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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國學網 一、文論
1、【典論·論文】
中國文學批評史上第一篇文學專論，三國時期文學專論，作者曹丕即魏文帝。曹丕簡介見中國古代文學要籍簡介（二）詩文別集【魏文帝集】【典論】是他在建安後期為魏太子時所撰的一部政治、社會、道德、文化論集。全書由多篇專文組成。【論文】是其中的一篇這二十篇文章到現在大多已經失散，只剩下殘章斷簡。而幸運的是，【論文】由於被南朝的蕭統選入了【昭明文選】而得以完整保留下來。是一篇非常重要的文論著作，在中國文學理論批評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因為在它之前還沒有精心撰寫的嚴格意義上的文學理論專著。它的產生是中國古代文論開始步入自覺期的一個標誌。曹丕的【典論·論文】正是在這種風氣中為生的比較系統的文學批評論著。【典論·論文】從批評『文人相輕』入手，強調『審己度人』，對建安七子的創作個性及其風格給予了分析，並在此基礎上提出了『四科八體』的文體說，『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的文學價值觀及『文以氣為主』的作家論。他的【典論論文】雖短，卻提出了下列有關文學批評的四個主要問題文學作品的功用。
這是曹丕關於文章價值的觀點，曹丕對文章的價值給予了前所未有的崇高評價。他肯定文章（指詩、賦、散文、應用文）是『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甚至比立德、立功有更重要的地位，這種文章價值觀是他對傳統的文章（『立言』）是『立德、立功』之次思想的重大突破，是文學自覺的一種表現，對文學創作和文學理論批評發展有重大意義和影響。但可惜的是，在【典論·論文》裡，他並未對這一觀點加以詳細的展開論述。不過，僅僅是提出這一口號，他在文論史上已經是功不可沒了。這就突破了前此輕視文學的觀點，指出文學的重要地位。
作家修養和作品風格
他說：『文以氣（指才氣，即個性）為主，氣之清濁有體（有本質根據），不可以力而致（努力勉強求得一致）』。清指俊爽超邁的陽剛之氣，濁指凝重沉鬱的陰柔之氣，人的氣質個性可大致分成這兩大類。【典論·論文】提出了『文以氣為主』的著名論斷，這就是文論史上著名的『文氣』說。以『氣』論文和作家，是曹丕【論文】最突出的理論貢獻。曹丕所謂的『文氣』，是指表現在文學作品中的作家的自然稟賦個性氣質，屬於生理和心理範疇，沒有倫理色彩。『文以氣為主』尤其強調了作品應當體現作家的特殊個性，這種個性只能為作家個人所獨有，『雖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建安七子各自顯示出各自的才能，究其原因，是由『性』的差異所導致。詩這種觀點也合符於魏晉人崇尚自然的風氣。由於曹丕非常強調創作個性的這種獨特性和不可改變性，一方面突出了作家獨特個性對於作品風格的決定意義，體現了魏晉時期『人的自覺』和『文的自覺』的時代精神。另一方面，則是否定了現實習染同樣可以改變創作風格的可能性。這是其理論的缺陷。在【典論·論文】中還對文學批評的態度提出了有價值的意見。比如反對『文人相輕』和『貴遠賤近』，主張『君子審己以度人』，這對文學批評也是良好的倡議，至今仍有現實意義。
不同文體特點、標準
在【典論·論文》裡，曹丕第一次正式提出了文體分類及其各自特點的思想。在分析作家才能個性各有所偏的同時，曹丕提出了四科八體說的文體論。『本』指文章的本質特徵，即用語言文字來表現一定的思想感情；『末』指文章的具體表現形態，即文體特徵或文章在內容和形式方面的特點。無論哪一種文體，都是用語言文字來表達思想情感，其『本』是相同的，不同的是不同的文體在表現形態、語言形式、體貌風格等方面各有不同。接着曹丕提出文體共有『四科』八種體裁的文章。並且認為文體各有不同，風格也隨之各異。
指出文學批評應有正確態度
他指出有兩種錯誤態度要不得：一是『貴遠賤近，向聲背實』，這就是尊古卑今的觀點，這在東漢的桓譚已有指出，但那是就學術而言，曹丕卻專就文學再指出，也就有了新意。一是『暗於自見，謂己為賢』、『文人相輕，自古而然』、『各以所長，相輕所短』。這就指出了『文人相輕』的積習，是他的創見。作者從歷史發展的角度指出了文人之間互相貶損的弊習，分析了造成這種局面的原因，並且為文人之間的相處指明了正確道路。關於典論論文的幾個問題。
2、【文賦】
【文賦】，以其優美的詩的語言．巧妙的比喻，豐富的想象，具體描繪了藝術創作過程某些帶有規律性的文藝現象，這種獨特的論述方式及其精闢的美學思想，在許多方面都頗具卓見。【文賦】的中心是論述了以構思為主的創作過程。1、構思前的準備：着重強調了玄覽、虛靜的精神狀態和知識學問的豐富積累兩方面的內容。【文賦】開篇就說：『佇中區以玄覽，頤情志於典墳。』『玄覽』與虛靜意思相同，即是排除紛擾，全神貫注地進入創作狀態，而『典故』就是指積累豐富的學養，這樣構思活動才能順利展開。2、構思活動的情狀：【文賦】生動地描繪了構思活動的情狀；首先要進行豐富的想象活動，想象活動超越時空，無限豐富和廣闊，所謂『精騖八極，心游萬仞』。情與物在想象過程中的結合，是藝術構思的心然結果。當藝術意象在作家的思維過程中形成以後，就要用語言文字作為物質手段，使它具體地呈現出來。為了尋找最精彩的、最能充分表現在構思中形成的藝術意象的語言文字，就要『傾群言之瀝液，漱六藝之芳潤』，上天下地去尋找。並且，這語言文字還要具有獨創性。3、靈感在構思中的作用：陸機認識到靈感的作用，認為靈感不是人力所能左右，而應順乎自然。陸機簡介見中國古代文學要籍簡介（二）詩文別集【陸士衡集】。
