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學之根基 六經之階梯

  作者: 彭　林

　　南宋光宗紹熙四年1190，正在漳州任上的朱熹刊行了他編注的【四子書】，也就是後人所說的【四書章句集注】，包括【大學章句】一卷、【中庸章句】一卷、【論語集注】十卷、【孟子集注】七卷。大概連朱熹本人也始料未及的是，這部文字淺近、篇帙並不浩繁的著作面世之後，勢頭甚至蓋過了【詩】、【書】、【禮】、【易】、【春秋】等【五經】，成爲此後七百多年中最具影響力的文獻。
　　
　　一、三教並立格局下的儒學隱憂
　　
　　春秋末期，孔子首創私學，以【詩】、【書】、【禮】、【樂】、【易】、【春秋】教授弟子，從此，經書就成了儒家的經典。秦火之後，【樂】經失傳，【六經】變成了【五經】。漢興，【五經】被列入學官，每一經都有專門的教授，負責指導博士弟子。經學變成官學之後，藉助於行政的力量，流傳更爲廣泛，這似乎是一件令人欣喜的好事。但是，進入官府之後的經學，性質和作用也在悄然發生變化。
　　孔子將濟世救民的理念滲透在【六經】中，希冀以此教化學生，推動社會進步，實現他的政治理想。可是，作爲官學的經學並非完全如此。教師出於教學的需要，關心的是如何從文字、訓詁的角度來說解這批古奧難懂的先秦文獻。不少學者皓首窮經，用畢生的精力來註解經文，從學術層面來說，這固然是推進經學研究所不可或缺的工作。而一個不爭的事實是，這些原本充滿人文精神的經書，已經慢慢地淡出讀書人的精神境界，變成了純粹的學術問題，甚至成爲讀書人謀求功名利祿的工具。這不能不說是儒學的悲哀。
　　正當儒學成爲學者高頭講章之時，佛教和道教悄然走進了中國人的凡俗世界。東漢以後，佛教開始傳入中國，不久道教也開始興起。唐、宋政府都將佛教、道教與儒學並立，作爲基本國教。佛教和道教有玄妙而生動的心性理論，無論地位高下、文化深淺，都可以輕鬆進入它的堂奧。它們有彼岸世界，可以許諾實現信徒的種種願望，解脫他們現世的諸多煩惱，走向極樂世界，所以很快風靡於世，從帝王將相到尋常百姓，趨之若鶩。
　　相形見絀的是儒家，它除了沒有佛道的上述優勢之外，還有文獻本身的諸多問題，處境最爲窘迫。孔子整理的【六經】，都是用先秦的語彙體系撰寫的，中古時代的學者讀起來已經感到處處隔膜，不易親近，一般學者初讀，不容易觸摸到明晰的脈絡。【論語】和【孟子】是先秦兩位聖賢的言論彙編，由於是語錄體，章節之間缺乏明快的銜接，也給人以吉光片羽，不成體系之感。這些正是它不能像佛道經典那樣在世俗社會廣泛傳播、生存空間日益縮小的重要原因。
　　
　　二、韓愈、李翱、二程對【大學】【中庸】的提倡
　　
　　如何應對佛道兩家的挑戰，找出某些能夠明快地彰顯儒家思想體系的文獻，是唐宋儒者最爲迫切的任務。唐代學者韓愈和李翱最早注意到，【大學】和【中庸】是足以與佛道心性理論相抗衡，並且能夠梳理出儒家理論體系的最佳文獻。
　　【大學】、【中庸】原本是【禮記】中的兩篇。【禮記】是孔門七十子論禮的文集，共有四十九篇，作者多數不甚清楚。相傳【大學】是曾子所作，【中庸】是子思所作。東漢經學大師鄭玄爲【論語】作注時，並沒有對【大學】、【中庸】作特別的提示。【中庸】主要講天道與人道關係，闡述天命與性的關係，【漢書•藝文志】有【中庸說】二篇，【隋書•經籍志】有戴J【中庸傳】二卷、梁武帝【中庸講疏】一卷，似乎有個別人做過單獨的研究；【大學】在唐以前無單行本傳世。凡此都表明它們沒有引起人們特別的關注。
