什麼我的員工要去罷工、示威遊行呢？一反省才知道，我們沒有起到君、親、師的作用，換一句話說是我們沒有按著孔子的教誨去做，沒有愛民如子、視民如傷。韓國的員工之所以能夠做出這樣的舉動，因爲韓國人把中國文化繼承得最好，而且力行在他們的生活中，運用在他們的管理上，所以他們有這樣的結局不足爲奇。

中國人講一個領導者應該起到『君、親、師』的作用，被領導者應該竭盡全力地完成自己的工作，恪守本分，這層關係才能處理好。不要求對方，首先應該要求自己，這就告訴我們『事君，能致其身』。

摘自【群書治要·論語講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