脉诊学的宝藏

  来源: 爱中医网  作者: 萧熙　

一、关于脉学应有的认识　　 祖国医学的宝库，无论是在哪一个部门，都值得我们去发掘。拿脉学来说；这里面也蕴有着无尽的丰富的宝藏。脉学的文献资料，有必要进行深入地学习，特别是应该而且需要向老年中医前辈们学习活的经验。
　
脉学的祖师除内经外，便是扁鹊。也就是太史公所讲的：“至今天下言脉者，由扁鹊也”。后来仓公传黄帝扁鹊之脉书，脉学在世界医学中成为一门独特的学问。仓公是起了承先启后的作用的。仓公在脉学上做了很多工夫，仓公传说：淳于意诊齐王太后病，一看脉，便说是风瘅客于胞。因为他切脉发现太阴之口，现出湿然风气的脉形，于是他参照脉法所提示的：“沉之而大坚，浮之而大紧者，病主在肾。”而现在出现的这种近似的而实际有所不同的脉象，是脉大而躁。大是膀胱气，躁是里面热，因此患者尿赤，因此知道他的风热客于胞的病情，从而能够断定他的生死了。脉学在第七世纪时传到阿拉伯，推进了阿拉伯的医学，医学史上已有明文记载。而我国脉学流传到了张仲景，那已经更进一步。仲景的伤寒金匮，凡 是论病，几乎要先讲脉。而伤寒论区别伤寒与中风的，主要还是根据脉象。晋人王叔和脉经，是论脉学的专书。宋人许叔微的本事方，完全依据脉象断定用药。古来许多大医生，没有不是曾经在脉诊上做过功夫的。脉书很多，不暇列举。同时脉学也不是一种“一蹴即就”的学问，所谓“脉候幽微，苦其难别，意之所解，口莫能宣” ，这是形容脉学并非只凭浅尝就可以成功，必须深入体会才能逐步掌握其精神与实质的。以仓公为例，仓公说：“问臣意：‘诊病决死生，能全无失乎？’臣意对曰：‘意治病人，必先切其脉，乃治之。败逆者不可治，其顺者乃治之。心不精脉，所期死生，视可治，时时失之’，臣意不能全也”。当然一个人所能知道和掌握的，究竟是有限的。今天党领导我们发掘祖国医学宝库的脉学遗产，通过集体研究，或把个人的点滴心得和经验，交流汇合起来 ，所谓集腋成裘，成效必然是可观的。
　
脉学的内容，虽然说是很深奥但如果掌握了学习的方法和虚心地去钻研，也可以说是易学易懂的。徐洄溪说得好：“夫证之不齐，莫可端倪而尽，欲以三指洞其机，则婧跄阎矣。语云：‘胸中了了，指下难明’ ，此深心体悉，不肯自欺之言。然脉虽变化无定，而阴阳表里寒热虚实之应于指下者，又自有确乎不易之理。思之思之，鬼神将通之耳” 。所谓“鬼神将通之”是指的深而且透的体会。所以徐氏在这篇脉论的尾端说“况有象可求，学者精勤，则熟能生巧，三指多回春之德矣”。随后又说：“夫脉理渊微，须心领神会，未可以言求”。这都是他在讲脉学之中的“审象论”里的说话。可见真的对脉学有造诣的，不但是胸中了了，指下也应该是了了的。
　
二、看脉知病　 因此，由于指下能够了了，那么脉诊也就成为一种辨识病证的规尺了。许多病症，一经切脉，往往不必通过病人的自诉，而病人所有的苦楚，医者是不待烦言而解的；然而这必是“学者精勤，熟能生巧” ，才能够达到这样的境域。现在先举一些看脉知病的例子：
　
我在江西看见三位老中医前辈，能够一看脉便知道是什么病证，他不用人家讲，便知道十九了。一位是九江的蒋以f老先生，生平看病，很少需要人讲；群众的威信很高。在抗日战争期间，逃难到大后方，当地有位名医听见病家不断反映，说他看脉知病，觉得很怀疑，认为这不过是一种“开业术”，曾两次叫自己的染病的亲戚去他那里就诊，试试他的脉诊本领。结果，病情症候都是未经自诉而被一一写在方笺的脉案上。这位名医于是备办了礼物亲自去拜候他，老先生也}礼回看，成了学术上的朋友。