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後期糧食生產力的提高

二樓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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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糧食作物結構和耕作制度的變革


    1、新品種的引進


    明後期，耐旱高產糧食作物新品種玉米、甘薯、馬鈴薯等的引進和傳播，為增產糧食、滿足人口增長和商品經濟發展的需要開闢了新的途徑。
    玉米原產美洲。我國對玉米的記載，最早見於正德六年(1511年)所修皖北【穎州志】；明後期的農書、方志和史籍對玉米的記載逐漸增多。大約在嘉靖、萬曆年問，玉米的種植已傳播到今天的江蘇、安徽、浙江、福建、廣東、廣西、雲南、河北、山東、河南、陝西、甘肅等南北諸省，至清代有了進一步的發展。生活在嘉靖、萬曆時期的杭州人田藝衡說：『御麥出於西番，舊名番麥，以其曾經進御，故曰「御麥」。干葉類稷，花類稻穗，其苞如拳而長，其須如紅絨，其粒如芡實大而瑩白，花開於頂，實結於節，真異谷也。吾鄉傳得此種，多有種之者』[55]。成書於萬曆初年的【本草綱目】及成書於明末的【群芳譜】、【農政全書】等都有關於玉米的記述。
    甘薯亦原產美洲。16世紀末期即萬曆前期傳入我國，一種由海路傳入廣東、福建、進而傳入長江下游江蘇、浙江；一種由陸路傳入雲南。甘薯具有適瘠壤、抗乾旱、產量高、口味好、營養強、耐貯存等優勢，因此頗受歡迎，至萬曆後期，已成為福建、廣東勞動民眾的重要食糧。『一畝種數十石，勝種穀二十倍，閩、廣人以當米谷』[56]。『閩、廣人收薯以當糧，自十月至四月，麥熟而止』，『閩、廣人賴以救飢，其利甚大』[57]。萬曆年問，閩人何喬遠著【甘薯頌】，對甘薯救災利民的貢獻加以頌揚；徐光啟總結出『甘薯十三勝』，即13項優點。徐光啟指出，東南沿海高埠地區，既不堪種稻，用來種薯，『亦勝稻田十倍』，且能改良土壤，『是不數年間，邱阜將化為平疇也』，『此亦任土生財之一端耳』；長江以北，『土更高，地更廣，即其利百倍不啻矣』，更應推廣[58]。可見，甘薯、玉米的種植，對於提高糧食畝產量、增加糧食總產量起到了革命性作用。


    2  、早熟稻的推廣和兩熟、三熟稻的種植


    早熟稻品種的推廣引起兩熟和三熟稻的種植，從而增加了糧食單產和總產量。這是我國栽培制度史上又一次革命性的變革。中、晚稻要求生長在水量充足的平坦土地上；而早熟稻則早熟、耐旱、耐寒。早熟稻的種植，一方面可以將水稻的種植擴展到南方水量相對較少的坡地、丘陵，增大水稻種植面積；另一方面使雙季稻、三季稻及稻麥、谷輪作、連作制的施行和推廣成為可能，從而提高土地利用率。早熟稻自10世紀末、11世紀初，即北宋真宗時期由占城傳入福建；至13世紀後期，即南宋時期，還未在南方廣泛傳播，栽種地區只局限於浙江、江蘇(南部)、福建、江西等地；至明中後期，才在南方各省稻作區域普遍地種植。尤其是湖廣(今湖南、湖北)江漢平原和洞庭平原的開發，修堤建垸，栽種水稻，使之成為稻米的重要產區和輸出區。這裡的堤垸『大者輪廣數十里，小者十餘里』，『荒蕪湖渚，先世所弗田者，皆盡墾』[59]。由於湖廣逐漸成為糧食的重要輸出區，遂在我國糧食生產和貿易的格局上出現了由『蘇松熟，天下足』向『湖廣熟，天下足』轉變。成書於嘉靖七年(1528年)的何孟春【余冬序錄】有云：『湖藩轄府十四、州十七、縣一百四，其地視諸省為最巨，其郡縣賦額視江南西諸郡所人差不及，而「湖廣熟，天下足」之謠，天下信之，地蓋有餘利也。』[60]可見，『湖廣熟，天下足』的諺語在16世紀初即已流傳。
    隨着早熟品種的推廣，雙季稻在廣東、雲南、福建、江西、浙江等省的許多地區逐步栽種起來。『南方平原田多一歲兩栽、兩獲者。其再栽秧俗名晚糯，非梗類也』[61]。在嶺南珠江三角洲及海南島，三季稻也多了起來。『東粵自來多谷，志稱南方地氣暑熱，一歲田三熟，冬種春熟，春種夏熟，秋種冬熟，故交州有三田』；瓊南『若勤於耜，則一年有三熟之稻矣』[62]。
    稻田面積的擴大，兩熟、三熟制的發展，使稻米產量大幅增加，成為當時人們的主要食糧。據明末宋應星估算，稻米在全國食用糧中占70％[63]。萬曆時在華傳教士利瑪竇也曾這樣感慨明朝大米產量之多和勞動人民之辛勤：『作為中國人的食譜上主要食品的大米產量，遠比歐洲富裕得多』，『中國的這類莊稼一年兩收，有時一年三收。這不僅因土地肥沃、氣候溫和，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更是由於人民勤勞的緣故』[64]。


