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高宗绍兴二至三年两浙东路茶盐司刻本《资治通鉴》
但是须要和大家阐明的是，就今日所讲的这个题目而言，我并非非常合适做如此的工作，由于我不单没有通读过《资治通鉴》这部书，就连某1个特定期期的内容也没连贯阅读过，如此就只可做个“二传手”，尽自己所学所知，吸收和采纳许多先辈学者谈过的“历练之谈”，把这类历练传播给大家。
根据我的解读，对于如何阅读《资治通鉴》这部书的问题，是较为而言的。这话的意思，是一部书有一部书的特征，因此咱们在阅读一部书的时候，须要对于其各自的特征，做出决策——首先是咱们是不是选取这部书来读；其次是假设想读的话，如何敞开咱们的阅读才会更好？原因是凡间有很多很多书，人生苦短，想一本一本地挨着读，也没谁能够读得完。再说这类书或优或劣，或适合或不应，选取适合的书本再根据合适的方法来读，就是必定的事件了。
引子：《通鉴》是一部什么本质的史乘与对应的读法
好了，今日我想和大家谈的第1个话题、也就是在加入我今日同大家议论的主旨此前的引言是：若是用一句简洁的话来概述的话，《资治通鉴》是一部什么样的书？
但是在这里我得先避开自己提出的这一问题，“老生常谈”地讲述一下《资治通鉴》这部书最根本的概略：
（1）《资治通鉴》的篇幅——全书总共二百九十四卷。
（2）《资治通鉴》的作家——这部书的作家是北宋中期的驰名政治家司马光。请大家记住，这是一位驰名的政治家，而不是困守书房的书白痴。
（3）还有，除了《资治通鉴》本文之外，司马光同时还写有《资治通鉴目次》三十卷，《资治通鉴考异》三十卷，《通鉴释例》一卷。这几种辅助著作，对阅读《通鉴》和借用《通鉴》研发历程、认知历程，也十分主要，须要有所了解。
回到刚才所说的那个问题，我的解答是：《资治通鉴》是一部编年体史乘。若是再稍稍多讲两句话的话，那么，可以说——它是一部记述战国初年至五代末年中国历程的编年体史乘。
在认明这一点的根基上，如今我把此外1个问题，提给大家了——即你阅读中国远古历程著作的目标是什么？
我把阅读《通鉴》的读者粗略地划为两种：一种是历程研发的从业职员，另一种是喜好阅读史乘的历程喜好者。也就是就念书的目标而言，一种是从历程学专业研发的角度来阅读，另一种是从1个一般历程喜好者的角度来阅读。如此的区分，在以下议论的许多议题中会有较大功效，但是只是就我如今立刻就要议论的这一问题而言，这个类型区分，分不分也都差不多——我的看法是：谁也别先来读《通鉴》，谁也别一上来就直接读《通鉴》。
所谓“编年体”史乘，就是严密根据史事爆发的时间次序做记述，早爆发的事儿，写在后爆发的事儿的前面。中国远古流传下来的最早的编年体史乘是《春秋》，由于最早，乃至出史入经，被后代尊奉为做人治国的指南。这类文体，也可以说是全世界全部区域最早显现的载录史事的著作形态。如此早，如此广泛，写得还如此自然，自然具有十足的合理性，乃至是必定性。这是由于历程是时间的学问，清晰显示人类活动在时间轴上的爆发序列，是历程著作的第一要义。
但历程著作文体也像天下全部事物同样，有利就有弊。这就是在同一时间内、或者更确切地说在同一时间段内，通常会相并爆发许多件主要的事件。在撰著《春秋》那个世纪，史学著作还刚刚初生未久，一年只选取个别几件特别重要的事件记上一笔，大多也没有连贯的爆发流程，用编年体这类文体，就显著利大于弊；后来有了补足阐明其事的《左传》，也还大体顺应，还是利大弊小。