另一位是南昌的姚国美先生，也常是不必要病人自己述说症候，而疗效却很高。有的老先生连起因和病的传变，都能给你全部说出，恍如他亲眼所见。我所见到的这几位老先生，都已经死了。十余年来，群众们还传说着他们的神奇的技术。我来到广东，也遇见过几位这样的老中医。记得在 1955 年的时候，我和蕉岭的一位徐老先生会诊，他也不待病人讲病，而能叙述患者的症候如数家珍。我和他往诊各种各样的病例，他所指述的，大致都很准确。某地有一位黄老先生，看脉的经验非常丰富。由于这样，他倒不喜欢别人说病。据说，他比上述的蒋老先生的脉理还要深奥。黄老先生遇有病人对他说：“医生，我头痛目花”等，他便不高兴。今天我不是提倡这种作风，而是想通过这些我所曾耳闻目见的生动的事例，来旁证祖国医学的脉诊学方面，它所存在的精蕴是完全肯定的。西医张公让先生在一篇文章里说过：有一次他和一位老中医同乘火车，途中隔邻车厢有乘客患病，找医生往诊，于是张先生和那位老中医同去看他。那位老中医把脉一摸，即说：“你这是喉咙痛”。张先生大为奇怪，因此在文章里说：“中医的脉学确实是值得研究的”。据说张先生是五代祖传的中医，同时是协和医学院肄业，中山大学医科毕业的西医。从这许多事实证明，所谓把脉知病，绝不是什么臆测屡中，玄妙无稽的。凡是对脉诊有研究的人，他们的言之凿凿的脉法，极大可能是说得出，做得到，兑得现的。有关体现在脉诊的事例的一些奇迹，若非亲身历验，似亦难怪其不易置信。
　
三、凭脉用药　 对脉诊学能够掌握它运用它的好处，不只是在于会把脉知病。其更大的作用乃在于凭脉用药。而依凭脉来用药的效果也比较照症候用药要快速和可靠的多。同时，那些顾虑偏寒偏热，太消太补的问题，也无非庸人自扰，是十分多余的。有是证用是药，这不过仅是关于临床诊疗规律的一般说法；很早的年代，仲景指出了平脉辨证的重要性。就因为外表见证，常不可凭。为什么呢？原来外证常常是似是而非，甚至有外表的见证，与内部实际的病变的情况，恰恰相反。惟有依靠平脉辨证，才易于抓住问题的实质。许裔宗说： “古之名手，惟是别脉；脉既精别，然后识病……今人不能别脉，莫识病源，以情臆度，多安药味；譬之于猎，未知兔所，多发人马，空地遮围，或冀一人偶然逢也。如此疗病，不亦疏乎”？所以凭脉治病的道理，主要是由是那一种病，在脉上见于那一部分，就可以知道它的“所苦”在于那一脏那一腑，那真是所谓洞垣一方，尽见五脏症结了。这样，再根据经络
脏腑而选方用药，其取效也应该是会事半功倍的。已故精于脉理的王老先生曾说过：“前人给我们指示着：善调尺者，不待于寸，善调脉者，不待于色。能参合行之，可以为上工。可见四诊之中，切脉颇为重要。脉诊学如果搞得好的话，那任何疾病的真相和根由，都莫能逃于三个指头之下。如果这样，而治病不见效的，是不会有的事。这是为什么呢？就因为病有千变，脉终不变，或者病的外形虽然相同，而病的内情则往往全然不同。所以根据那一个脉位的虚实，用补用泻，则应无往不利。现以温病为例：比方说：学习了吴又可、王孟英的皮毛，一见温病发热，竟一股脑儿概用银花、菊花、连翘、豆卷、栀子、菖蒲等，这样的对症用药（其实这里所举的是对病用药） ，往往不但不生效力，而且有时是会愈治愈坏的。其实吴王治温病，何尝是这样简单的呢？喻嘉言曾经举过一个例子，他说：冬不藏精，而感受寒邪所形成的温病，看见身热脉沉紧，身重嗜卧等症，应该知道它是风温。而照喻氏的主张，则必须处用麻黄附子细辛汤，以温经散邪。那么推寻喻氏的说法，如果不是以脉象占重要的诊断部分，那如何敢用这类辛温的药剂？从这里，也可知道赵养葵每每有用大剂六味地黄汤治温病的缘故了。去年台山用附桂八味丸方治疗乙型脑炎的变例，脉诊的根据也应该是重要的一环。中医学院的一位老师用干姜附子治疗一例流感高热，那人口干、舌苔干黄而厚，服了一包药，第二天身热除尽，舌苔退了，口也润了这不是根据脉诊用药而取效的最显著的例子吗？