    3、水稻在北方的引進


    稻米產量的增加，還由於稻田擴展到了北方。大約從嘉靖年間開始，水稻被引進到淮河以北、長城以南的一些地區。在徐貞明、張國彥、徐光啟、左光斗、汪應蛟等有識之士的倡導下，北直隸成為北方推廣水稻栽種的令人矚目的地區。明後期，北直隸一百多個縣中，有近一半已經種植水稻。萬曆末年，著名東林人士鄒元標說，『三十年前，都(北京)人不知稻草何物；今所在皆稻，種水田利也。』[65]萬曆十三年，尚寶寺少卿徐貞明兼御史領墾田使，在京東密雲、平谷、三河、薊州、遵化、豐潤、玉田等州縣治水墾田，『東西百餘里，南北百八十里，墾田三萬九千餘畝』，『宜稻者以漸勸率，宜黍宜粟者如故』。他還招募南方人為師，『使以一教十』，教京東農民栽種水稻[66]。萬曆三十年，保定巡撫都御史汪應蛟在天津葛沽、何家圈、雙溝、白塘等處，督率海防軍丁屯墾營田，共墾田5000餘畝，其中水田2000餘畝，每畝收稻高達四五石；旱地種植薯、豆雜糧，每畝產豆一二石，比原產增加四五倍或七八倍[67]。萬曆末年，徐光啟在京西房山、淶水二縣，沿琉璃河、拒馬河兩岸，開渠種稻，畝產二三石[68]。萬曆末年、天啟初年，屯田御史左光斗大力倡導北直隸興治水利，栽植水稻；並恢復天津屯田水利，開田3000餘畝[69]。天啟二年，太僕寺卿兼御史董應舉經理天津至山海關屯務，共開田18萬畝，『廣募耕者，界工廩、田器、牛種，浚渠築防，教之藝稻，農舍、倉廨、場圃、舟車畢具，費二萬六千(兩)，而所收黍、麥、谷五萬五千餘石』[70]。
    除京畿地區外，北方山東、河南、山西、陝西等省亦有水稻種植，且有的地區產量可高達五六石。嘉靖年間，山西沁州開渠種稻，畝收二鐘有奇(一鍾為三石)[71]。山東青州府諸城等縣，稻田『所獲，溢陸田數倍』，豐年畝產可達五六石，一般四五石，『戶戶舂米』，『貿遷得高價』[72]。陝西關中平原亦產稻，西安附近，『有稻一種，名線米，粒長而大，勝於江南諸稻，每歲人貢天儲』[73]。
    北方水稻種植雖然不如南方普遍，但卻為北方農業的發展展現了新的方向。正像左光斗所說，只有興治水利，才能改變『一年而地荒，二年而民徙，三年而地與民盡』[74]的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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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水利的興修


    明代水利，從投資興辦來說，可分為官府督辦和民間自修兩類，而以官府督辦為主。官辦水利的主要範圍，一是對南北大運河的疏通；二是對黃河、淮河及v河、衛河、漳河、沁河、滹沱河、桑乾河、膠萊河等北方區域性河流的治理；三是對江南和其他地區水利工程的修復和興建。官辦水利的主要實施方式是，或朝廷撥銀招募民夫，或督率民夫以工代賑；為了鼓勵北方墾殖水田，官府有時還向農民配發農具、耕牛、種子，減免賦役。『終明水政屢修』，水利工程的規模超過前代，從而保證了農業生產的發展和水路交通的運行。