可司马光撰著的《资治通鉴》则与此大不相近。它的内容充足了许多许多，每件史事通常还激发不止1个结果，况且还要逐一展现其爆发成长的流程，有始有终。如此就会在同一时段内敞开多条线索，一件事儿走一条线。此中有类事情的线索，互相拥有直接关联，但还有更多的事情，相互并非直接有关，各走各的线。
这就使时间序列原本整洁清晰的编年体史乘，变得错综高难。不同的史事之间，必定会导致严重的搅扰，搅扰读者常态的逻辑头脑和判定，很难顺畅地往下然后读。结果，必定是大脑一片凌乱，凌乱得很，实在不好读。就作家连司马光自己都说“光修《通鉴》，唯王胜之借一读。别人读未尽一编，已呵欠思睡矣。……聊用自娱余生而已”（宋刘羲仲《通鉴问疑》）。无聊到啥程度了，一卷没读完，就把人催眠催得快入眠了。这书读着真能像有类人说得那么有意思么？反正我不信。因此，我不倡议在缺少必须根基或是特别研发目标的状况下，一上来就直接阅读《资治通鉴》。
而在另一方面，司马光撰著《资治通鉴》的确耗费了较大力气，也获得了较大造诣，详细的记述文字也较好看，很聚焦人；特别是在史事的时间排比方面，更对大家认知历程，辅助多多。因此，有人想读，有人须要读，那如何办？对于这一点，前两年在复旦大学历程地理研发所我做过一次讲座，专门讲了解决的方法，这就是先读宋人袁枢完全根据《资治通鉴》改编而成的《通鉴纪事本末》。
《通鉴纪事本末》是选取二百多件史事分别立作1个项目，把《通鉴》中有关的原文按先后顺序编录到一块。如此，读者就可以消除不相干事项的搅扰，也不劳前后翻检寻绎就能顺畅地读到一件主要史事的首尾本末。这类重要事情，可认为读者阅读《通鉴》本文供应一条条清晰的“纲”，这也就是咱们如今常说的“纲要”。常语云“纲举目张”，有了这一条条“纲”，再多再乱的“目”也就好梳理、好解读了，也会较为容易地展现对应的层次和顺序。
此外，说句实在话，我感知针对绝大多数业余历程喜好者和相当一部分专业历程研发者来说，读了《通鉴纪事本末》也就够了，真的没那么大必须非死乞白赖地阅读《通鉴》原文不可。由于它已然较好地显示了《资治通鉴》的精髓。
那次我在复旦大学讲座的讲稿，随即刊布在《汹涌消息·私人历程》上，我在自己的微信公众号上也做过公布，题目和此次差不多，就称《如何读通鉴》。感兴致的同伙，可以自己去看一下（仿佛没被收益近日出版的《辛德勇念书随笔集》里），我今日在这里就不多谈了。
今日在这里，我首要是想对于于那些在阅读过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之后因为种种原因还须要读《通鉴》、还想读《通鉴》的同伙，谈谈自己的思想，供大家考虑；也想通过这类形态，同诸位感兴致的同伙交流。
一、《通鉴》纪事的重心与咱们看待这部书应有的立场
咱们大家读所有一部书，首先要对作家撰写这部书的目标有所了解；乃至可以说咱们之因此要知道一部书的作家，就是为“知人论书”。
前边我特别注重指出，司马光是北宋中期的一位驰名政治家，况且他还直接加入了政治战斗的核心。正是由于这样，《资治通鉴》的撰著，从一开始，就拥有猛烈的政治目标。《宋史·司马光传》记录说：
光常患历代史繁，人主不可遍览，遂为《通志》八卷以献。英宗悦之，命置局秘阁续其书。
《通志》是司马光给这部编年体史乘初拟的名字，待后来书成之后，宋神宗赐以御制序文，并赐名《资治通鉴》。这一书名更加清晰地显现出此书猛烈的现实政治用处。