　
据脉用药，不仅仅是那样像脉沉紧等什么什么之类，脉学的内容不是那样简单的，它是非常复杂的高度的科学。同时，它也能够是用之而非常有效的。据脉用药所体现的规律，往往是不在平常一般的规矩方圆之内的格套。那意思是：依凭脉诊所用的方药，表面上看起来，似乎处方中的药味完全与症状不相干，或者甚至是相反的。比如说：汗出不止用麻黄（不是用麻黄根），喉痛咽干用桂枝干姜等，这样的症候在服用这些方剂之后，效可立奏：汗出不止的，即获汗止，喉痛咽干的，也不干不痛了。假如不是据脉来用药的话，我看谁也不敢这样做的。而能够这样去做的，就一定是掌握了据脉用药。临床上，脉理能够辨析入微，则其处方用药，便能超乎象外，得其环中。也正所谓是“不在鼓上打，却下下打着鼓上”。这里再举一个例子：明代医学宗匠周慎斋先生的高足陈嘉l先生，他曾启示着：在他多年的摸索体验中，深深的认识和领悟到脉学的重要性。他自从掌握了这把钥匙，便能够随手和放手用药，而效验特著。他对于“自己一生的秘诀，不敢自私，和盘托出，举以示人”，叙述了两条例证：（一）他说有一个疟疾病人，尺脉数而无伦，汗出不止，他诊断是阴分将绝，于是给予黄柏知母，一剂药就好了。 （二）有痢疾病人，吃了很多消导分利的药，和升提的方剂，用过许多方法。等到延请陈嘉l先生去看时，已奄奄一息。陈先生切到肝脉紧实 ，知道是因动怒而起的病，便开了三钱牡丹皮给他，病就好了。他提出问题说：“如果不从活法去诊疗，请问从哪里看到过用黄柏知母去治疟疾并且能够治好它呢？又谁曾看见过用牡丹皮治疗垂危的痢疾和治好它的事呢”？

四、关于脉学的反对论者　 在前人的书籍里面，也有人持反对的论调来非难脉学。这个问题应该如何来看待它呢？我看：唯脉学论者给予他以一些适当的批判，是合乎“情理之常”的。但是对于无视和蔑视脉学的谰言，则应有所区别。一些对脉学在诊断上的重要地位持一棍子打死态度的，这样的人大约有两种：一种是文字之医，经验少，只晓得做文献资料整理和编辑的工作。一种是不肯去细心体会，这种人在脉上摸来摸去，一辈子摸不到什么东西。由于他个人摸不着，便说“切而知之”或据脉论症和据脉议药是靠不住的，甚至反口诋之为江湖术。这种人除一般的几个显而易见的脉象外，根本不承认什么叫脉学。他的毛病主要是既不虚心研索，又未曾得到师傅口授，以致摸不着窍门。因而在治理奇难大症方面，往往把捉不定，或竟望望然而去之。龙君由先生说： “学医者，每多药性不熟，脉理不精。果能心如明镜，洞悉某药与某病相称，某脉与某症相应，则治病自不难矣” 。可见“心必精脉”，是和熟悉药性同样重要的。
　
好几位老先生和在座的几位前辈，对任应秋先生的脉学研究十讲有意见，关于脉学方面的见仁见智，当然很难强人所同。但把祖国医学的精华部分之一的脉诊，全盘否定；认为看脉知病是医生像煞有介事的故弄玄虚，属于欺人之谈，从而对于医生在临床上聚精会神诊脉的工作态度，加以歪曲的夸张和丑化，这一点对所著十讲一书的价值是十分叫人惋惜的。任先生是我的后期同学，渊博精勤，也可能在脉学上有他的真知灼见，“则非余之所敢知”。这里，纯然是就学术方面来谈脉诊，对事不对人。很希望通过今天“脉诊在临床上的运用经验交流座谈会”和我会脉学小组的阶段工作小结，把脉学的实用价值的大概轮廓部分的肯定下来。