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語言文字的地位規劃和本體規劃(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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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語言規劃

長期以來，在討論語言規劃（languageplanning）這個問題的時候，我們在理論上對於語言規劃的內容和性質的理解往往見仁見智，造成學術交流的混亂和困難。本文試圖針對這個問題，結合國內外語言規劃工作的實踐，進行初步的理論探討。
從本質上說，語言學是一門描寫性的科學，而不是一門限定性的學科。在語言學的研究史上，從限定主義（prescriptivism）到描寫主義（descriptivism）是一個根本性的進步。公元前5世紀的古希臘語言學，其基本特徵就是限定主義。語言規劃的基本特徵也是限定主義，不過，這種限定主義是對現代語言學描寫主義的一個必要的補充，它不是簡單地重複古希臘的限定主義，而是要在對語言現象描寫的基礎之上來制定語言限定的規範，因此，語言規劃不是單純的限定，而是在描寫的基礎上的限定，語言規劃的限定往往具有前瞻性和預見性。因此，語言規劃的限定主義絕對不同於古希臘的限定主義，而是對古希臘限定主義的否定之否定。
語言規劃就是政府或社會團體為了解決在語言交際中出現的問題有計劃有組織地對語言文字進行的各種工作和活動的統稱。它是語言政策的具體體現。
根據對語言規劃的這種界說，我們認為，語言規劃具有如下的性質：
第一，社會性　語言規劃首先應該是政府或社會團體的行為，一般不能是個人的行為。儘管有時私人的或半私人的組織、著名人士、作家、出版商對語言規劃也能起某些作用，不一定非得要有政府的參與，但政府或社會團體的權力的作用比個人的作用大得多。因此，語言規劃又叫語言計劃，通常由政府或其中某一個部門來制定，通過這樣的計劃，官方的語言政策可以得到確立或執行。語言政策體現了政府或社會團體對語言的根本態度。這個性質就是語言規劃的社會性。
第二，權威性　語言規劃的社會性同時也體現了它的權威性。國內外在語言規劃中的許多重大決策，往往都有國家領導人親自參與，具有很高的權威性。當然，具有權威性的政府和社會集團不應當濫用權威，不應當用權術來控制學術或者壓制學術，否則可能會適得其反。語言規劃一旦失去了權威性，就會引起社會上應用語言文字的極大混亂。因此，具有權威性的政府和社會集團對於語言規劃的問題絕對不能掉以輕心，一定要慎之又慎，在語言政策的制定方面要保持一定的穩定。這就是語言規劃的權威性。
第三，交際目的性　語言規劃的目的是為了解決在語言交際中出現的問題，促進語言的社會功能的發揮。語言規劃的目的是由語言的社會交際功能決定的。離開了交際功能的語言規劃只不過是紙上談兵；交際功能之外，無所謂語言規劃。語言規劃往往容易帶上強烈的民族情緒，如果這種民族情緒影響了語言交際功能的發揮，就可能導致語言規劃的失敗。這個性質就是語言規劃的交際目的性。
第四，長期性　語言規劃是有計劃有組織地進行的，往往要持續很長的時間，一般不可能一蹴而就。有的國家的語言規劃幾經挫折，持續幾年甚至幾十年的時間才初見成效；有的國家的語言規劃受到政治鬥爭的影響，經歷了非常曲折而艱辛的過程；有的國家對於語言規劃的一些關鍵性決策的認識經過長期的社會實踐逐漸深化，最後才獲得了比較正確的認識。這個性質就是語言規劃的長期性。
第五，實踐性　語言規劃的內容是十分龐雜而廣泛的，它除了對語言文字進行一般性的管理之外，還包括語言的選擇、語言的標準化與規範化、文字的創新、文字的改革等極為廣泛的、多方面的社會實踐活動，而這樣的社會實踐活動已經大大地超出了一般性行政管理工作的範圍，它不僅具有豐富多彩的學術內容，同時還包含了複雜廣泛的各種實踐活動。語言規劃還往往涉及到多種語言和不同的專業學科，從事語言規劃不僅要有廣博的語言知識和專業知識，而且要有豐富的社會實踐的經驗和行政工作的能力，語言規劃決不是一種單純的學術性工作，而是涉及到多種學科和多種部門的社會實踐活動。這個性質就是語言規劃的實踐性。
總而言之，語言規劃具有社會性、權威性、交際目的性、長期性和實踐性的特點。我們在研究語言規劃的理論和實踐的時候，不可不注意這些特點。
『語言規劃』這個名稱是1957年由語言學家威因里希（UreilWeinrich）首先提出的。在語言規劃這個名稱出現之前，世界上早就進行過語言規劃了。在我國，遠在秦代就有語言規劃，秦始皇把形形色色的六國文字統一為小篆，實行『書同文』，這就是人類歷史上一次大規模的語言規劃。在歐洲，遠在羅馬帝國時期，實行以拉丁文統治多民族大帝國的『書同文』政策，官吏和軍人掌握了拉丁文，但廣大人民仍然處於文盲的狀態。經過中世紀的黑暗時代以後，各個民族紛紛獨立。文藝復興時期解放了思想，意大利、法國、西班牙、瑞典都成立過負責語言研究的機構，以保持和維護本民族語言的純潔性，促進語言社會交際功能的發揮，為以後的工業化作了文化上的準備。這些也都是早期的語言規劃。
關於語言規劃的工作內容，　語言學家諾依斯圖蒲里（J.　V.Neustupny）曾經把它分為『政治法』（politics approach）和『培育法』（cultivation approach）兩個方面。我們認為，諾依斯圖蒲里的這種提法閃爍其詞，含糊不清，晦澀難懂。為了在總體上對語言規劃的內容進行分類，從實質上掌握語言規劃的關鍵，我們有必要對諾依斯圖蒲里這種分類進行改進。
在普遍瀏覽國內外有關語言規劃的文獻的基礎上，我們認為，如果撇開語言文字工作中的各種枝節問題不談，語言規劃主要包括如下兩個方面的內容：
第一，語言文字的地位規劃（languagepositional planning）。就是決定某種語言或文字在社會交際中的地位（position，status）。這種規劃，一般要藉助於政治的力量來進行，因此，它相當於語言學家諾依斯圖蒲里的『政治法』。
第二，語言文字的本體規劃（language　noumenal　planning　orlanguage―in―self planning）。就是語言文字本體（noumenon，language―in―self）的改造和完善，是我們通常所說的語言的規範化和標準化。在語言文字的本體規劃中，需要保護語言文字本體的純潔和健康，需要對語言文字本體進行精雕細刻的培育，因此，諾依斯圖蒲里把它叫做語言規劃中的『培育法』。
我們在這裡把『語言規劃』叫做『語言文字規劃』，多加了『文字』這個詞，是因為在我國通行的漢字是一種非常複雜而重要的文字，在語言規劃中，必須給以特別的重視。
下面，我們從語言文字的地位規劃和語言文字的本體規劃兩個方面，進一步對國內外的語言規劃工作進行研究和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