明刻本《三才图会》中的司马光形象
针对司马光来说，远古历程中同北宋社会政治关系最为直接、也最为紧密的内容，固然是远古的政治活动，因此，司马光必定会首先注目于此。
另一方面，由战国到五代，世纪间隔实在太长，固然《通鉴》的篇幅长达将近三百卷，也不能将这一冗长期间里所爆发的主要史事都包括无遗。而且如上所述，司马光编著此书，原本就意在为本朝施政供应借镜。因此，本来就不用面面俱到，载录逐个方面的历程活动。
通观《资治通鉴》的内容，因此司马光是把《通鉴》的记述重心放在政治和军事活动这2个方面，可大家谁都知晓，军事是政治矛盾白热化时的详细表现形态，实质上还是政治，乃至更是政治。
因此 咱们才会看见，在军事方面，司马光不单偏重主要的军事活动，乃至对战斗的兵书也加以许多存眷和表现。清初学者顾炎武论《通鉴》纪事的特征，即谓“司马温公《通鉴》承左氏而作，此中所载兵书甚详，凡亡国之臣、盗贼之佐，苟有一策，亦具录之，朱子《纲目》大半削去，似未达温公之意”（《日知录》卷二六“《史记》、《通鉴》兵事”条）。
固然对主要的经济活动、特别是牵扯到制度创立性的史事，司马光也赋予了相当存眷，但总的来说，是相当有限的。另外，司马光对含盖文学、艺术和宗教等内容在内的各类文化活动，更很少加以记述。顾炎武在所著《日知录》中，列有“《通鉴》不载文人”这一条目，专门阐述此事说：
李因笃语予：“《通鉴》不载文人。如屈原之为人，太史公赞之，谓与日月争光，而不得书于《通鉴》；杜子美若非‘出师未捷’一诗为王叔文所吟，则姓名亦不登于简牍矣。”予答之曰：“此书籍以资治，何暇录及文人。昔唐丁居晦为翰林学士，文宗于麟德殿召对，因面授御史中丞。翌日制下，帝谓宰臣曰：“居晦作得此官。朕曾以时谚谓杜甫、李白辈为四绝问居晦，居晦曰：‘此非君上要知之事。’尝以此记得居晦，今因此擢为中丞〔册府元龟〕。”如君之言，其识见殆出文宗下矣。（《日知录》卷二六“《通鉴》不载文人”条）
这类资治佐政的纪事准则，决议了《通鉴》一书对研治政治史和军事史史料价值最高，经济史次之，而对研发文化史的直接史料价值，就相对很低。这里所说“史料价值”，固然首要是对于顾问学者而言，但实则这类“史料价值”的1个主要方面或者说主要方面，就是指一部著作能够给你供应哪方面的常识。这一指向，对一般历程喜好者来说，就是阅读《通鉴》首要能够获得哪方面常识的问题了，一样须要了然在胸。
懂得这一点，也就较容易解读，为什么现今史学界有许多特别注重读《通鉴》的学者，其所研发的问题，通常全是以政治史为主。
这类状况决议了作为历程喜好者若过度注重或是尊崇《资治通鉴》的阅读价值，也就象征着你不可从中获得更为广泛的历程讯息。简洁地说，读与不读《通鉴》，看重与不看重《通鉴》，这在较大程度上都取决于读者本人的意愿和立场。对此，我能够供应的考虑看法，是如下三点：
第一，政治问题，无论在什么社会，总是居于核心地位的主要因素，在中国远古，更是这样。因此，从这一意义上讲，无论你首要关怀哪1个行业的历程问题，读一读《通鉴》，总是会有所辅助的，它是可以给你供应1个优良的根基和参照的。
第二，假设你首要关怀的历程问题，并非是政治，而是文化，或者经济等，就不用把《资治通鉴》的价值看得很重。