    明太祖朱元璋視水利為農業根本，給予高度重視。僅洪武二十八年一年，在朝廷派出的圈子生督率下，全國各地即修築塘堰四萬九百餘處。洪武二十三年，修築蘇州府崇明、通州海門決堤，動用民夫25萬人。洪武二十五年間，開鑿溧陽銀墅東壩，招募民夫35．9萬餘人。水利工程不限於財富之區江南，各地皆有興建。南直和州銅城堰閘、山東登州蓬萊閣河、河南磁州漳河大堤、河南洛堤、陝西涇陽洪渠堰、廣西興安靈渠、四川彭州都江堰、四川永寧水道等工程，皆為明朝開國後或新建，或修復。永樂朝，不僅開始了圍繞開通南北大運河而對黃河、淮河的治理，而且進一步在各地興修水利。特別是經濟不發達地區的水利工程，對於這些地區的開發具有重要意義。湖廣安陸京山漢水堤岸、安陸州渲馬灘堤岸、京山景陵圩岸、石首臨江萬石堤、廣濟武家穴江岸、監利車水堤；南直隸西部地區(今屬安徽)安慶府潛山懷寧陂堰、和州含山崇義堰、寧國府宣城圩堰、太平府蕪湖圩岸、鳳陽府安豐塘等皆為永樂年間或新建，或修復。在北直隸，順天、保定、真定、河間、大名、廣平、順德、永平諸府也都有不少水利工程。


    水利設施可以較長時間發揮功能，明前期的水利建設為後期奠定了良好基礎。明後期，水利雖受政治腐敗的不利影響，但仍有發展。嘉靖初年，對北直隸盧溝河、琉璃河、胡良河、白溝河、沙河、唐河、滹沱河等河流及白洋淀進行竣疏。隆慶年間，開通湖廣竹筒河。江南巡撫海瑞疏通吳淞江、白茆河。萬曆二年，修築湖廣荊州采穴、承天、泗港、謝家港諸決堤口，復築荊州、岳州等府及松滋諸縣老垸堤。六年，吳淞江中段疏浚工程完成。萬曆中期，特設蘇松水利副使，督率治理太湖地區水利，先後『浚吳淞八十餘里，築塘九十」余處，開新河百二十三道，浚內河百三十九道，築上海李家洪、老鴉嘴海岸十八里』。萬曆年間，還在京畿地區設壩、建閘、引流、通渠、築堤，開墾水田，種植水稻[37]。


    黃河、淮河歷來多害。明代國家治黃、淮多與疏浚南北大運河、保障漕運相結合。永樂九年，命工部尚書宋禮徵調民夫30萬人，蠲免租賦110萬石，修浚會通河，全長450里；同時徵發民丁10萬，修浚黃河故道，南人於淮，與會通河相匯，於是南北漕運暢通[38]。以後黃、淮屢屢改道決口，朝廷不斷興工修治。成化年間特設河道總理，專負黃淮等河的治理。


    明後期，也興辦了一些較大的治河工程。嘉靖四十五年，工部尚書兼理河漕朱衡督率民夫開新河魚台至留城140餘里，浚舊河自留城抵境山、茶城50餘里。又築馬家橋堤3．5萬餘丈，石堤30里。隆慶四年，潘季馴為河道總理，徵用民夫5萬人，堵塞決口11處，築縷堤3萬餘丈。六年，治理徐、邳水患，修築自徐州至宿遷長堤370里，又修繕豐、沛大堤[39]。萬曆四年，督漕侍郎吳桂芳開草灣河，長1.11萬丈，堵決口22處，役民夫4．4萬人[40]。七年，潘季馴治兩河工程，計築高家堰堤、歸仁集堤、柳浦灣堤及徐、沛、豐、碭縷堤共310餘里；徐、睢、邳、宿、桃、清兩岸遙堤5．6萬餘丈；堵塞崔鎮等處決口130個；碭、豐大壩各一道；崔鎮等處減水石壩4座；遷通濟閘於甘羅城南，『淮，揚間堤壩無不修築』，共用銀56萬餘兩[41]。