【文賦】把文體分成十類：即詩、賦、碑、誄、銘、箴、頌、論、奏、說，並且認為，不同的文體有不同的風格。陸機的文體論在曹丕【典論·論文】『四科八體』說的基礎上又前進了一步，提出了『十體』說。
其中特別是『詩緣情而綺靡』說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和影響。所謂『詩緣情』就是說詩歌是因情而發的，是為了抒發作者的感情的，這比先秦和漢代的『情志』說又前進了一步，更加強調了情的成分。這是魏晉時代文學自覺的重要表現。陸機講『詩緣情』而不講『言志』，使詩從『止乎禮義』的束縛中解脫出來。又講『賦體物而瀏亮』，『體物』就是要描繪事物的形象。『體物』就是要描繪事物的形象。『緣情』、『體物』就是要詩賦的文學作品注重感情與形象，說明陸機對文學的藝術特徵的了解又在前人基礎上大大深入了步。
【文賦】對創作過程的具體表現技巧有比較細緻的分析：（1）結構與布局：強調必須恰如其分地安排好意和辭，使之充分發揮作用。結構應根據內容需要，採取不同形式。（2）意對文辭的主導作用：以意（內容）為主幹，文辭為枝條，實則即是主張內容與形式的高度統一。（3）藝術技巧方面的幾個重要原則：這就是『其會意（具體構思）也尚巧，其遣言（置辭）也貴妍。暨音聲之迭代（注意音節、節奏的音韻和諧美），若五色之相宣。』對詩賦等文學作品，就是要構思巧妙，詞藻華美、有抑揚頓挫的音樂節奏美。（4）具體寫作方法：定去留（選材和剪裁）、立警策（立警句以振醒全篇）、戒雷同（立意、造語要新）、濟庸音（對平庸之處要設法挽救）等。
文學作品藝術美的五個標準：應（指意和辭的互相配合響應）、和（指意和辭配合和諧）、悲（指文章的強烈的藝術感染力）、雅（指文辭雅正）、艷（指文辭美麗）。其中的『悲』、『艷』就是要文學作品能充分體現鮮明的愛憎感情，文辭美麗，能真正感動人。這就是強調了文學作品應有很高的藝術美。
【文賦】的影響，【文賦】對六朝文學理論批評發展影響極大。【文心雕龍】可以說是全面繼承和發展了【文賦】的文學理論；摯虞、李充的文體論繼承發展了【文賦】的文體論思想；【文賦】還影響了沈約等人的聲律論和蕭統【文選】的文學觀念。
除了以上的積極影響外，也有人認為，【文賦】過分強調了文學作品的藝術美、形式美，影響了六朝文學的現實主義傾向。
文章流別論
關於各種文體的性質﹑源流的專論。晉摯虞撰。摯虞（？～311），字仲洽，京兆長安（今陝西西安市）人。晉泰始年間舉賢良，拜中郎，官至太常卿。遭亂餓死。【晉書·摯虞傳】載，他『撰古文章，類聚區分為三十卷，名曰【流別集】，各為之論，辭理愜當，為世所重』。後人把【流別集】中所作各種體裁文章的評論，集中摘出，成為專論，即【文章流別論】。原文已佚，尚有若干片斷散見於【北堂書鈔】﹑【藝文類聚】﹑【太平御覽】等類書中。【文章流別論】是，論到的文體有頌﹑賦﹑詩﹑七﹑箴﹑銘﹑誄﹑哀辭﹑哀策﹑對問﹑碑銘等十一種，但也旁及文章的作用和文章的評價。文中發揮了儒家傳統的文藝思想，強調文章的人倫與王澤的教化作用；主張詩以『四言為正』，『頌之所美者，聖王之德也』，等等。但他反對浮誇侈靡的文風，如指出『今之賦，以事形為本，以義正為助』，犯了『假象過大』﹑『逸辭過壯』﹑『辯言過理』﹑『麗靡過美』四過，則是可取的。
摯虞所採用的評論文體的方法，與梁代劉勰【文心雕龍·序志篇】中所講的『原始以表末，釋名以章義，選文以定篇，敷理以舉統』的著述綱領有相類似之處。所以，明代張溥【漢魏六朝百三家集·摯太常集】的【題辭】說:『【流別】曠論，窮神盡理，劉勰【雕龍】，鍾嶸【詩品】，緣此起議，評論日多矣。』說明它對南朝文學理論專著有着重大影響。
今有：【摯太常集】見張溥【漢魏六朝百三家集】。
3、【詩品】
我國第一部論詩的專著。【詩品】，鍾嶸著。鍾嶸，字仲偉，潁川長社（今河南長葛）人，生卒年不詳。他在齊梁時代曾作過參軍、記室等小官。他的【詩品】是公元513年（梁武帝天監十二年）以後於今南京寫成的它是在劉勰【文心雕龍】以後出現的一部品評詩歌的文學批評名著。這兩部著作相繼出現在齊梁時代不是偶然的，因為它們都是在反對齊梁形式主義文風的鬥爭中的產物鍾嶸就仿漢代『九品論人，七略裁士』的著作先例寫成這部品評詩人的著作，想藉此糾正當時詩壇的混亂局面。
【詩品】所論的範圍主要是五言詩。全書共品評了兩漢至梁代的詩人一百二十二人，計上品十一人，中品三十九人，下品七十二人。在【詩品序》裡，他談到自己對詩的一般看法：『故詩有三義焉，一曰興，二曰比，三曰賦。文已盡而意有餘，興也；因物喻志，比也；直書其事，寓言寫物，賦也。宏斯三義，酌而用之，干之以風力，潤之以丹采，使味之者無極，聞之者動心，是詩之至也。若專用比興，患在意深，意深則詞躓。若但用賦體，患在意浮，意浮則文散，嬉成流移，文無止泊，有蕪漫之累矣。』從這一段話來看，他對詩的看法一是強調賦和比興的相濟為用，一是強調內在的風力與外在的丹采應同等重視。這和劉勰的看法大體接近，僅僅在對比興的解釋和重視程度上略有不同。鍾嶸論詩還堅決反對用典。他在序里說：『若乃經國文符，應資博古；撰德駁奏，宜窮往烈。至乎吟詠情性，亦何貴於用事？』並舉出許多詩歌的名句說明『古今勝語，多非補假，皆由直尋』。他並尖銳地斥責了宋末詩壇受顏延年、謝莊影響而形成的『文章殆同書抄』的風氣。