第三，无论你到底都关怀些什么问题，绝对要知晓，若是过度侧重《资治通鉴》，你获得的历程数据，绝对会是很不全面的，但在1个存在严重偏倾的背景下对待中国远古社会，认知中国远古社会，绝对会有严重误差；专业历程学者若是过度看重《通鉴》，倚重《通鉴》，所做研发则难免会形成严重失误，或带有严重缺点。
最终，简洁陈述一下我这一部分阐述的根本论断——绝对要十足结合其余文献、特别是那些《通鉴》所根据的更为起始的史乘来阅读《资治通鉴》，借用《资治通鉴》。如此获得的历程数据才会愈加广泛，也愈加确切。
二、《通鉴》纪事的信实性与咱们看待这部书应有的立场
所谓《通鉴》的信实性问题，是讲司马光多大程度上是忠诚于客观历程事实所做的论述。我知晓，针对许多同伙来说，大家了解到的往常学术界对《资治通鉴》这部书客观真正性的评估全是较高的；或者说是一律加以高尚赞誉的。这类赞誉，在较大程度上来说，都有它的道理，都有它的合理性。前面一开始我简介的与《通鉴》本文并行的《资治通鉴考异》三十卷，就是司马光尽力谋求客观真正性和记述确切性的凸显表现，况且这部《资治通鉴考异》在中国远古历程考证研发的成长历史上，还可以说是一部拥有重要开创性意义的代表性著述。
可我如今要谈的是这部书在这方面的缺点，这不是没事儿找事儿硬给司马温公挑弊端，而是由于唯独十足认知到它的毛病才能更好天时用这部书，更好天时用这部书的好处，让这部书辅助咱们认知历程施展更大、更有效的功效。
详细地说，《通鉴》这部书在所谓信实性方面存在的问题，可以辨别为两类本质的失实：一类是有意变形客观存在的史实；另一类是无意间导致的失误。
以下首先谈司马光对客观史实的有意变形。
谈到这一问题，首先须要了解司马光为什么要撰著《通鉴》这部书。司马光撰著《通鉴》的北宋中期，是中国想法文化史上的1个主要转折期间。其大背景，是日本学者内藤虎次郎老师讲的所谓“唐宋变化”。在这一社会大变化期间，不少学者通过文学和经史著作，来表现其政治需要。
这一风范，首先是在宋仁宗期间，由范仲淹、欧阳修等人启动端绪，稍后在神宗期间前后，则有司马光、王安石、苏轼、苏辙等人，进一步彰显了这一学术旨意。
司马光撰著《资治通鉴》，固然具有明确而又猛烈的用世企图，却并没有像欧阳修撰著《新唐书》和《新五代史》（本名《五代史记》）那样，过度刻意地通过所谓《春秋》笔法，来表现其褒贬意愿，而是重在史事的取舍剪裁，企图通过详细的史事，来阐明国策人格的是非高下。这类作法，乃是遵循孔夫子所说“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着明也”。
这一点十分主要，也可以说是《资治通鉴》的根本著作准则。唯独十足解读和掌控这一著作准则，才能合理地阅读和借用《通鉴》记述的史事。
如此的著作准则，决议了司马光会尽快不记、少记不被自己政治想法和公德想法认可的史事。南宋期间的驰名学者朱熹，就曾明确指出司马光径以己意摒弃旧史纪事的问题，谓之曰：“温公修书，凡与己意不合者，即节去之，不知别人之意不这样。《通鉴》此类多矣。”（《朱子语类》卷一三四）详细来说，比如其较为显著的一类去取偏向，乃“温公不喜权术，至修书时颇删之”，朱熹为之感慨云：“柰那时有此事何？只得与他存在。若每处删去数行，只读着都无血脉意思，怎样存之，却别做论说以断之。”（《朱子语类》卷一三四）
在咱们今日看来，特别是若把《通鉴》作为史料来读的话，愈加令人难以认可的是，司马光为表现自己的政治想法，居然采录许多基本不该采录的小说故事，乃至含盖像《赵飞燕外传》如此的情色小说，以此来刻意更改历程的原本面貌。