    治理黃、淮，是有明一代治水的中心任務，國家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財力，治理力度超越前代。雖然未能完全防止黃淮泛濫，但治河工程對於減少災害、引水灌溉、保障漕運畢竟發揮了重大作用，而且從中積累了寶貴的治河經驗。潘季馴幾經起廢，四奉治河之命，『前後二十七年，習知地形險易』。他倡導的築堤防溢，建壩減水，以堤束水，以水攻沙，以及堵塞決口，滾水壩以固堤岸等治河方法都具科學性。


    地方州縣及民間中小型水利灌溉工程也有新的發展。明後期，北方水利設施的興建及逐漸推廣水井灌溉；南方河、涇、港、瀆、湖、塘、堤堰、斗門、海塘的修浚；湖廣堤垸修建的興起，都使水利遍及於各地。正統年間，寧夏舊有的五條水渠淤塞三條，僉都御史參贊寧夏軍務金濂對之加以疏浚，『溉蕪田一千三百餘頃』[42]。成化年間，湖廣澧州(今湖南澧縣)判官俞藎『大築陂堰，溉田可萬頃』[43]。萬曆年間，陳幼學任河南確山知縣，開河渠198道。後來，他調任河南中牟知縣。縣內有『大澤積水，占膏腴地二十餘里』，陳幼學『疏為河者五十七，為渠者百三十九，俱引入小清河，民大獲利』；大莊諸里多水，為之築堤13道[44]。萬曆年問，北直隸磁州知州劉征國督修水利，遂使該州遍野水溝(水渠)縱橫曲折，禾黍蔚然。陝西漢中知府李有實，『築堤亘十里，灌田萬頃』[45]。


    明後期，民間灌溉工具也有新的改進。各地有各種水車、水輪、水碓、水磨，其動力有人力、畜力、風力、水力、機械力等。在江南，『灌水以水車』，『高鄉之車日水龍，有不用人而以牛運者同牛車。亦有並牛不用，而以風運者』[46]。水車也有『(人)坐而踏之』者，如龍骨車(即翻車)，『人憑架上，踏動拐木，則龍骨板隨轉，循環行道板，刮水上岸』，『足救三丈以上高旱之田』，『水具中機械功捷，惟此為最』[47]。這種龍骨車在嘉靖、萬曆年間傳入日本[48]。在浙江嚴州府山區，灌田之具有水輪，『水瀉木槽，分流田中，不勞人力，而水利自足，蓋利器也』[49]。在福建，水碓最多。在廣東，水車『以田之高下為輪之大小，即三四丈以上田，亦能灌之，了不用人力。』[50]粵北山區，『居民多以樹木障水為水翻車』，『高田可以盡溉』[51]。湖廣辰陽(今湖南西部沉陵)，農民於溪水之旁建壩蓄水，以竹筒、車輪將水『接引入田，雖遠可到，所謂農者坐而觀之，無舉手之勞，而田已畢溉矣』[52]。長江以北淮、揚、海地區，也有使用風力翻車車水灌溉者[53]。河南、北直水井灌田的工具，除桔槔、轆轤外，還有龍骨木斗，水斗連接，車水快速[54]。明末王在【新制諸器圖說】中介紹了灌溉高仰之田的引水器『虹吸』和『鶴飲』。徐光啟在【泰西水法】中介紹了西方機械動力水車，即龍尾車，又稱螺旋運水機；還有西方玉衡系雙筒抽水機、恆升系單簡抽水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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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農業生產基本要素投入的加大


    中國傳統農業長期以來形成精耕細作的農業技術體系。明代後期，農業集約化程度進一步提高，不僅勞動投入增多而且資本投入和技術投入加大，充分有效地利用土地，提高土地生產率，與同期歐洲粗放式農業形成鮮明對比。