因为不了解脉学内容的精蕴的人并非罕见，像最近（1 月 23 日）有人在广州日报文化公园上发表“中医是否全靠切脉诊病”一文，说是“但事实上在过去确曾有一些借医行骗的人，故意以‘凭脉断症’为名，来显示自己的本领，欺骗群众”。把中医脉诊的神髓和某些个别人的医疗作风混为一谈，因而根本推翻了“凭脉断症”，这是值得深入检查的。洄溯在前人的书中，也间或有对脉诊之学，根据某种角度的看法而提出非议的，但如果仔细的去翻阅他们的著作，就很可发现一些这样的情况：那便是随着临床经验的增多，而其对脉学也就愈来愈有体会，从而在医论医案的叙述中关于描写三部九候的脉象方面也就更加详细。然而过去要做到这一步是必需配合一定的条件和走着许多弯路的，那就是既要有极多的临床病例供诊疗研究，又须有良师益友从旁讲授指点，还得要自己肯去虚心学习和深入体会；才能像剥茧抽蕉那样，渐有所得。脉学在过去所以被视为深奥的东西，就因为在那样的年代里，不可能有集体研究的这种良好条件的缘故。
　
五、我怎样开始重视脉学　 我自己年青时也和那些“取消主义”论者对脉学的轻薄态度一样，我早年拜过李和铃老师学习过脉法，后来进了学堂，由于对脉学没有临床上的体会，于是在以为自己很“科学”的那种愚妄无知的状况下，也不能例外的诬蔑那些在临床上讲脉学的是“江湖”。后来上了几岁年纪，病看得多，比较有了一些经验，才逐渐认识到脉学是符合辩证唯物主义的高度的诊断学的一种。也由此觉悟到自己对脉学的一些错误看法完全是没有根据的。我由于在临床上碰过不少钉子，和多次受到群众的教育，这样促使我不能不注意脉学。记得在抗日战争期间，我和杨医生会诊他叔父的痰火病，病势有增无减，后由杨越秋老医师诊治，一剂即平。有一例眼科病，很久不愈，杨老先生诊断是肺热不宣，用重剂麻杏石甘汤而大为见效；这些，都是从脉诊上寻取到诊疗的准绳。我还记得有一次一位女教师来我处门诊，“妇人尤必问经期”，我问她：“月经有未来过”？你说她的回答是怎样的？她说：“我月经来了你都不知道？你还看什么脉？我在湖南看病就没有用我讲过”。她一气便走了。这件事给我的印象很深。我从此再也不敢因“门庭如市”而以响牌名医自居，深切的感到我对脉诊只是学习了一点皮毛的皮毛，根本还谈不上什么入门哩。多年来我总是想：1.某地的医生未必都如那位女教师所说的“看脉知病”？但老医生一经切脉即知所患或抓住其重点，则实有其事。2.“凭脉知病”并不等于排除四诊合参，也不是要想借此显示本领，而是说能够切脉而洞见病源，岂不很好？因此，我认为研究脉诊的目的和意义是：1.看脉知症，2.即使不能一按脉即知所患所苦是哪些症候，也可以凭脉断病――这是指凭脉而获知内脏相互间的盛衰情况。其实看脉知症的最高和最终目的就是在此。3.据脉用药――因为这比凭症状用药要精确和细致得多。我自从有了这个初步的认识，便不再把看脉当作虚应故事了。我想起了龙绘堂在他晚年的著作里说的话，他说他早期行医时，缺乏经验，“每当用药之时，虽按症以诊脉，实不知脉理之为何？不过望风捕影，以乞灵于药王而已” 。龙氏后来和“医国名手”晏廷予相交，才懂得了脉理的诀窍。所以他在学医真诠里说：“学了药性学脉理，学了脉理方有用；某经是真虚，某经是真实……看得到时脉分明，任凭病来如明镜；有了明镜有把柄，一下笔时便入圣。不靠汤头歌，不任人家命，病端虽夹杂，病脉总清净” 。因此，我改变了以前对待脉诊的态度，认真的在脉上做功夫，体会逐日有进展。正如王雨三先生说的那样：“除了先学 28 脉的形象以外，还要学习各种兼脉。不仅知道浮脉是代表外邪，还要知道浮濡、浮数、浮革、浮芤、浮虚等脉。不仅要知道沉为在里，而且要知道寒邪深入少阴，脉必沉紧，要用麻黄附子细辛汤。因之，那它就不单纯标志的是里；还有湿热内阻，脉必沉迟，而于是也就不能轻率的使用温药。同时在兼脉之外，还要知道部位；部位不同，病理病机各异，