对于这一点，明人王祎在所著《大事记续编》中已然有所论列（《大事记续编》卷一、卷四），但王氏所做阐述，尚未触及其内在原因。在此须要特别指出的是，纵然这样，对《通鉴》这部书中如此严重的问题，现今之治史者还鲜能有人留心。
对《通鉴》一书这一特征，前些年我通过分析其刻意建立汉武帝暮年政治形象的事例已经有所展现，说见拙著《生产汉武帝》。透过这一典型事例，很详细、也很形象地阐释了《通鉴》这一严重缺点，我想或可为阅读和借用《通鉴》的人供应有益的考虑。
拙著《生产汉武帝》
另一方面，出于无意的原因，司马光在对其史料根据进行处置时，也会产许多失误。
以下我给大家举述1个许多人都很关怀的问题，就是秦始天子赵正同吕不韦的血缘关系问题，来阐明这一点。
对于此事的起始记录很简洁，也很清晰，事见《史记·吕不韦列传》：
吕不韦取邯郸诸姬绝好善舞者与居，知有身。子楚从不韦饮，见而说之，因起为寿，请之。吕不韦怒，念业已破家为子楚，欲以钓奇，乃遂献其姬。姬自匿有身，至大期时，生子政。子楚遂立姬为夫人。
赵正社会意义和司法意义上的父亲子楚娶来这位怀着吕不韦骨血的邯郸舞女，娶到家里后她给子楚生下了赵正，这原本清清晰楚，没有所有含糊不清的地方。可南朝刘宋时的裴骃作《史记集解》，却引述同时人徐广的《史记音义》说：“期，十仲春也。”至唐代开元年间人司马贞著《史记索隐》，又诠释说：“谯周云‘人十月而生，此过仲春，故云“大期”’，盖固然也。既云‘自匿有娠’，则生政固当逾常期也。”也就是谯周（乃三国时人）、徐广、裴骃和司马贞等人，都把《史记》的“大期”解读为十二个月，这十二个月又被某类人称作“期年”（这也是完全错误的）。
这类解读之怎样荒诞透顶，在此权且置而不论（我另撰有《赵正生父究竟是不是吕不韦》一文，全面阐释这一问题，将刊于《汹涌消息·翻书党》），孰知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述及赵正出生事时竟直接写作乃母“孕期年而生子政”，也就是他在娘肚子里被怀了一整年才好不容易生了下来。自己看不懂，就照《史记》原样抄个“至大期时，生子政”还不行么，如何能把谯周以致司马贞等人的错误认知，当做客观存在的史实来誊写？岂不错哉！岂不谬哉！
此外，还有许多较为特别的史事，可能是因为读不懂啥意思，就被司马光略去不记了。比如我研发过的《史记·秦始皇本纪》所记秦始皇三十三年“禁不得祠明星出西方”一事就是如此（见拙著《旧史舆地文录》所收《秦始皇禁祠明星事解》一文）。这原本是反映秦始皇个体心态和政治企图的重要事情，对解读那时秦廷的政治、军事举动拥有主要意义，根据司马光的著作宗旨，原本是理应写入《资治通鉴》的。可是，却因司马温公未能解读这句话的涵义而使其在《通鉴》中失于记录。像如此的事件，不可不说是一项严重的缺憾。
除了这类纪事的疏失之外，咱们今日阅读《资治通鉴》，还牵扯这部书的叙事用语问题。清人钱大昕尝称赞说：“昔人所言事增于前、文省于旧，惟《通鉴》可以当之”（《潜研堂文集》卷二八《跋柯维麒宋史新编》），这是从详细内容的编排角度，对司马光驾御处置文字的本领，赋予了高尚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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