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生态环境问题的历史思考(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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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自然的内在价值论理论。美国人罗尔斯顿(Holmes Rolston Ⅲ,1932～)，是对环境伦理进行纯粹哲学研究的代表人物之一，曾参与组建国际环境伦理学协会(ISEE,1990～)，担任过第一任主席(1990-1994)。1979年他参与创办《环境伦理学》季刊并担任副主编。代表作有《哲学走向荒野》[11]、《环境伦理学》。[12]他曾于1991、1998年来华访问。1975年罗氏在国际哲学权威杂志《伦理学》上发表《生态伦理是否存在？》，这篇文章的观点极富创新性，罗氏起初不敢投给《伦理学》，但几家次等杂志不愿发表，相反倒是《伦理学》竟以最快速度予以发表（该文收入《哲学走向荒野》）。罗尔斯顿把价值分析作为环境伦理学的突破点，否认事实与价值的绝对界限，创立了自然的内在价值理论，这是当代环境伦理学在哲学层次上的重要发展。罗尔斯顿归于更高层次的李奥帕德肇始的大地伦理，重视自然生态整体性和内部客观价值关系，主张原野有自存价值，批判人类中心论，但遵循的是人与自然统一的系统性思维。

    3.深生态哲学伦理学。1973年A．内斯(Arne Naess,1912～)发表了《浅层生态运动和深层--长期生态运动论纲》，所谓"深层"是相对于浅层而言，后者局限于人类本位，前者是对后者彻底的超越。文章主张的8条纲领是：各种生物都有内在关联；原则上的生物圈平等主义；维护多样性原则和共生性原则；反对世界上的等级制；向污染和资源枯竭挑战；复合性而非复杂性；地方自治和非中心化等。[13](P57-61)1995年在《深层生态学的8条修正》（G.Sessions编《面向21世纪的深层生态学》，Boston,1995）一文中他进一步向自然内在价值论伦理倾斜。由于内斯是世界著名哲学家，并且其理论有政治潜力，所以其主张迅速得到回应，特别在美国引起了一种新的哲学思潮，它是美国绿党的成立及其理论形成的基础。

    环境伦理学的进展不等于仅仅从伦理的角度看环境、生态问题，实际上环境伦理学与哲学各分支有广泛的联系，尤其是与自然哲学的复兴紧密相连，新兴自然哲学观往往交织在环境伦理认识中，在这方面典型的有卡普拉(F.Capra,1939～)的生态世界观。卡氏著有：1.《物理学之道》[14](1975)，2.《转折点--科学、社会、兴起中的新文化》[15](1982)，3.《绿色政治--全球的希望》(1984)等。上列三书在东西方有广泛影响。卡氏认为笛卡尔--牛顿机械世界观是西方现代种种危机的根源，拯球危机要靠重建新的世界观，新的世界观是合乎现代科学的自然观--他还认为这与东方古代智慧相通，这个世界观的思维机制是非机械论、非二元性、非线性的系统思维。卡普拉的世界观是对现代科学自然观、系统论、心理学、生态学、经济和政治制度、东方智慧等众多内容的一次综合尝试，也是身心系统、自然系统、社会系统、生态系统等的统一尝试。他认为"我们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而不是在自然之上，我们赖以进行交流的一切群众性机构以及生命本身，取决于我们和生物圈之间的明智的、毕恭毕敬的相互作用"。[16](P57)

    以上扼要地介绍了部分西方环境伦理学说。有些著作目前已翻译了过来，只是一直没有受到广泛重视，缺乏系统研究。当然还有大量国外文献未能及时翻译介绍给国内读者。21世纪中国环境伦理要创新，应对西方环境伦理思想的起源、内容和趋势进行系统研究。