　　韓愈一方面寫下了著名的【論佛骨表】，痛斥佛教的妄佞；另一方面，寫下了著名的【原道】，提出了從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傳到孔孟的『道統』，以抗衡佛家的『法統』。指出佛道兩家雖然也講道德，但那是缺乏靈魂的空洞名詞，這靈魂正是儒家道德學說中反覆提倡的仁義。
　　李翱是唐代第一位比較集中地提出儒家心性理論的學者。李翱依據【中庸】作【復性書】三篇，指出【中庸】就是論性命之道之書，可嘆『學者莫能明是』，所以都『入於莊列老釋』求之。李翱說，性爲『天之命』，情爲『性之動』，性原本寂然不動，感物而起，流爲喜怒哀懼愛惡欲之情。人之所以不同於萬物，是因爲人有道德之性，人應該努力修德，恢復本善性，進於聖人之域。
　　在韓愈、李翱的影響下，構建儒家的心性學說和修身理論，成爲宋儒孜孜以求的目標。宋儒表彰【中庸】者很多，從張載的【正蒙】、司馬光的【大學廣義】、王安石的【禮樂論】、程顥的【定性書】、程頤的【與呂大臨論中書】等，都緊扣【中庸】來討論性命之道。張載早年就留意【中庸】，其學『以【易】爲宗，以【中庸】爲體，以孔孟爲法』【宋史•張載傳】，他的代表作【正蒙】，將人性區分爲天地之性與氣質之性，提出了人的本性、心知、道德修養等性理學中的一系列問題。二程將【大學】作爲『初學入德之門』；將【中庸】看作『孔門傳授心法』之書，最爲玄妙，認爲『其書始言一理，中散爲萬事，未複合爲一理』，『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中庸章句】注引語。『首明道之本原出於天而不可易，其實體備於己而不可離，次言存養省察之要，終言聖神功化之極』【中庸章句】注。但是，他們所做的工作都比較粗淺，遠遠沒有達到可以迅速在天下推行的程度。真正達到這一目標的是南宋的朱熹。
　　
　　三、朱熹的【四書集注】
　　
　　朱熹，字元晦、仲晦，號晦庵、晦翁，晚號遁翁，別號考亭、紫陽，又號雲谷老人、滄州病叟。祖籍徽州婺源今江西婺源。高宗建炎四年1130，生於福建南劍今福建南平尤溪。
　　朱熹出入經史，學術賅博，是南宋最著名的學者。可是朱熹的仕途相當坎坷，終其一生，歷經高宗、孝宗、光宗、寧宗四朝，『仕於外者僅九考，立於朝者四十日』黃干【行狀】，僅僅在同安、南康、漳州等地做過九年的地方官；寧宗時雖然成爲帝王之師，卻只有短短的四十天。慶元元年1195，韓腚械橙斯セ韉姥爲『偽學』、指責朱熹是『偽學罪首』，朱熹因此而落職罷祠。這對於胸懷經天緯地之材、匡時救世之志的朱熹而言，實在是一種可悲而又無奈的現實。慶元六年，朱熹溘然長逝。
　　朱熹平生主要是一位學者，他的主要精力是在教學和學術研究上。他與呂祖謙、陸九齡、陸九淵等的鵝湖之辯，是傳頌千古的美談；他興復白鹿洞書院、講道武夷精舍、修復嶽麓書院等等，也是文化史上的佳話。不過，最爲學者所稱道的，還是他的【四書章句集注】。
　　朱熹編注【四書章句集注】，是把它作爲一項重大的文化工程，在漫長的歲月中，千錘百鍊而成就的。
