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４２年的漢語(2)

  : 中國漢學網

在上海。1941年12月8日，日本突然發動太平洋戰爭，同時進佔上海租界，『孤島』淪陷，大批文化人或被迫遷移內地，或韜光養晦轉入地下以免為敵所獲。恰巧這時，錢鍾書從湖南回家探親被困，只好隱居創作；就讀於香港大學的張愛玲也被迫輟學，於1942年下半年回滬，決定賣文為生，並很快於次年一飛沖天。錢、張的文學淵源當然都不限於40年代初的上海孤城，我們可以很容易將他們納入『五四』至40年代『語體文』(即現代白話文)逐漸成熟的過程，但這條清晰的文學語言的歷史脈絡也只有到了1942年前後，才真正在這兩個身居上海的天才作家身上，借『不受歡迎的繆 斯』的照拂，將各種語言要素相對平衡地安排配置，從而結出了豐美甘甜的碩果。
　　張愛玲自幼敏感多思，酷愛讀書，先是古書，後是新文藝和民國通俗文學，在教會中學又通過英文直接誦習西洋文學，古今中外的良好修養，雅與俗的廣泛興趣，使她的文章特別的搖曳多姿。十八歲應徵【西風】雜誌的徵文【天才夢】就有不少早熟的雋語：
　　我懂得怎麼看『七月巧雲』，聽蘇格蘭兵吹bagpipe，享受微風中的藤椅，吃鹽水花生，欣賞雨夜的霓虹燈，從雙層公共汽車上伸出手摘樹顛的綠葉。在沒有人與人交接的場合，我充滿了生命的歡悅，可是我一天不能克服這種咬齧性的小煩惱。生命是一襲華美的袍，爬滿了虱子。
　　1942年回上海後，最初用英文給The XXth Centu―ry(【二十世紀】)投稿，步中學時代崇拜的林語堂的後塵，用靈動波俏的文筆給外國人介紹中國。這個短暫的英文寫作階段很快因為在中文寫作上的大獲成功而中斷，但她並沒有放棄這些作品，在創作中文小說隨筆的同時將它們一一翻成中文。Chinese Life and Fash―ions改為【更衣記】，Wife Vamp Child改為【借銀燈】，Still Alive改為【洋人看京戲及其它】，China’s Education of Family改為【銀官就學記】，Demons and Fairies改為【中國人的宗教】。這些後來都收入1945年出版的第一本散文隨筆集【流言】：
　　現代的中國是無禮可言的，除了在戲台上。(【洋人看京戲及其它】)
　　在政治混亂期間，人們沒有能力改良他們的生活情形，他們只能夠創造他們的貼身環境――那就是衣服。我們各人住在各人的衣服裏。(【更衣記】)對於生命的來龍去脈不感興趣的中國人，即使感到興趣也不大敢朝這上面想――中國人集中注意力在他們眼前熱鬧明白的、紅燈照裏的人生小小的一部。在這範圍內，中國的宗教是有效的；在那之外，只有不確定的、無所不在的悲哀。(【中國的宗教】)
　　奇崛峻拔，不肯落入凡庸，雖然未能避免早熟的天才的青澀和張揚，但人生體驗的深透與修辭造語的精絕，毫不遜於許多老作家。就文體來說，脫去了20年代的生硬和30年代的駁雜，呈現出40年代特有的知心貼肉的圓融暢達。這種語言施之小說，更顯精彩：
　　三十年前的上海，一個有月亮的晚上――我們也許沒有趕上看見三十年前的月亮。年輕的人想着三十年前的月亮該是銅錢大的一個紅黃的濕暈，像朵雲軒信箋上落了一滴淚珠，陳舊而迷糊。老年人回憶中的三十年前的月亮是歡愉的，比眼前的月亮大，圓，白；然而隔着三十年的辛苦路望回去，再好的月色也不免帶點淒涼。(【金鎖記】)
　　已經分不清哪裏是歐化，哪裏是口語和文言的雜糅，化合得天衣無縫，描寫起來似乎也就無堅不摧，無往不利了。
　　錢氏更博聞強記，舊學根底紮實，英文尤佳。1941年出版的隨筆集【寫在人生邊上】是對人生遠距離的觀察玩味，而糅合中西語言的文體尤見靈心妙識，以至於偏要通過魔鬼之口才能夠痛快道出：
　　現在是新傳記文學的時代。為別人作傳也是自我表現的一種――你若要知道一個人的自己，你須看他為別人作的傳；你若要知道別人，你倒該看他為自己作的傳。自傳就是別傳；
　　人類的靈魂一部分由上帝挑去，此外全歸我。誰料這幾十年來，生意清淡得只好喝陰風。一向人類靈魂有好壞之分。好的歸上帝收存，壞的由我買賣。到了十九世紀中葉，忽然來了個大變動，除了極少數外，人類幾乎全沒了靈魂……有種人神氣活現，你對他恭維，他不推卻地接受，好像你還他的債，他只恨你沒附繳利錢。另外一種加謙虛，人家讚美，他滿口說慚愧不敢當，好像上司納賄，嫌數量太少，原璧歸還，好等下屬加倍再送。(【魔鬼夜訪鍾書君】)
　　作者尤其經心於諷刺語言本身的錘鍊：有了門，我們可以出去；有了窗，我們可以不必出去。(【窗】)
　　豬是否能快樂得像人，我們不知道；但是人會容易滿足得像豬，我們是常常看見的。(【論快樂】)
　　旨在顯示主體優勝的諷刺很容易演成智慧的操練和語言的炫耀，但畢竟才高，抓得住諷刺對象，到底不失分寸：
　　自從幽默文學提倡以來，賣笑成了文人的職業。幽默當然用笑來發泄，但是笑未必就表示着幽默……這種幽默本身就是幽默的材料，這種笑本身就可笑……(【說笑】)
　　在非文學書中找到文章意味的妙句，正像整理舊衣服，忽然在夾袋裏發現了用剩的鈔票和角子；雖然是分內的東西，卻有一種意外的喜悅。(【釋文盲】)
　　這些撮取英國隨筆精華、充滿尖利的人生諷刺和洞見的詼諧智慧之作，使錢氏成為現代隨筆領域繼徐志摩、梁遇春之後又一歐化和本土化雙修的俊才。
　　在重慶。一批流浪型文學青年圍繞在批評家和詩人胡風周圍，克服了生活的困難而瘋狂寫作。1942年，胡風出版了評論集【民族戰爭與文藝性格】。他在抗戰勝利前夕出版的【在混亂裏】所收文章也都寫於1941－1943年之間。胡風這一時期重要論著【論民族形式問題】寫於1940年並於年底出版。在這些論著中，他頑強堅持自己所理解的由魯迅開創的『五四』新文學傳統，探討這個傳統如何在戰爭的複雜形勢下取得新的發展，為此他四面出擊，和來自左右雙方各種文藝政策和文學理論激烈論辯。批評家胡風的存在不僅在歷史傳承的角度顯明了40年代中國文學與『五四』新文學的譜系關係，也在現實拓展的角度使『陪都』重慶獲得了一種特別的文學性格，影響了許多青年文學家的創作。年僅十七歲的路翎就在這種空氣中執筆寫作【財主底兒女們】。這部混亂年代『青春底詩』，1941年寫出初稿，1942年被胡風丟失在香港的炮火中，卻因此刺激作者更緊張地重寫，兩年後終於捧出煌煌兩巨冊。他的另外兩篇名作【飢餓的郭素娥】、【蝸牛在荊棘上】也都完成於194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