鍾嶸論詩還堅決反對沈約等人四聲八病的主張鍾嶸批評他們『襞積細微，專相陵架。故使文多拘忌，傷其真美』。這是完全正確的。但是，鍾嶸看到這種過分拘忌聲病的害處就籠統地反對講四聲、講格律，就未免有點『因噎廢食』了。
鍾嶸論詩有一個重大特色，這就是他善於概括詩人獨特的藝術風格。他概括詩歌風格主要是從以下幾方面着眼：一是論賦比興，例如說阮籍的詩『言在耳目之內，情寄八荒之表』；說左思詩『得諷諭之致』；說張華詩『興托不奇』，都是着眼於比興寄託的。二是論風骨和詞采，例如說曹植詩『骨氣奇高，詞采華茂』；說劉楨詩『真骨凌霜，高風跨俗，但氣過其文，雕潤恨少』；說張協詩『雄於潘岳，靡於太沖』，『詞采蔥倩，音韻鏗鏘』；都是風骨和詞采相提並論。三是重視詩味，在序里他已經說五言詩『是眾作之有滋味者也』，又說詩應該使人『味之者無極，聞之者動心』，反對東晉玄言詩的『淡乎寡味』。論詩人的時候，他又說張協詩『使人味之釁釁不倦』；應璩詩『華靡可味』。四是注意摘引和稱道詩中佳句，在序里他曾經摘引『思君如流水』，『高台多悲風』等名句，稱為『勝語』；論謝靈運詩，稱其『名章迥句，處處間起』；論謝朓詩，稱其『奇章秀句，往往警遒』；論曹操詩也說他『甚有悲涼之句』；都是注意奇警秀拔的詩句的例子。除以上四點以外，他還善於運用形容比喻的詞語來描繪詩歌的風格特徵，例如評范雲、丘遲詩說：『范詩清便宛轉，如流風回雪；丘詩點綴映媚，如落花依草。』用語非常新鮮貼切。
鍾嶸論每個詩人風格，總是指出其『源出』某人，雖然有認流為源的原則錯誤詩人在風格上繼承前代作家，關係是比較錯綜複雜的。鍾嶸卻常常把這個問題簡單化。他說曹植詩出於國風，阮籍詩出於小雅，就是很顯明的例子。他說王粲、曹丕詩出於李陵，嵇康詩出於曹丕，陶潛詩出於應璩，我們幾乎看不出有什麼根據。至於說『仗清剛之氣』的劉琨的詩出於『文秀而質羸』的王粲，更顯然有些自相矛盾。他論詩抹殺兩漢南北朝樂府民歌，更是存在明顯的偏見 鍾嶸論詩一方面是反對某些形式主義的現象，另一方面也受到南朝形式主義潮流的影響。他品評詩人，往往把詞采放在第一位，很少涉及他們作品的思想成就。所以，他就把『才高詞贍，舉體華美』的陸機稱為『太康之英』，放在左思之上；把『才高詞盛，富艷難蹤』的謝靈運稱為『元嘉之雄』，放在陶潛、鮑照之上。在劃分等級的時候，甚至把開建安詩風的曹操列為下品，把陶潛、鮑照列為中品。
【詩品】對後代詩歌的批評有很大的影響。唐司空圖，宋嚴羽、敖陶孫，明胡應麟，清王士禎、袁枚、洪亮吉等人論詩都在觀點上、方法上、或詞句形式上受到他不同程度的啟發和影響。
今有：【詩品注】人民文學出版社1961年版；【詩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詩品譯註】中華書局1998年版；【詩品校釋】呂德申校釋，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詩品譯註】周振甫譯註，江蘇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詩品人間詞話】哈爾濱出版社2007年版；【詩品、詞品】毛佩琦主編，萬卷出版公司2009；【詩品研究】，曹旭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
4、【文心雕龍】
古代文學理論著作。作者劉勰。劉勰（約公元465～520），字彥和，生活於南北朝時期，中國歷史上著名的文學理論家。漢族，祖籍山東莒縣（今山東省日照市莒縣）東莞鎮大沈莊（大沈劉莊）。劉勰早年家境貧寒，篤志好學，終生未娶，曾寄居江蘇鎮江，在鐘山的南定林寺里，跟隨僧佑研讀佛書及儒家經典，32歲時開始寫【文心雕龍】，歷時五年，終於書成我國最早的文學評論巨著，該書共計三萬七千餘字，分十卷五十篇，書超前人，體大而慮周，風格迥異，獨樹一幟，對後世影響頗大。他曾官縣令、步兵校尉、宮中通事舍人，頗有清名。晚年在山東莒縣浮來山創辦（北）定林寺。劉勰雖任多官職，但其名不以官顯，卻以文彰，一部【文心雕龍】奠定了他在中國文學史上和文學批評史上不可或缺的地位成書於南朝齊和帝中興元﹑二年（501～502）間。它是中國文學理論批評史上第一部有嚴密體系的，『體大而慮周』（章學誠【文史通義·詩話篇】）的文學理論專著。魏晉時期，中國的文學理論有了很大的發展。到南北朝，逐漸形成繁榮的局面。文學創作和文學理論批評在其歷史發展中所積累起來的豐富經驗，既為【文心雕龍】的出現準備了條件，也在【文心雕龍】中得到了反映。【文心雕龍】共10卷，50篇。原分上﹑下部，各25篇。全書包括四個重要方面，上部，從【原道】至【辨騷】的5篇，是全書的綱領，而其核心則是【原道】【徵聖】【宗經】3篇，要求一切要本之於道，稽諸於聖，宗之於經。從【明詩】到【書記】的20篇，以『論文序筆』為中心，對各種文體源流及作家﹑作品逐一進行研究和評價。以有韻文為對象的『論文』部分中，以【明詩】【樂府】【詮賦】等篇較重要；以無韻文為對象的『序筆』部分中，則以【史傳】【諸子】【論說】等篇意義較大。下部，從【神思】到【物色】的20篇（【時序】不計在內），以『剖情析采』為中心，重點研究有關創作過程中各個方面的問題，是創作論。【時序】【才略】【知音】【程器】等4篇，則主要是文學史論和批評鑑賞論。下部的這兩個部分，是全書最主要的精華所在。加上最後敘述作者寫作此書的動機﹑態度﹑原則，共50篇。主導思想：【文心雕龍】全書以孔子美學思想為基礎，兼采道家，全面總結了齊梁時代以前的美學成果，細緻地探索和論述了語言文學的審美本質及其創造、鑑賞的美學規律。它提出的『辭約而旨豐，事近而喻遠』，『隱之為體義主文外』，『文外之重旨』，『使玩之者無窮，味之者，不厭』等說法，雖不完全是劉勰的獨創。其中『神思』是劉勰繼【文賦】之後，對形象思維的進一步探索。劉勰看到了它本質上是一種自由的想象活動，對之作了生動的描繪，說：『文之思也，其神遠矣，故寂然凝慮，思接千載；悄焉動容，視通萬里。吟詠之間，吐納珠玉之聲；眉睫之前，卷舒風雲之色。』