    1、農業生產工具的改進


    農業生產工具的改進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隨着冶鐵業的發展，鐵製農具犁、鏵、耙、鏹、搭、鋤等的數量增多，質量提高；二是根據不同的自然環境和畜力條件，因地制宜，因戶制宜，除使用牛、馬、騾、驢等耕畜外，還創製了一些新的人耕農具，保障了農業生產的有效進行。用牛耕田，南北皆較普遍，『中國耕田必用牛，以鐵齒耙土』⒇。在南方，『上農多以牛耕』[21]；在北方，種麥之『鏹』，以牛牽引，靠『牛行搖動』的機械動作播種[22]。但也有許多地方用人力耕具者。成化年間，陝西有創『木牛』耕犁者，二三個人駕駛，『一日可耕田三四畝』[23]。嘉靖年間，湖北鄖陽山區，使用人耕農具，『力省而功倍』，『百姓賴焉』[24]。江南地區，有一種人力耕具，『一人一手之力，足敵兩牛』[25]。還有兩人以槓懸耜起土，可敵一牛之力；兩人以磨耙耙軋，可敵三牛之力[26]。太湖地區的稻田，許多都用鐵搭翻地，而不用牛耕。這一方面是由於該地土質黏重，一般先用人力鐵搭深翻一次，再倒翻一次，而且在晴天操作，以達到深、透、曬的功效，此乃牛耕所不能勝任，故張履祥說『吾鄉田不宜牛耕』；另一方面，用牛耕則成本較高，因此『吳郡力田者，以鋤代耜，不借牛力』，『貧農之家，會計牛值與水草之資，竊盜死病之變，不若人力亦便。』[27]江南耘水田，原皆『匍匐水中，以手耘之，故農人惟耘田為尤苦』；明後期出現耘水田的工具『耘躺、耘爪』，乃『江浙間新制也、古無此器』，『今得此器，勞逸不啻天壤』[28]。由此可見，是否用牛耕田，並不一定是『進步』與『倒退』的標誌。


    2、施肥技術的新發展


    施肥在農業生產的投入中占有重要地位。明後期，無論對施肥的認識，還是積肥的方法、施肥技巧及新肥的研製都比以往有了新的進步和發展，達到了傳統農業的頂峰。一些農書總結道，『用地』必須與『養地』相結合，施肥是增產的重要保障，因此要『惜糞如惜金』、『積地莫如積糞』。制肥、積肥的方法增多，肥料種類擴大，除人畜糞肥、綠肥及一切浸漬廢物、河泥積塵等外，由於農產品加工業的發展，其副產品各種肥餅和酒糟、糖渣、豆渣、油渣等成了優質肥料，尤其在江南被廣泛使用。除麻餅等外，豆餅、棉餅等的使用都始於明代。廣泛使用多種無機肥是又一特點，明後期已開始把硫磺、砒霜、黑礬、滷水及螺蜆殼灰、蚌蛤蚝灰等用作肥料。農學家徐光啟創造了一種由植物性有機肥料與動物性無機肥料、動物性有機肥料混合炮製的合成種肥――『糞丹』，『每一斗可當大糞十石』，是肥料史上的一大發明[29]。宋應星、徐光啟介紹的用骨灰蘸秧根，即磷肥在酸性土壤中的施用[30]，也具開創性，早於歐洲用獸骨作肥料的歷史。在施肥方法上更注意針對性，講究宜時、宜土、宜物，不同季節、不同土壤、不同作物，所施肥料亦不同。根外追肥(『接力』)，看地施肥，看苗施肥，都是明後期的新發展[31]。


    3、栽培技術的進步


    我國是世界糧食和蔬果栽培植物起源中心之一。明代後期作物栽培和管理技術比以往有了較大提高。在藥用植物性狀研究的基礎上，對栽培作物性狀的研究也開始有了進展。王象晉在【群芳譜】中考察了大麥、小麥、玉米、甘薯等作物的性狀，開栽培作物特徵研究的先河。對水稻密植的認識和實踐已經達到相當成熟的程度，農史專家據【沈氏農書】等農書提供的資料估算，明末浙西太湖地區水稻栽插密度甚至超過『解放以前和解放初期』[32]。北方北直靈壽縣試驗的『親田法』，高度密植種粟，其密度也高出現在的水平[33]。徐光啟在【農政全書】中對棉花栽培技術作了系統總結，即精揀核、早下種、深根、短干、稀科、肥壅，這是植棉技術史上的巨大貢獻[34]。在我國糧食作物中，甘薯最早應用無性繁殖，將無性繁殖技術推進一步[35]。在太湖流域等平原水網地區，綜合利用自然資源，水利、種植業(糧食作物、桑樹等)、畜牧業(豬、羊、禽等)、漁業、農副加工業聯為一體，多種經營，互促互榮，形成生態農業[36]。種子對於作物『猶人之有父也，地則母耳。母要肥，父要壯』，因此必須選育良種。耿蔭樓在【國脈民天】中講的『留種田』，即種子田，在選種理論和方法上都有新的發展。此外，在深耕、中耕、光照、除草、土壤、嫁接、移植、雜交、播種、浸種、育秧、溫室以及防治病蟲害等方面也都有不同程度的發明和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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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農業是國民經濟的基礎，糧食生產則是基礎的基礎。明後期，勞動力的增殖，田地的墾闢，農業集約化的增強，農業基本生產要素投入的加大，糧食新品種的引進，糧食作物結構和耕作制度的變革，使糧食總產量和單位面積產量空前提高。糧食生產能力的提高為商品性農業、手工業、商業的發展和工商業市鎮的興起提供了前提，並由此引起經濟結構和生產方式的歷史性變化。