而用药也就大不相同了。”
　
六、脉学座谈的形式　 脉诊在临床应用上的经验交流，希望老前辈们根据多年的体会和心得，有多少谈多少，不拘形式，像谈家常那样，油盐酱醋，一点一滴都好。汕头老中医林维镛先生和我谈到脉学，他说：“我几谈几种”。像右关脉芤弱，表征胃实质的缺损，是消化性溃疡病。像脉气不规则，为腹瘤形成之征。像紫斑病而现浮芤之脉，其预后必然不良等。这些我都已写进岭南医话里面。这样，各人所谈的即使很少，大家汇合起来，便可以蔚为壮观。相信老前辈们的脉学经验是一时谈不尽说不完的。关于何种脉，一按即知为何种病，或者什么病，服了许多药都无效，后来根据其脉象所见，投药一两剂即获起死回生。或者有些病非常危险沉重，但因为脉象所标示的，而断定它无关紧要。或者病势虽轻，却出现了某种脉征，因而断定其不能度过冬至等，这些经验都是十分宝贵的。这里所说的，并不是说诊病只要专讲脉便什么都可以不管，不是唯脉学论，而是说在讨论脉学的时候，则必须以脉诊在临床诊断上有其重要的意义为重点突出。因此这里并不等于是在排除脉诊以外的其它诊法，或破坏四诊合参的统一性。但是，说脉诊是诊法中的上乘功夫，也并非全然没有理由的。经验证明，脉诊和色诊，两者同样居于等量齐观的地位。内经不是有着“能合色脉，可以万全”的话吗？</P></p>

一、关于脉学应有的认识　　 祖国医学的宝库，无论是在哪一个部门，都值得我们去发掘。拿脉学来说；这里面也蕴有着无尽的丰富的宝藏。脉学的文献资料，有必要进行深入地学习，特别是应该而且需要向老年中医前辈们学习活的经验。
　
脉学的祖师除内经外，便是扁鹊。也就是太史公所讲的：“至今天下言脉者，由扁鹊也”。后来仓公传黄帝扁鹊之脉书，脉学在世界医学中成为一门独特的学问。仓公是起了承先启后的作用的。仓公在脉学上做了很多工夫，仓公传说：淳于意诊齐王太后病，一看脉，便说是风瘅客于胞。因为他切脉发现太阴之口，现出湿然风气的脉形，于是他参照脉法所提示的：“沉之而大坚，浮之而大紧者，病主在肾。”而现在出现的这种近似的而实际有所不同的脉象，是脉大而躁。大是膀胱气，躁是里面热，因此患者尿赤，因此知道他的风热客于胞的病情，从而能够断定他的生死了。脉学在第七世纪时传到阿拉伯，推进了阿拉伯的医学，医学史上已有明文记载。而我国脉学流传到了张仲景，那已经更进一步。仲景的伤寒金匮，凡 是论病，几乎要先讲脉。而伤寒论区别伤寒与中风的，主要还是根据脉象。晋人王叔和脉经，是论脉学的专书。宋人许叔微的本事方，完全依据脉象断定用药。古来许多大医生，没有不是曾经在脉诊上做过功夫的。脉书很多，不暇列举。同时脉学也不是一种“一蹴即就”的学问，所谓“脉候幽微，苦其难别，意之所解，口莫能宣” ，这是形容脉学并非只凭浅尝就可以成功，必须深入体会才能逐步掌握其精神与实质的。以仓公为例，仓公说：“问臣意：‘诊病决死生，能全无失乎？’臣意对曰：‘意治病人，必先切其脉，乃治之。败逆者不可治，其顺者乃治之。心不精脉，所期死生，视可治，时时失之’，臣意不能全也”。当然一个人所能知道和掌握的，究竟是有限的。今天党领导我们发掘祖国医学宝库的脉学遗产，通过集体研究，或把个人的点滴心得和经验，交流汇合起来 ，所谓集腋成裘，成效必然是可观的。
　