文學史觀：認為文學的發展變化，終歸要受到時代及社會政治生活的影響。所謂『時運交移，質文代變，……歌謠文理，與世推移』，『文變染乎世情，興廢系乎時序』（【時序】），把已往這一方面的理論提到一個新的高度。同時，劉勰也很重視文學本身的發展規律。在【通變】篇中，他根據揚雄關於『因』『革』的見解所提出的『通變』，即文學創作上繼承和革新的關係。他要求作家要大膽的創新:『日新其業』，『趨時必果，乘機無怯』。只有不斷的創新，即【文心雕龍】所說的『變』，文學創作才會得到不斷的發展:『變則其（可）久』（【通變】），『異代接武，莫不參伍以相變，因革以為功』（【物色】）。但它又強調任何『變』或創新都離不開『通』，即繼承。只有將『通』與『變』﹑『因』與『革』很好地結合和統一起來，文學創作才有可能『騁無窮之路，飲不竭之源』（【通變】）。
文學批評：頗多精到的見解。其中【知音】篇是中國文學理論批評史上探討批評問題的較早的專篇文它提出了批評的態度問題﹑批評家的主觀修養問題﹑批評應該注意的方面等。有些論述雖然帶有經學家的氣息，但不少論述都是較精闢的。例如關於批評態度問題，劉勰非常強調批評應該有全面的觀點。因為作家的才能稟性不僅『修短殊用』﹑『難以求備』（【程器】）；而且，由於文學創作從內容到形式都是豐富而多樣的，因此批評家就不應『各執一隅之解，欲擬萬端之變』，否則就會出現『所謂「東向而望，不見西牆」』的現象。又如對於批評家，他特別強調廣博識見的重要性:『圓照之象，務先博觀。』並且根據桓譚的『能讀千賦則善賦，……能觀千劍則曉劍』（【全後漢文】卷十五【賦道】），提出了一個在後世非常出名的論斷:『操千曲而後曉聲，觀千劍而後識器』（【知音】）認為任何批評中的真知灼見，只能是建立在廣博的學識和閱歷基礎之上的。這些意見不僅對當時作家們『各以所長，相輕所短』（曹丕【典論·論文】），『人人自謂握靈蛇之珠，家家自謂抱荊山之玉』（曹植【與楊德祖書】）的不良批評風尚具有積極的針砭意義，而且至今仍有一定的借鑑意義。但作為一個批評家來說，劉勰有時也是缺乏應有的識力和判斷的，例如他對傑出作家陶淵明，竟一語未及。
文學評論：劉勰則對創作中的主客觀的關係等，作了更為明確而全面的論述。它首先肯定了『雲霞雕色』﹑『草木賁華』等現象之美，是一種客觀存在，所謂『夫豈外飾，蓋自然耳』（【原道】）。同時，又十分強調創作主體即作家先天的稟性﹑氣質﹑才能（【體性】﹑【才略】等篇）及後天的學識修養等對文學創作反映現實美的重要性。】），『登山則情滿於山，觀海則意溢於海』（【神思】），認為作家觀察外物，只有帶著深摯的情感，並使外物染上強烈的感情色彩，藝術表現上才會有精巧的文采。強調情感在文學創作全過程中的作用。要求文學創作要『志思蓄憤，而吟詠情性』，主張『為情而造文』；反對『為文而造情』（【情采】）。在風格論的基礎上，劉勰特別標舉『風骨』。『風骨』一詞本是南朝品評人物精神面貌的專用術語。文學理論批評中的『風骨』一詞，正是從這裡引申出來的。『風』是要求文學作品要有較強的思想藝術感染力，即【詩大序】中的『風以動之』的『風』。『骨』則是要求表現上的剛健清新。『風骨』的理論，既是針對南朝浮靡的文風而發，也是從傳統文學理論中概括出來的。『風骨』之說，對唐代詩歌的發展，曾經發生過重大的影響。【文心雕龍】關於藝術想象的理論，也有精闢的論述。繼承【文賦】關於這一問題的見解，作了進一步的論述和發揮。【神思篇】借用『形在江海之上，心存魏闕之下』這一成語，論述藝術想象超越時空限制的特點:『故寂然凝慮，思接千載；悄焉動容，視通萬里。』但他又比陸機的觀點大大前進了一步，認為藝術想象並非凌虛蹈空而生的，它以『博見為饋貧之糧』的形象化的比喻，說明藝術想象的基礎只能是客觀生活中的素材或原料。這一見解，是符合實際的。同時，它又提出『神與物游』的重要觀點。『神』即『神思』，是六朝時期的常用語彙，意即思維的特點是不疾而速的；語出【易·繫辭上】:『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物』即客觀現實。『神與物游』即指作家在藝術想象的全過程中，始終離不開具體﹑感性的物象，兩者始終是有機結合在一起的，這正是形像思維的特點。【文心雕龍】還強調指出，唯有當作家的精神心理處於『虛靜』狀態，用志不分，不受外界的紛擾時，才能更好地馳騁自己的藝術想象力。『虛靜』之說源於道家，荀子曾有進一步的發展，而劉勰將它創造性地運用於文藝創作理論。
【文心雕龍】在論述藝術想象時，還提出了『積學以儲寶，酌理以富才，研閱以窮照』等見解，強調藝術想象要有平日廣泛的積累和生活知識，這樣就為他的藝術想象的理論奠定了堅實的樸素唯物主義的基礎。【文心雕龍】繼【文賦】之後，對於藝術想象及形像思維的論述，對後世發生了重要的影響。例如王昌齡所說的『神會於物』（【唐音癸簽】卷二），蘇軾所說的『神與萬物交』（【書李伯時山莊圖後】），黃宗羲所說的『古之人情與物相游，而不能相舍』（【黃孚先詩序】）等觀點，都是灠觴於【文心雕龍】『神與物游』的。在【文心雕龍·神思】篇中還對『辭令』『志氣』和語言的關係作了很好的闡發。
1、初步建立了文學史的觀念
