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地域文化与人才分布的一个特色

  : 北京日报

在中华文化的历史长河中，宋代文化绝对是一枝艳丽的奇葩。著名史学家陈寅恪就曾说过：“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
从地域来看，在宋代文化中，江西无疑是一个重要区域。经过东晋至隋唐五代数百年的酝酿，江西文化到了两宋时期得到迅猛发展。在“唐宋八大家”的“宋六家”中，江西就占了三家（欧阳修、曾巩、王安石），与四川平分秋色。其实，早在北宋时期，江西文化的繁盛，就已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欧阳修就曾发出“区区彼江西，其产多材贤”的感叹。南宋李传道在为杨万里所作谥告中说：“窃观国朝文章之士，特盛于江西……求之他方，未有若是其众者。”
对这一“江西文化现象”，宋人倪朴在《筠州投雷教授书》中有过详细叙述，他说：
大江之西，国朝以来异人辈出，人物之盛甲于东南。庐陵欧阳公首以古学为天下倡……而后宋之文超汉轶唐，粹然为一王法，则欧阳公实启之也……江西盖多士矣。
黄次山在南宋绍兴十年（1140）撰写的《重刻临川文集序》中，也曾论及了江西地域文化现象：“江西士大夫多秀而文，挟所长与时而奋。”
对这一地域文化现象的关注，虽始于宋，但是宋以后的学者对此也多有继承，其中最为著名的一个观点当属清人李在《南园答问》中的一段话：
宋兴百年，文章窳，欧阳公奋兴，然后沛然复古，并辔绝驰，直追韩愈，探大道之根源，作斯文之宗主，独立一代，高视六宇，不特吴、越所绝无，盖寰瀛所希睹也。……古今大家，七有其三；文鉴佳篇，十居其五。
那么，两宋时期，地处江南的江西，何以成为文化昌盛之地呢？洪迈在其《容斋四笔》中，曾引吴孝宗《余干县学记》云：“古者江南不能与中土等。宋受天命，然后七闽、二浙与江之西、东，冠带诗书，翕然大肆，人才之盛，遂甲于天下。”吴孝宗在《余干县学记》中，还以饶州为例，分析了“人才之盛”的原因：“盖饶之为州，壤土肥而养生之物多，其民家富而户羡，蓄百金者不在富人之列，又当宽平无事之际，而天性好善。为父、兄者，以其子与弟不文为咎；为母、妻者，以其子与夫不学为辱，其美如此。”饶州这种现象，也可看成是江西的缩影。
在中国当代社会背景下，地域文化研究已经越来越成为一个重要的课题。宋代江西文化的兴盛，激起很多学者的关注和思考。夏汉宁先生等著的《宋代江西文学家考录》（以下简称《考录》。中山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对宋代江西文学家进行了深入而全面的发掘。这部著作集学术性、实用性于一体，是迄今为止一部最全面、最系统地反映宋代江西文学家全貌的专著。
《考录》以《全宋诗》及《全宋诗订补》、《全宋词》及《全宋词补辑》、《全宋文》（以下简称“三全”）等大型宋代文献总集为数据来源，并爬梳历代文献，共考录江西作者约1362人，寓居此地的作者约67人。这1400余名文学家，既包括有作品被收入“三全”的作者，也包括有作品传世而“三全”未收之作者，以及虽无作品传世、然有文学成就记载见诸史籍文献者。凡旧说有误者正之，文献不足者阙之，异说可参者并存之，体现出严谨的学术态度与扎实的学术功底。
在详细而周密的考证基础上，《考录》还对文学家及其家族的地理分布进行了细致的统计，并制作出详细列表，置于附录。这是宋代文学地理的一项重要实证研究成果。该书《序言》还以考录结果及统计数据为依据，对江西文学家的地理分布的特点、成因进行了精要的总结与深入的分析，从中发现以鄱阳湖地域为核心、全面辐射的分布格局，并指出这种分布格局的形成与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南移、北民南迁有重要因果关系。交通便利，社会安定，农业、手工业发达，人口众多，学校、书院林立，科举发达成为江西文学在两宋崛起的重要经济基础和文化土壤；江西籍文化人如晏殊、王安石、洪适、周必大、江万里、文天祥等进入统治集团，为江西文学人才脱颖而出提供了机遇；此外，分布格局的形成，还与鄱阳湖上接长江、下通江西“五河”的特殊地理位置有重要关系。
总之，《考录》既有微观的历史考证，也有宏观的文化解析，既有全国性的视野，又有地域性的眼光，为解析江西地域文化提供了扎实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