    關鍵詞：時代後期／糧食生產／人口／耕地／產量

    一、人口和耕地

    1、人口突破一億

    由於複雜的原因，時至今日，學者們對明代人口數量仍眾說紛紜。據明代官書記載，明初人口峰值為6000餘萬；經歷180多年之後，至明後期萬曆初年，人口峰值仍為6000餘萬①。對於這樣的數據，無論是當時還是現在，都有許多學者提出異議，認為它低於實際人口數量；明後期人口應該高於明前期。
    官方統計的在籍人口，是否包括婦女、老年男子、未成丁(16歲以下)男子、軍衛人口、匠戶、灶戶等，以及是否有脫漏隱匿，學者們有不同見解，因此推算出的明初人口最高值也不盡相同。大體有以下幾種主要觀點：1億以上；7000萬以上；6690萬以上；6500萬以上；6500萬―8000萬之間。我們雖然還難以斷定確切的數值，但明初人口最高值在7000萬左右是可信的。它已分別超過北宋和元代的人口最高額，而與南宋與金的合計最高額相當②。
    在經過將近兩個世紀的休養生息之後，萬曆六年(1578年)的人口總量仍停留在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的水平，這顯然是不可能的。當時的人們就指出，『何生息久而反凋零』，『有司之造冊與戶科、戶部之稽查，皆僅兒戲耳!』③為了求得明後期的人口峰值，當代學者一般皆以明初人口數據為基數，選取有價值的參照系，推算出人口年平均增長率，進而推算出明後期的最高人口總量。學者們大都認為，明後期的人口巔峰出現在萬曆中期，即16世紀末、17世紀初，但由於選取的基數和相比數據不一，因此推算出的人口總量也不相同，大體有以下幾種主要觀點：2．3億～2．9億；2億；1．97億～2億；1．9億；1．5億；1．2億～1．3億④。即使以1．4億而論，那麼從明初(14世紀末、15世紀初)至明後期(16世紀末、17世紀初)，人口總量也翻了一番，中國人口已經突破一億大關，達到歷史最高值。
    在全國15個省直行政區中，江南南直隸、浙江、江西的人口密度最高，在全國人口中所占比重最大。據洪武二十六年的統計資料，這3個省的人口約占全國人口的49．92％。而其土地面積只占全國總面積的14．25％。明初全國平均人口密度為19人，而浙江為114人，江西為58人，南直隸為48人⑤。
    長江以北地區，自東漢末年、特別是中唐以後，直至元末，戰亂不息，致使戶口下降，耕地荒蕪，社會經濟轉而落後於南方。明朝開國以後，通過移民、額外墾荒永不起科、遷都，修通南北大運河等對北方的開發和優惠政策，北直隸、河南、山東、山西、陝西等省的人口迅速增長，耕地面積大幅度增加，從而扭轉了北方社會經濟的衰退趨勢。河南布政司，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人口257萬餘；成化十八年(1482年)，增至476萬餘，增長85％；萬曆六年(1578年)，增至519萬餘，比洪武時增長一倍以上⑥。山東布政司，洪武二十六年，人口525萬餘；弘治十五年(1502年)，增至762萬餘，增長45％；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增至771萬餘，比洪武時增長47％。北直隸，洪武二十六年，人口192萬餘；弘治四年，增至343萬餘；萬曆六年，增至426萬餘，比洪武時增長122％。山西布政司，萬曆六年比洪武二十六年增長30％。陝西布政司，萬曆六年比洪武二十六年增長95％⑦。
    人是社會生產活動的主體，既是生產力的構成要素，又是物質資料的消費者。一定的人口數量是社會經濟向前發展的必要條件之一。特別是在手工農業為主體的時代，人口的適度增長是推動社會進步和經濟發展的重要動力。就全國範圍而言，明代的人口增長幅度，即使在明後期，仍然處於土地總量的承受界限之內，經濟增長狀況的容許界限之內。人口的增長，促進了農業生產集約化程度的提高，多種經營和家庭手工業的發展，農業人口向手工業、商業轉移和工商業市鎮的興起，人口密集地區向人多地少地區移動和華北、西北、華南、西南等不發達地區的開發。因此人口增長並非明代社會經濟發展的阻礙因素，正如何炳棣所說：『中外學人一向以為人口過多是朝代衰亡的基本因素。但是明朝的覆亡卻肯定不是由於人口過多。』⑧