作者認為，文學的發展變化，終歸要受到時代及社會政治生活的影響。他在【時序】篇中說：『文變染乎世情，興廢系乎時序』，並在【時序】【通變】【才略】諸篇里，從上古至兩晉結合曆代政治風尚的變化和時代特點來探索文學盛衰的原因，品評作家作品。比如他說建安文學『梗概而多氣』的風貌，是由於「世積亂離，風衰俗怨」而形成；東晉玄言詩泛濫，是由於當時『貴玄』的社會風尚所決定。注意到了社會政治對文學發展的決定影響。不僅如此，他還注意到了文學演變的繼承關係。並由此出發，反對當時『競今疏古』的不良傾向。這些都是十分可貴的。
2、論述了文章內容與形式的關係
分析論述了文學創作內容和表現形式的關係，主張文質並重。在【風骨】篇里，他主張『風情骨峻』；在【情采】篇里，他強調情文並茂。但在二者之間，他更強調『風』、『情』的重要，他主張『為情而造文』，反對『為文而造情』，堅決反對片面追求形式的傾向。
3、總結文學創作的經驗教訓
從創作的各個環節上總結了經驗，提出了應該避免的失敗教訓。他指出，在創作上，作家『神與物游』的重要，強調了情與景的相互影響和相互轉化。他還指出，不同風格是由於作家先天的才情、氣質與後天的學識、習染存在着差異的結果。針對當時『近附而遠疏』、『馳騖新作』的風氣，他提出了繼承文學傳統的必要，論述了文學創作中『新』、『故』的關係。此外，他對創作中諸如韻律、對偶、用典、比興、誇張等手法的運用，也提出了許多精闢的見解。
4、初步建立了文學批評的方法論
在【知音】篇里，他批評了『貴古賤今』『崇己抑人』『信偽迷真』『各執一隅之解』的不良風尚，要求批評家『無私於輕重，不偏於憎愛』。與此同時，他還提出了『六觀』的批評方法：一觀位體，看其內容與風格是否一致；二觀置辭，看其文辭在表達情理上是否確切；三觀通變，看其有否繼承與變化；四觀奇正，看其布局是否嚴謹妥當；五觀事義，看其用典是否貼切；六觀宮商，看其音韻聲律是否完美。這在當時是最為全面和公允的品評標準。
5、歷史局限性
【文心雕龍】雖然有不可避免的歷史局限性，特別是『宗經』﹑『徵聖』等儒家思想對於他的文學理論有不少消極影響；但是，這並不妨礙它成為中國文學理論批評史上一部名副其實的『體大而慮周』﹑『籠罩群言』﹑富有卓識的專著，是中國文學理論批評史上的一份十分寶貴的遺產，受到了世界上許多國家的理論工作者越來越多的注意和重視。
6、版本和注釋
在中國，對【文心雕龍】的研究﹑注釋﹑翻譯著述頗多。現存最早寫本為唐寫本殘卷（藏北京圖書館）。以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元至正本為最早版本，並有【四部叢刊】影印明嘉靖本。通行本有清人黃叔琳本，今人范文瀾【文心雕龍注】，楊明照【文心雕龍校注】及【文心雕龍校注拾遺】﹑周振甫【文心雕龍注釋】﹑王利器【文心雕龍校證】等；
【文心雕龍注釋】劉勰著，周振甫注釋，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文心雕龍注】南朝·宋·劉勰，范文瀾注，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年版；【文心雕龍今譯】周振甫，中華書局1986年版。
5、【文章緣起】
古代第一部文體論專著，專門探討各類文體的起始之作，舊本題梁一卷【兩淮馬裕家藏本）任昉（460—508）是齊梁間著名文人。任昉（fǎng）（460～508），字彥升，小字阿堆，樂安博昌（今山東壽光，一說山東廣饒）人。南朝梁文學家。自幼『聰明神悟』，四歲能誦詩，八歲能文，『雅善屬文，尤長載筆，聲聞藉甚。』叔父任晷誇他『吾家千里駒也。』16歲被舉為兗州秀才第一。宋末奉朝請，拜太常博士。齊時被王儉引為主簿，深得賞識。官至中書侍郎、司徒右長史，梁時歷任義興（今江蘇宜興縣）、新安（今浙江淳安縣）太守。一生仕宋、齊、梁三代，為官清廉，仁愛恤民，離開義興時，『舟中惟有絹七匹，米五石而已』。天監七年（508年）卒於官舍，家中僅有桃花米20石。梁武帝蕭衍『悲不自勝』，『即日舉哀，哭之甚慟』。任昉寫文章時擅長表、奏、書、啟等文體，文格壯麗，『起草即成，不加點竄』，而同期的沈約以詩著稱，時人稱『任筆沈詩』。沈約稱任昉『心為學府，辭同錦肆』。王融『自謂無對當時』，可是一見任昉之作，似『恍然若失』。王儉見其筆札，『必三復殷勤，以為當時無輩，曰：「自傅季友以來，始復見於任子。若孔門是用，其入室升堂。」』又與沈約、王僧儒同為三大藏書家。『竟陵八友』之一（竟陵八友：任防、王融、謝朓、沈約、陸倕、范雲、蕭琛、蕭衍）。作【奏彈范鎮】文，他反對范縝的『神滅論』。著有【述異記】2卷、【雜傳】247卷、【地理書鈔】9卷，【地記】252卷、【文集】23卷、【文章緣起】1卷等。【地記】、【雜傳】等近500卷，均佚。今傳明人輯【任彥升集。
對文章體裁的分類研討，是文學走向獨立發展的一個重要標誌。在漢代，它僅限於個別文體，到六朝就出現了一批綜論各體的論著。曹丕的【典論·論文）首肇其端，摯虞的【文章流別論】和李充的【翰林論】都將它與分體選文相結合，劉勰的【文心雕龍】更是用全書五分之二強的篇幅詳論各體文章，並確立了『原始以表末，釋名以章義，選文以定篇，敷理以舉統』的周密的文體論體系。任窗的【文章始】之作，順應了六朝時期深入研討文體的潮流，並另闢蹊徑，專門探討各體文章的起始之作，成為古代第一部文體論專著。儘管它的理論價值難與【文心雕龍】、【詩品】等文論巨着相比，而且即使在文體論中，它也只涉及了『原始尋根』一個方面，但是，這部著作涉及的文體面頗廣，也有鮮明的特色和獨到的見解，對後世又產生過深遠的影響，因此，它仍是一部重要的古代文體論著，古代文論史上應該給予它恰當的評價和地位。對於文體分類，【文章緣起】共列為84題，而【文選】選文，分為38體;【文心雕龍】論及的文體，總數達120種左右。據對照查核，【文章緣起】列舉的84題中，只有十幾種沒有為【文選】和【文心雕龍】所涉及，而且這十幾種多是較次要的文體或某些文體的細類，如謁文、悲文、祈文、告文、哀頌、讓表、勸進等。可見，在文體分類上。