    摆在我们面前的还有一项重要的研究任务，就是探讨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的环境思想。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已有这方面的研究著作出版。例如，帕森斯(Howard Parsons)的《马克思、恩格斯论生态学》，[17]高支(André Gorz)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生态学》，[18]雷纳(G.reiner)的《社会主义和生态学》，[19]派卜(David Pepper)的《生态社会主义：从深生态学到社会主义》，[20]莱斯(William Leiss)的《自然的控制》[21]等。这些著作紧扣现代资本主义的环境问题进行探讨，尽管其中有些观点尚不成熟，但可以开拓人们的思维活动。这里我介绍一下日本学者岩佐茂的《环境的思想：环境保护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处》，这本著作可称之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环境思想研究的"日本版"。这部著作至少可以引起我们研究马、恩著作中环境思想的兴趣，虽然笔者关于这个问题的观点和岩佐茂并不完全相同。此书关注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应该如何回答环境问题和环境保护运动给马克思主义提出的思想和理论问题，或者说通过这一回答，怎样深化马克思主义提出的思想和理论问题，或者说通过这一回答，怎样深化马克思主义自身的思想和理论"。[22]（中文版序）作者肯定马克思思想中本来就含有环境保护的思想，并认为马克思没有站在人类中心主义立场上。作者说："由于人对自然环境的破坏是由处于一定社会关系下的人的活动引起的，因此在环境伦理学中，必须具有研究在以人类相互的社会关系为中介的人与自然关系的框架中，人的何种活动引起了环境破坏"。[22](P81)简单地说，全书的基调就是把人与环境关系问题很大程度上归结成社会关系使然，所以解决环境问题的实质是要从社会关系及其伦理责任的规定入手。

    笔者也认为马恩思想丰富，不能简单地否定其中有环保思想，正如弗罗洛夫指出的："无论现在的生态环境与马克思当时所处的情况多么不同，马克思对这个问题的理解、他的方法、他的解决社会和自然相互作用问题的观点，在今天仍然是非常现实而有效的"。[23](P153)马恩思想中有哪些有价值的环境思想？

    首先，马克思认识到环境问题不能脱离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来解决。关于人和自然的关系，马克思看到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的生存离不开自然，因而人与自然冲突就是不可避免的，他指出："人靠自然界生活。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然与之不断交往的、人的身体。所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也就等于说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24](P95)"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24](P167-168)人类这部分的生存与自然界其它部分发生的是"物质变换"，但它不同于纯粹自然物质转化过程而是通过"劳动"自觉发生的。[25](P56-57)劳动是社会性的，因此人和其对象化自然之间的冲突同时也是社会问题，社会又是有历史阶段性的，所以人与自然冲突受社会历史条件制约，也就是社会历史问题。马克思本意是批判19世纪资本主义条件下人与自然矛盾难以缓解，但是由于他正确把握了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论出发点--劳动中介，因而能把人与自然问题看成社会历史问题。这里实际蕴含着通过社会伦理关系为中介去解决人与自然环境关系的逻辑命题。这不失为当代人解决环境危机的一种可行方案。它有助于消除我们行动上的误区。事实上，科学、技术等都是社会的产物，环境有什么样的破坏根本上决定于社会，决定于社会伦理文化的水准和效用。所以处理环境危机既要正确运用科学技术，更要改造我们自身和社会。

    其次，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思想合乎"生态人"理念。"生态人"是当代人文价值观的产物，它旨在超越和完善过去生物人、道德人、理性人、经济人等各式各样假说。恶劣的社会人文环境和自然环境，意味着人与人及人与自然健康关系的扭曲。从人的全面发展的立足点出发，就必须消除剥夺和破坏自然的错误行为，合乎生态规律，与环境友好，并确定对待自然的公正态度，因为良好的自然环境是人全面发展的源头活水，也是全人类解放的基本标准之一。

    再次，马克思、恩格斯都强调"人类史"与"自然史"研究的统一，在他们的思想中人与人的关系和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互为中介的，要认识一个就离不开另一个，他们说；"历史可以从两方面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但这两方面是密切相联系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26](P20)这就要求我们重新深入开展自然史、环境史的统一研究，在这个基础上的工作，将有助于21世纪中国环境伦理理论的建立。

    西方环境伦理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环境思想都有一个民族化的问题，这就是说，21世纪里，我们要加强中外环境思想比较研究。还应提到，中国古代思想中有丰富的环境伦理思想，已引起许多国外研究者的重视，比如施韦泽、铃木大拙、池田大作、岸根卓郎、R．纳什、M．马斯洛、F．卡普拉、汤因比等等众多著名科学家或哲学家、思想家、学者都曾指出儒、道、释、禅等东方思想传统中包含生态与环境伦理智慧。可是较长时间以来，国内学者对此有所忽视，直到目前，专门性的系统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没有一部比较完整的中国环境伦理思想史研究著作出版。要建立环境伦理不能完全靠移植西方理论，应和中国的民族文化及现实相结合，特别注意科学与技术的结合，以及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