    2、耕地突破十億畝

    明朝開國後，太祖朱元璋便將『田野辟，戶口增』確定為恢復和發展經濟、特別是復興北方的首要任務。通過移民墾荒、減免賦役、遍設軍屯等獎勵政策和措施，全國耕地面積快速增長。洪武十四年(1381)，在冊田畝366．7萬餘頃，比洪武元年增長1．3倍⑨；洪武二十四年，在冊田畝387．4萬餘頃，比洪武十四年增長5．6％⑩。
    明代各朝官方的田土統計數字在空間地域上只包括南北直隸和十三布政司，而不含東北、西北邊疆地區；在覆蓋面積上，只是登記在冊的納稅田畝，而不包括豪強隱漏田畝及未耕荒田，在相當時期內也不包括『永不起科』的墾殖田畝。因此，洪武二十四年將近400萬頃的數額應是在冊的納稅田畝。官書又記載，洪武二十六年，各省直共有田土849．6萬餘頃⑾，時隔僅兩年，即增長1．2倍。對於這個數據，學者們有不同的解釋。一種觀點認為，將近850萬頃之數，乃是額田(即納賦田)與可墾荒地的總和⑿，因此明初最高耕地額應為400萬頃左右。這種觀點，是比較接近實際的。
明中期以後，隨着荒田墾耕及不發達地區的開發，耕地面積繼續增長。但由於法度廢弛，富豪欺隱，冊文訛誤，以及因循照征、恪守祖宗常額等原因，在冊田地往往仍保持在明初的400萬頃上下。萬曆年間，改革家張居正抱着『苟利社稷，死生以之』的決心和氣概對全國土地進行清丈，以求解決『田糧不均，偏累小民』的尖銳矛盾。萬曆六年統計，全國各地田畝701萬餘頃⒀。萬曆十年至十一年，全國清丈基本完成，新增田畝182萬餘頃⒁，加上萬曆六年田畝數，此時共有耕地達883萬餘頃，比明初洪武二十四年增長一倍。由於荒田和山區的進一步開發，耕地面積進一步擴大，至萬曆三十年，共有官民田土11618948頃余，屯田籽粒地635343頃余，兩項合計12254291頃余⒂。這是有明一代耕地面積的最高額，比明初翻了兩番，是宋代最高田額的2．33倍⒃。
    明初耕地400萬頃左右，以人口7000萬左右計，人均耕地5～6畝；萬曆三三十年耕地1225萬餘頃，以人口1．4億左右計，人均耕地9畝左右。人口翻了一番，耕地翻了兩番，人均耕地增加接近一倍。土地是當時最主要的生產資料和經濟資源，耕地增長率大於人口增長率，由此保障了社會經濟的全面增長。
    直至明後期，京畿地區、淮河流域、黃河流域、湖廣平原、西南山區仍存在大量未墾荒地，尚有較大發展空間。弘治年問丘浚說，『以今日言之，荊湖之地，田多而人少；江右之地，田少而人多，江右之人大半僑寓於荊湖。』⒄嘉靖年間，山東濟南、東昌、兗州三府已『頗稱殷庶』，但『登萊二郡，沂濟以南土曠人稀，一望尚多荒落』⒅。萬曆年間，左光斗說：『西北不患無地，而患不能墾』，『京以東，畿以南，山以東，兩河南以北，荒原一望，率數十里，高者為茂草，窪者為沮洳，豈盡其地哉!不墾耳。』⒆

靈魂 發表於 2012-5-25 17:56
我了個汗呀！真是無語了

……幺子回事？

明初耕地400萬頃左右，以人口7000萬左右計，人均耕地5～6畝；萬曆三三十年耕地1225萬餘頃，以人口1．4億左右計，人均耕地9畝左右。人口翻了一番，耕地翻了兩番，人均耕地增加接近一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