今有：【文章緣起】商務印書館1918年版；【文章緣起】中華書局1985年版；【文章緣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6、【初月樓古文緒論】
古文理論著作。一名【古文緒論】，1卷，共60則。清代吳德旋著，呂璜記述。吳德旋（1767～1840）字仲倫。宜興（今屬江蘇）人，著有【初月樓文鈔】10卷，【續鈔】8卷，【詩鈔】4卷等。呂璜（1778～1838）字禮北，號月滄。永福（今屬廣西）人，著有【月滄小集】等。吳德旋初與張惠言同學古文，後師事姚鼐，論文亦宗之，頗以柔澹古雅為美，力排惲敬雄奇縱橫之說。此書着重講古文寫作的某些規律，亦評及歷代作家、作品。所論重法度，也談風神、氣、韻，而於古文之體裁、風格辨析甚嚴，以為小說、語錄、詩話、時文、尺牘，『五者不去，非古文也』。但書中之論尚非吳氏古文理論全貌，須與文集中論文之作互相參照。
此書有海寧蔣氏【別下齋叢書】本，常州盛氏【常州先哲遺書後編】本，二者皆與【初月樓論書隨筆】同刊。
今有：【論文偶記、初月樓論書隨筆、春覺齋論文】人民文學出版社校點本1959年版；【初月樓論書隨筆】，上海古籍出版社，歷代文話，2007年版。
7、【文則】
三卷，我國歷史上第一部專談修辭的著作。宋人陳騤著。 陳騤，字叔進，台州臨海人。紹興二十四年（1154）進士。累官將作少監、守秘書少監，知秀州、寧國府、太平州等。光宗紹熙元年（1190），召為吏部侍郎，同知貢舉兼侍講。二年春（1191），詔陳時政得失，陳騤疏陳三十條，上自用人、納言，下至飲宴、頒賞，頗能切中時弊。三年三月（1192）權禮部尚書，六月同知樞密院事，四年二月（1193）參知政事。寧宗時，宗室趙汝愚為右丞相，兩人意見不協。韓侂胄以策立功擅大權，也對陳騤不滿。於是騤不久致仕。騤喜獎掖後進，能破格用人，熟悉前代掌故和當時規章法令，文詞古雅辭官後，獨居一室，孜孜不倦地整理舊著。嘉泰三年（1203）卒，年七十六歲。著有：【中興館閣錄】十卷【中興館閣書目】七十卷【古學鈎玄】【政鑒錄】等。
本書中國最早的一部研究辭章學的專著。齊梁劉勰雖在【文心雕龍】中提出過文法修辭等若干問題，但不是成系統的專著。成書於孝宗乾道六年（1170）。此書以六經諸子文為範例，列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十項，計62條，探討了詩文寫作的一般性原則，對修辭和鍊句的方法，以及不同文體的風格特徵。消極修辭論、積極修辭論、語法、篇章修辭論以及文體風格論。;【文則】『雖以事出創造，不無瑕疵』，但論及了語法、句法、辭格、文章、風格、文體等多方面內容，初步建立了大修辭學體系，體現了現代修辭學界所倡導的廣義修辭觀;陳騤雖是對【詩】【書】【禮】【易】【春秋】等靜態書面語言的考察，但用動態的辯證的眼光提出了不少真知灼見，體現了動態的辯證的修辭觀。
今有：【文則】，【歷代文話】本王水照主編復旦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中國歷代文章學論著選】陳良運主編，百花洲文藝出版社2003年版。
8、【書影】
清代詩文筆記，又名【因樹屋書影】，10卷。清初周亮工撰。周亮工（1612—1672），字元亮，學者稱其為『櫟園先生』，明末清初文學家、篆刻家、收藏家。該書乃他在獄中無可檢閱，記敘生平所學、所見、所聞的札記。書史取『老人讀書只存影子』之語，以『書影』為名，又因囚於刑部獄因樹屋中，故全稱『因樹屋書影』。集中包羅着很多評詩賦，論文風，談藝壇掌故，述文人軼事的篇什，而所涉及的範圍之廣，又遍及小說、戲曲、繪畫諸多方面。書中內容龐雜，或考釋典籍，或評論詩文，或議論經史，或談藝論技，或記載奇聞異事。特別是【書影】中保存了一些重要的小說史料。如關於小說批評家葉晝的生平事跡，【水滸傳】的作者、版本等問題的介紹等，比較珍貴。作者獄中所作，無從檢校，僅憑記憶而能如此博洽周詳，實屬難得。是書於康熙六年（1667）由賴古堂刻。雍正三年（1725）由懷德堂重刊。此書不但可以增長見識開闊眼界，而且對研究文學史和研究文藝的人來說，都是大有裨益的。
9、【藝概】
清代文學作品評論筆記，6卷，劉熙載撰。 詩文評論著作。著者清代劉熙載（1813～1881），字伯簡，號融齋，晚號寤崖子。江蘇興化人。道光二十四年（1844）進士。曾官廣東提學使，主講上海龍門書院。於經學、音韻學、算學有較深入的研究，旁及文藝，被稱為『東方黑格爾』。著有【古桐書屋六種】、【古桐書屋續刻三種】。
劉熙載（1813～1881），字伯簡，號融齋，江蘇興化人，出身於一個比較貧寒的知識分子家庭。道光十九年（1839年）中舉，道光二十四年（1844）進士，官拜翰林院庶吉士，後改授編修。同治三年（1864年）補國子監司業、廣東提學使，不久請假返回故鄉，從此離開官場。晚年寓居上海，擔任龍門書院主講，長達14年之久。他始終保持着一個學者的本色，閉門讀書、寫作。正像俞樾在【左春坊左中允劉君墓碑】所說的：『自六經、子、史外，凡天文、算術、字學、韻學及仙釋家言，靡不通曉。而尤以躬行為重。』
【藝概】是同治十二年（1873年）寫成的，是劉熙載對自己曆年來談文論藝的札記所做的集中整理和修訂。六卷中，【書概】和【經義概】分別談論了書法藝術同詩與畫的關係以及治經與八股文寫作的關係，其他部分都是專門論述文藝創作的。他的寫作目的也相當明確，就是『舉此以概乎彼，舉少以概乎多』，達到舉一反三、觸類旁通的目的。