脉学的内容，虽然说是很深奥但如果掌握了学习的方法和虚心地去钻研，也可以说是易学易懂的。徐洄溪说得好：“夫证之不齐，莫可端倪而尽，欲以三指洞其机，则婧跄阎矣。语云：‘胸中了了，指下难明’ ，此深心体悉，不肯自欺之言。然脉虽变化无定，而阴阳表里寒热虚实之应于指下者，又自有确乎不易之理。思之思之，鬼神将通之耳” 。所谓“鬼神将通之”是指的深而且透的体会。所以徐氏在这篇脉论的尾端说“况有象可求，学者精勤，则熟能生巧，三指多回春之德矣”。随后又说：“夫脉理渊微，须心领神会，未可以言求”。这都是他在讲脉学之中的“审象论”里的说话。可见真的对脉学有造诣的，不但是胸中了了，指下也应该是了了的。
　
二、看脉知病　 因此，由于指下能够了了，那么脉诊也就成为一种辨识病证的规尺了。许多病症，一经切脉，往往不必通过病人的自诉，而病人所有的苦楚，医者是不待烦言而解的；然而这必是“学者精勤，熟能生巧” ，才能够达到这样的境域。现在先举一些看脉知病的例子：
　
我在江西看见三位老中医前辈，能够一看脉便知道是什么病证，他不用人家讲，便知道十九了。一位是九江的蒋以f老先生，生平看病，很少需要人讲；群众的威信很高。在抗日战争期间，逃难到大后方，当地有位名医听见病家不断反映，说他看脉知病，觉得很怀疑，认为这不过是一种“开业术”，曾两次叫自己的染病的亲戚去他那里就诊，试试他的脉诊本领。结果，病情症候都是未经自诉而被一一写在方笺的脉案上。这位名医于是备办了礼物亲自去拜候他，老先生也}礼回看，成了学术上的朋友。另一位是南昌的姚国美先生，也常是不必要病人自己述说症候，而疗效却很高。有的老先生连起因和病的传变，都能给你全部说出，恍如他亲眼所见。我所见到的这几位老先生，都已经死了。十余年来，群众们还传说着他们的神奇的技术。我来到广东，也遇见过几位这样的老中医。记得在 1955 年的时候，我和蕉岭的一位徐老先生会诊，他也不待病人讲病，而能叙述患者的症候如数家珍。我和他往诊各种各样的病例，他所指述的，大致都很准确。某地有一位黄老先生，看脉的经验非常丰富。由于这样，他倒不喜欢别人说病。据说，他比上述的蒋老先生的脉理还要深奥。黄老先生遇有病人对他说：“医生，我头痛目花”等，他便不高兴。今天我不是提倡这种作风，而是想通过这些我所曾耳闻目见的生动的事例，来旁证祖国医学的脉诊学方面，它所存在的精蕴是完全肯定的。西医张公让先生在一篇文章里说过：有一次他和一位老中医同乘火车，途中隔邻车厢有乘客患病，找医生往诊，于是张先生和那位老中医同去看他。那位老中医把脉一摸，即说：“你这是喉咙痛”。张先生大为奇怪，因此在文章里说：“中医的脉学确实是值得研究的”。据说张先生是五代祖传的中医，同时是协和医学院肄业，中山大学医科毕业的西医。从这许多事实证明，所谓把脉知病，绝不是什么臆测屡中，玄妙无稽的。凡是对脉诊有研究的人，他们的言之凿凿的脉法，极大可能是说得出，做得到，兑得现的。有关体现在脉诊的事例的一些奇迹，若非亲身历验，似亦难怪其不易置信。
　
三、凭脉用药　 对脉诊学能够掌握它运用它的好处，不只是在于会把脉知病。其更大的作用乃在于凭脉用药。而依凭脉来用药的效果也比较照症候用药要快速和可靠的多。同时，那些顾虑偏寒偏热，太消太补的问题，也无非庸人自扰，是十分多余的。有是证用是药，这不过仅是关于临床诊疗规律的一般说法；很早的年代，仲景指出了平脉辨证的重要性。就因为外表见证，常不可凭。为什么呢？原来外证常常是似是而非，甚至有外表的见证，与内部实际的病变的情况，恰恰相反。惟有依靠平脉辨证，才易于抓住问题的实质。许裔宗说： “古之名手，惟是别脉；脉既精别，然后识病……今人不能别脉，莫识病源，以情臆度，多安药味；譬之于猎，未知兔所，多发人马，空地遮围，或冀一人偶然逢也。如此疗病，不亦疏乎”？所以凭脉治病的道理，主要是由是那一种病，在脉上见于那一部分，就可以知道它的“所苦”在于那一脏那一腑，那真是所谓洞垣一方，尽见五脏症结了。这样，再根据经络
