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語言文字的地位規劃和本體規劃(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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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共同語的規範化是語言文字本體規劃的重要方面。地方方言也有規範化的問題，但是，全民共同語的規範化比方言的規範化影響面更大。我們這裏主要討論全民共同語的規範化問題。全民共同語的規範化既是一項群眾性很強的社會實踐活動，又是一項學術性很強的理論研究工作。
新中國成立以後，由於革命和建設事業的迅速發展，人們之間的思想交流的需要顯得十分突出，由於歷史原因形成了漢語方言的紛雜，漢語的書面語也相當混亂，因此，我國政府及時地把包括推廣普通話在內的語言規範化工作當做嚴肅的政治任務提到議事日程上來。其實，在解放前數十年間，我國的有識之士也看出了語言規範化的重要性，他們奔走呼籲，發起旨在建立和推廣民族共同語、改進語文工具、提高語文教學效果的語文運動，但是，由於政令不一、戰亂頻繁，學術研究力量微薄，這個語文運動沒有發展成為全民的運動。新中國成立之後，人民政府敏銳地認識到語言規範化的重要性，1951年6月6日，【人民日報】發表了【正確地使用祖國的語言，為語言的純潔和健康而鬥爭！】的社論，同時，該報逐日連載呂叔湘、朱德熙合寫的【語法修辭講話】。在【人民日報】的社論和【講話】的推動之下，全國掀起了學習語文的高潮，現代漢語規範化成為一項全社會的事業全面地開展起來。【講話】發表的目的之一，就是『糾正語言文字中的缺點』，指出『哪些格式是正確的，哪些格式是不正確的，某一格式怎樣用是好的，怎樣用是不好的』。可以看出，社論和【講話】的目的就是要進行語言規範，它奠定了以書面語為主要對象，以『匡謬正俗』為主要方法的語言規範模式。這樣的模式，對於糾正寫作中的錯誤，對于澄清當時普遍存在的語文混亂，起了很大的作用。不過，這樣的模式在局部問題上雖然收效較快，但是卻難於貫徹和持久。之所以難於貫徹，是因為『匡謬正俗』的根據，即規範的標準，常常引起爭論，語言是不斷發展變化的，而規範的標準只能反映過去的既定事實，卡得太死，就會阻礙語言的發展。
語言的規範化是一個動態的過程，我們要從動態的觀點出發來看待語言的規範，而不是單純的『匡謬正俗』。這是因為語言作為一種社會現象，它隨着社會的發展而發展，無時無刻不在運動變化之中，從來沒有靜止的時候。社會的每個地區、每個集團，甚至每個人，使用語言都不會是一模一樣的，都會產生大大小小的變異。我們不能把語言規範看成是僵死的、凝固的、靜止的系統，把它們作為條條框框到處去套活生生的語言。實際情況是語言的變異不斷衝擊着現存的規範，在它的衝擊之下，大部分原有的規範總是保存着，否則，人們就無法彼此交流思想，可是一部分舊的規範被突破了，更多的新規範出現了，語言也就因之而向前發展了。當然，變異雖然本質上是一種推動語言前進的力量，但是具體分析起來，有的變異是積極因素，有的變異是消極因素，還有的變異純屬語言錯誤。我們只應肯定積極的變異，而指出消極的變異，對那些語言使用中出現的錯誤則必須予以糾正。
語言規範既然本質上是約定俗成的，那麼不管它是自發的或是自覺的，它既有絕對的一面，又有相對的一面。這是因為語言作為全民交流思想的工具，雖然需要有明確的、有時甚至帶有某種強制性的統一標準，讓大家自覺或不自覺地共同遵守，這時它是絕對的；但是從根本上說，語言作為交流思想的工具，只要人們能用它彼此進行交際，就能夠完成協調彼此思想、行為的任務。
這樣約定俗成地形成的規範一般就應該予以承認，不能過於拘泥，把規範看得太絕對了（當然，在判定是否合乎規範時，還應該考慮一系列的主、客觀社會因素）。語言的使用標準不像紅綠信號燈、旗語、軍號、信號彈那樣簡單而絕對，易於掌握，它往往需要考慮並協調各種因素甚至彼此對立矛盾的因素，需要相當的靈活性。總之，語言規範化工作主要是對語言的變化加以恰當的分析和選擇，對語言的發展加以合理的承認和闡述，同時排除那些不健康甚至錯誤的東西。這樣的認識顯然比簡單地提出『純潔語言』的口號深入了一步。這些情況說明，語言的規範化工作必須有系統而堅實的語言規範化的理論來指導，必須認真地研究語言規範化的理論。
80年代以來，我國在語言規範化的理論研究方面取得了長足的進展。
有的學者提出了語言中存在着許多中介物，在規範方面提出規範『度』的理論，以區分病句和不規範的用法。
有的學者認為語言是動態的，動態是語言的本質，提出語言是亞穩態體，提出語言的動態性理論、語言是開放的梯形理論、律動說、脈動說，指出了語言中有序與無序的相對性；還提出了語言變化的慣性和時間差理論，指出語言規範化工作要適度超前，要善於抓住機遇。
有的學者提出語言的層次性理論，指出在推廣普通話中存在層次的問題，在普通話水平測試中，提出了三級六等的不同層次，在普通話規範的程度上不作強求一律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