【藝概】是作者平時論文談藝的匯編，成書於晚年。全書共6卷，分為【文概】、【詩概】、【賦概】、【詞曲概】、【書概】、【經義概】，分別論述文、詩、賦、詞、書法及八股文等的體制流變、性質特徵、表現技巧和評論重要作家作品等。作者自謂談藝『好言其概（【自敘】），故以『概』名書。『概』的涵義是，得其大意，言其概要，以簡馭繁，『舉少以概乎多』，使人明其指要，觸類旁通。這是劉氏談藝的宗旨和方法，也是【藝概】一書的特色。所以和以往談藝之作比較起來，廣綜約取，不蕪雜、不瑣碎，發微闡妙，不玄虛，不抽象，精簡切實。
【藝概】的寫作缺乏完整的體系。它採取的是以三言五語論述創作上的一個問題或評論一個作家、一種文學現象。他把自己的這部著作，以『概』名之，是因為『欲其詳盡，詳有極乎』？因此採取『舉此以概乎彼，舉少以概乎多』的辦法，以期起到觸類引申、舉一反三的作用。綜觀【藝概】全書，的確也基本上做到了這點。尤其在論文、詩、詞、賦諸部分中，對作家作品的評定，對文學形式的流變，對藝術特點的闡發等，時有卓見確論。【藝概】的寫法是傳統的詩話的寫法，用短短幾句話，評論一位作家或一部作品，概括其藝術特點。但是比起傳統詩話的多部著作來，【藝概】有兩個特色：一、它評論作家、作品，主要着眼於藝術作為審美創造的特點和規律，理論性比較強，不像傳統詩話、詞話那樣，用大量篇幅記載傳聞逸事或搞史料考證。所以它更帶有美學的性質。二、它不像傳統詩話、詞話那樣，只涉及文學的一個門類，而是涉及詩、文、詞、曲、書法等藝術的各個廣泛門類，這在過去也不多見。
【藝概】最突出的特點，是對藝術創作中一系列辯證關係的探討，對於這些關係的探討比起前人來更自覺、深刻和全面。他從解剖各種藝術的具體實踐出發，概括出100多個對立統一的美學範疇，意在運用兩物相對峙的矛盾法則來揭示藝術美的構成和創作規律。可以說，矛盾法是貫穿【藝概】全書的中心思想，也是劉熙載論藝及其審美方法論的核心。他所排列出的一百多個對應範疇，構成了藝術辯證法的一個獨特的審美體系，這既是【藝概】的一大特點，也是劉熙載在總結古代藝術辯證法方面的一大貢獻。這個審美體系的基本內容，可以從七個方面加以概括：主觀與客觀統一的本質論、真實與虛幻統一的真實論、『一』與『不一』統一的意象論、似花還似非花統一的意境論、陽剛與陰柔統一的風格論、用古與變古統一的發展論、人品與詩品統一的鑑賞論。
劉熙載是一個重視躬行實踐、力求獨善其身的儒者。他論詩話文評曲品詞，十分強調作家思想感情以及為人處世的『人品』在創作實踐中的作用和影響，提出了『詩品出於人品』的著名論斷。這也是他文藝品評的重要原則和文學評論的核心。
知人論世，是我國文藝批評和文藝理論的基本觀點，所以就有『讀其文想見其人』的評論。劉熙載的『詩品出於人品』，就是認為詩品是人品的一種反映，是詩中的人品。前者具體指作品的思想和藝術水平的高低，後者指作家的道德品質。從這個觀點出發，在【藝概】中，對品格高尚的作家的作品，他給予了極高的評價和推崇；對於品格不高者，則常有微詞。他稱屈原的【離騷】，『一往皆特立獨行之意』（【賦概】）。這就是說，屈原的【離騷】正是他高潔人格的表現。他說柳宗元的散文是『民心瘼，故所治能有惠政。讀【捕蛇者說】、【送薛存義序】，頗可得其精神鬱結處』（【文概】）。柳宗元關心人民疾苦，立志改革，才使他能夠寫出那麼好的文章，既直接尖銳地對現實加以揭露，又能抒發他思想上積鬱的對現實的不滿。他認為詞也是詞品出於人品，說：『論詞莫先於品』（【詞曲概】）人品體現在作者的文品中，就連書法也不例外。他說：『如其學，如其才，如其志，總之曰：「如其人而已。」』（【書概】）還說：『筆性墨情，皆以其人之性情為本。是則理性情者，書之首務也。』（【書概】）這就強調了人的才學、思想、性情，是書法中最重要的。
基於上述思想觀點，劉熙載對一些作家作品的認識，往往相當深刻、明確，進而評點其價值意義。他能夠透過一些作品撲朔迷離的表面現象，發掘出作家作品深層的思想內涵，揭示作品的真實內容和藝術價值。在評論李白、杜甫的異同時，他明確指出：『太白與少陵同一「志在經世」，而太白詩中，多出世語，有為言之也。屈子【遠遊】曰：「悲時俗之迫厄兮，願輕舉而遠遊。」使疑太白誠欲出世，亦將疑屈子誠欲輕舉耶！』（【詩概】）這就清楚地指出李白的『志在經世』，李白是有理想有抱負的，他的一些描寫神仙境界的遊仙詩，表面上看來浪漫、超脫，可仍然是一種『有為言之』的創作。為了把問題說得更為確切，劉熙載還以屈原的【遠遊】為類比，闡明了自己的觀點。他論杜詩，認為杜甫『志在經世』，又善於抒發真實情感，這樣的人，如果能夠得到明主的器重，為世所用，一定能夠『濟物』救世。他說：『頌其詩，貴知其人，先儒謂杜子美情多，得志必能濟物，可為看詩之法。』（【詩概】）宋代關於蘇軾、辛棄疾的詩詞，他十分推崇，【詞曲概》裡面說：『蘇、辛皆至情至性人，故其詞瀟灑卓煢。』又說：『英雄出語多本色，辛棄疾詞，於是可尚。』他對那些具有高尚情操和崇高品質，又有偉大的抱負和愛國心的作家，都給予了很高的評價。相反，對那些在創作上雖然也有很高造詣，但是人品上欠缺，或內容空泛的作家作品，卻表示出明顯不滿，甚至加以否定。他尖銳地指出那些描寫歌姬、舞女的詞作，『類不出綺怨』。（【詞曲概】）說北宋大家周邦彥與妓女談情說愛的詞，不過是其淫情盪旨的宣洩，『當不得一個「貞」字』。這在晚清浙江詞派與常州詞派大都推崇溫庭筠、馮延巳、柳永和周邦彥的情況下，無疑是一副清涼劑。