脏腑而选方用药，其取效也应该是会事半功倍的。已故精于脉理的王老先生曾说过：“前人给我们指示着：善调尺者，不待于寸，善调脉者，不待于色。能参合行之，可以为上工。可见四诊之中，切脉颇为重要。脉诊学如果搞得好的话，那任何疾病的真相和根由，都莫能逃于三个指头之下。如果这样，而治病不见效的，是不会有的事。这是为什么呢？就因为病有千变，脉终不变，或者病的外形虽然相同，而病的内情则往往全然不同。所以根据那一个脉位的虚实，用补用泻，则应无往不利。现以温病为例：比方说：学习了吴又可、王孟英的皮毛，一见温病发热，竟一股脑儿概用银花、菊花、连翘、豆卷、栀子、菖蒲等，这样的对症用药（其实这里所举的是对病用药） ，往往不但不生效力，而且有时是会愈治愈坏的。其实吴王治温病，何尝是这样简单的呢？喻嘉言曾经举过一个例子，他说：冬不藏精，而感受寒邪所形成的温病，看见身热脉沉紧，身重嗜卧等症，应该知道它是风温。而照喻氏的主张，则必须处用麻黄附子细辛汤，以温经散邪。那么推寻喻氏的说法，如果不是以脉象占重要的诊断部分，那如何敢用这类辛温的药剂？从这里，也可知道赵养葵每每有用大剂六味地黄汤治温病的缘故了。去年台山用附桂八味丸方治疗乙型脑炎的变例，脉诊的根据也应该是重要的一环。中医学院的一位老师用干姜附子治疗一例流感高热，那人口干、舌苔干黄而厚，服了一包药，第二天身热除尽，舌苔退了，口也润了这不是根据脉诊用药而取效的最显著的例子吗？
　
据脉用药，不仅仅是那样像脉沉紧等什么什么之类，脉学的内容不是那样简单的，它是非常复杂的高度的科学。同时，它也能够是用之而非常有效的。据脉用药所体现的规律，往往是不在平常一般的规矩方圆之内的格套。那意思是：依凭脉诊所用的方药，表面上看起来，似乎处方中的药味完全与症状不相干，或者甚至是相反的。比如说：汗出不止用麻黄（不是用麻黄根），喉痛咽干用桂枝干姜等，这样的症候在服用这些方剂之后，效可立奏：汗出不止的，即获汗止，喉痛咽干的，也不干不痛了。假如不是据脉来用药的话，我看谁也不敢这样做的。而能够这样去做的，就一定是掌握了据脉用药。临床上，脉理能够辨析入微，则其处方用药，便能超乎象外，得其环中。也正所谓是“不在鼓上打，却下下打着鼓上”。这里再举一个例子：明代医学宗匠周慎斋先生的高足陈嘉l先生，他曾启示着：在他多年的摸索体验中，深深的认识和领悟到脉学的重要性。他自从掌握了这把钥匙，便能够随手和放手用药，而效验特著。他对于“自己一生的秘诀，不敢自私，和盘托出，举以示人”，叙述了两条例证：（一）他说有一个疟疾病人，尺脉数而无伦，汗出不止，他诊断是阴分将绝，于是给予黄柏知母，一剂药就好了。 （二）有痢疾病人，吃了很多消导分利的药，和升提的方剂，用过许多方法。等到延请陈嘉l先生去看时，已奄奄一息。陈先生切到肝脉紧实 ，知道是因动怒而起的病，便开了三钱牡丹皮给他，病就好了。他提出问题说：“如果不从活法去诊疗，请问从哪里看到过用黄柏知母去治疟疾并且能够治好它呢？又谁曾看见过用牡丹皮治疗垂危的痢疾和治好它的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