劉熙載對於藝術創造中『天』、『人』的關係，即自然和人工的關係，有很好的論述。他提出了一個『天』、一個『人』。『天』即自然—人工—自然的三段式，這是一個藝術創造的三段式。他說：『書當造乎自然。蔡中郎但謂書肇於自然，此立天定人，尚未及乎由人復天也。』（【書概】）所謂『肇於自然』，就是說，藝術家創造的審美意象，應該回到自然，不露人工的痕跡。所以叫『由人復天』。他還說：『【左氏】森嚴，文瞻而義明，人之盡也。【檀弓】渾化，語疏而情密，天之全也。』（【文概】）『古樂府中至語，本只是常語。一經道出，便成獨得。詞得此意，則極煉如不煉，出色而本色，人籟悉歸天籟矣。』（【詞曲概】）【檀弓】的渾化、古樂府的『極煉如不煉，出色而本色，人籟悉歸於天籟』，就是『造乎自然』，也就是『由人復天』。
【藝概】論文既注重文學本身的特點、藝術規律，同時又強調作品與人品、文學與現實的聯繫。劉熙載認為文學是『心學』，是作家情志即『我』與『物』相摩相盪的產物。所以論文藝貴真斥偽，肯定有個性、有獨創精神的作家作品，反對因襲模擬、夸世媚俗的作風。他注意到文學創作存在兩種不同的方法：或『按實肖象』、或『憑虛構象』。並重視藝術形象和虛構，認為『能構象，象乃生生不窮矣』。所以對浪漫派作家往往能有較深刻的認識。如說莊子的文章『意出塵外，怪生筆端』，乃是『寓真於誕，寓實於玄』；李白的詩『言在口頭，想出天外』，其實與杜甫『同一志在經世』。他運用辯證方法總結藝術規律，指出：『文之為物，必有對也，然對必有主是對者矣』（【經義概】）。又說『物一無文』，但『更當知物無一則無文。蓋一乃文之真宰，必有一在其中，斯能用夫不一者也』（【文概】）。【藝概】對物我、情景、義法種種關係的論述，就着重揭示了它們是如何辯證統一的，突出了我、情、義的主導作用。
由於把握藝術辯證法，劉氏考察創作問題、評價作家作品，往往深入一層，高出一頭，有精闢獨到的見解。他強調作品是一個有機整體，論所謂『詞眼』、『詩眼』，提出『通體之眼』，『全篇之眼』。他談批判與繼承的關係，指出『惟善用古者能變古，以無所不包，故能無所不掃』。他對不同旨趣、不同風格的作家作品，不『著於一偏』，強分軒輊，其長處與不足都如實指出，如說：『齊梁小賦，唐末小詩，五代小詞，雖小卻好，雖好卻小，蓋所謂「兒女情多，風雲氣少」也。』他論表現手法與技巧，指明『語語微妙，便不微妙』，『竟體求奇，轉至不奇』，強調『交相為用』、『相濟為功』，提出一系列相反相成的藝術範疇，如深淺、重輕、勁婉、直曲、奇正、空實、抑揚、開合、工易、寬緊、諧拗、淡麗等等。
劉熙載認為文學『與時為消息』，重視反映現實、作用於現實的所謂『有關係』的作品。他還把作品的價值同作家的品格聯繫起來，強調『詩品出於人品』。所以他論詞不囿於傳統見解，推崇蘇軾、辛棄疾，批評溫庭筠、周邦彥詞品低下；以晚唐、五代婉約派詞為『變調』，而以蘇軾開創的豪放派詞為『正調』。他的詞論，在清亡前後有一定影響。沈曾植稱許他『涉覽既多，會心特遠』（【菌閣瑣談】）；馮煦謂其『多洞微之言』（【蒿庵論詞】）；王國維【人間詞話】則對【藝概】拈出作品中詞句來概括作家風格特點的評論方式以及個別論點，都有所吸取。
【藝概】有刻於同治十三年的【古桐書屋六種】本，今有【藝概】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版；【藝概注稿】袁津琥著，中華書局2009年版。
10、【國故論衡】
近代學術論著，3卷，章炳麟撰。章太炎（1868-1935），名炳麟，字枚叔，初名學乘，後改名絳，號太炎。漢族，浙江餘杭人，清末民初民主革命家、思想家、中國近代著名樸學大師。著名學者，研究範圍涉及小學、歷史、哲學、政治等等，著述甚豐。魯迅，周作人，黃侃，錢玄同等近代著名文人皆出其門下。
【國故論衡】分上中下三卷。上卷論小學，共十一篇。討論語言、音韻問題，大抵根據聲韻轉變的規律，上探語源，下明流變，考證詳核。中卷論文學，共七篇。首論文學界說，以為『有文字箸於竹帛』者皆屬於『文』的範圍：亦述歷代散文、詩賦的優劣，大抵於論辯之文尊晚周、魏、晉，於詩賦薄中唐以降。下卷論諸子學，共九篇，通論諸子哲學的流變，於道家推崇特至，謂儒、法皆出於道家，而『經國莫如【齊物論】』。【齊物論】為【莊子】的一篇。該書分上中下三卷。上卷論小學，共十一篇。討論語言、音韻問題，大抵根據聲韻轉變的規律，上探語源，下明流變，考證詳核。中卷論文學，共七篇。首論文學界說，以為『有文字箸於竹帛』者皆屬於『文』的範圍：亦述歷代散文、詩賦的優劣，大抵於論辯之文尊晚周、魏、晉，於詩賦薄中唐以降。下卷論諸子學，共九篇，通論諸子哲學的流變，於道家推崇特至，謂儒、法皆出於道家，而『經國莫如【齊物論】』。
本書為章太炎重要的國學著作，分小學、文學、諸子學三卷，系統論述文字音韻學、文學、文獻學、周秦諸子學、經學及佛道之學等，在中國現代學術史上有極其重要的影響。前人於後兩卷着力較多，而往往視小學為畏途。然章太炎有云『蓋小學者，國故之本，王教之端，上以推校先典，下以宜民便俗』，故不可不察。上卷小學十一篇：小學略說，成均圖，音理論，二十三部音準，一字重音說，古音娘日二紐歸泥說，古雙聲說，語言緣起說，轉注假借說，理惑論，正言論。特色所在。中卷文學七篇：文學總略，原經，明解故上，明解故下，論式，辨詩，正裔送。
【國故論衡】於1910年初在日本刊行。今有【國故論衡疏證】龐俊、郭誠永疏證，中華書局2008年版；【國故論衡】陳平原導讀，上海古籍出版社，蓬萊閣叢書本，2003年版；【國故論衡】商務印書館2010年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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