　　朱熹從30歲時就措手於【論語】、【孟子】，到孝宗乾道八年1172他43歲時，才完成了【論孟精義】此書後名【論孟要義】，又改名【論孟集議】，可謂浸透了心血。此書將二程說解【論語】、【孟子】的文字『L輯條疏，以附本章之次』，又兼采張載、范氏、二呂氏、謝氏、游氏、楊氏、侯氏、尹氏等九家之說，以佐證二程之說。之後，朱熹以【論孟集議】爲基礎，『約其精粹、妙得本旨者』，提煉出【論語集注】和【孟子集注】，在每條之下先注音，次釋字義，次釋大旨，次引諸家論說，次列己見。朱熹對【論語】、【孟子】的註解，旨在融會諸家之說，所以稱爲『集注』。淳熙四年1177，朱熹將他取捨的原則，以及與學生的問答編成【論語或問】、【孟子或問】。需要說明的是，由於朱熹日後的主要精力放在了【論孟集注】的修改上，【論語或問】、【孟子或問】已無暇顧及，其中的問題也不復釐正，所以【論語或問】與【孟子或問】二書始終沒有付梓刊行，僅僅在學者中私下流傳。
　　【大學】、【中庸】都是朱熹幼年時代誦讀、成年之後深思的經典，他在【中庸章句序】中說，【中庸】一書，自己『蚤歲即嘗受讀』，其後有過多年的『沉潛反覆』，『然後乃敢會眾說而折其衷』，可見他的慎重。淳熙十六年1189，朱熹60歲，感到所作【大學章句】和【中庸章句】已經比較成熟，『穩洽於心』，方才爲之作序。
　　

　　朱熹認爲【大學】有闕遺之處，而且次序有顛倒錯亂之處；【中庸】論述性理、天道，是聖人心傳的要訣，學理深奧，雖然沒有殘缺，但是章句渾沌，條理不清。因此，需要對二書的文本進行處理。文本的分節，沒有照搬鄭玄的成說，而是根據二程等學者的意見和自己的研究，重新調整了次序，分別章節，並作出了自己的解釋，所以稱爲『章句』。他認爲，【大學】開頭的『大學之道』以下二百零五字是『經』，是曾子記述的孔子之言；後面的文字，雜引經傳之說，略顯散亂，但朱熹認爲『文理接續，血脈貫通，深淺始終，至爲精密』，當是曾子門人記述的曾子之意，其性質屬於解經的『傳』。【大學】的章次，二程認爲有錯簡，爲此重新作了編定。朱熹的編次，或從程本，或從舊本，間出己見。此外，他還依據上下文意和自己的理解，增寫了『格物致知』章的134字。他認爲，如此一來，就顯得『序次有倫，義理通貫，似得其真』。【中庸】的文本也作了調整，分爲33章。每條之下先注音，再釋文義，然後引證串講，發揮義理。經過朱熹的處理，二書神明煥然，面貌一新。
　　朱熹在【四書】的每篇之前，都有一篇序，提示該書的性質、由來，作者的生平與學行等，文字洗鍊，鉤玄提要，非常方便讀者。正文之前，又有一段簡明的文字，介紹二程對此書的評價。【大學】每章之後，都有提示章節大旨的說明，如『右傳之首章，釋「明明德」』；『右傳之二章，釋「新民」』；『右傳之三章，釋「止於至善」』等等，全篇之末，又總括全篇結構，並叮囑讀者需要注意的事項：『凡傳十章』前四章統論綱領指趣，後六章細論條目功夫。其第五章乃明善之要，第六章乃誠身之本，在初學尤爲當務之急，讀者不可以其近而忽之也。』
　　對【四書】的注釋，朱熹一改漢儒的繁瑣之風，務求簡捷明快。漢儒重考證，宋儒重義理，彼此各爲營壘。朱熹是宋儒中既重義理、又重考據的少數學者之一，他十分尊重漢儒，對鄭玄等學者的學術成就評價很高，但是，他的【四書】注卻沒有漢儒諸經的生硬面孔，他在盡行吸收前人的考證之後，用近乎口語化的文字來表述，舉重若輕，足見功力。注文儘可能使用常用字，對原文中較爲偏僻或者有異讀的文字，則儘量用直音法注音，幫助讀者消除閱讀上的困難。與宋代學者輕改經文的習氣迥異的是，朱熹在變動文本的次序時，都會在章節之後加以說明，使讀者了解原文在何處，以便案復，表現了朱熹對歷史文獻的尊重，以及他爲學的嚴謹和慎重。
　　【四書集注】經過朱熹的覃思精研、反覆修改，他說：『某【語孟集注】，添一字不得，減一字不得』，『如秤上稱來無異，不高些，不低些。』直到臨死前三天，他還在修改【大學•誠意章】。因此，稱爲中國古代學術史上的精品佳作，【四書集注】是當之無愧的。
　　
　　四、讀【四書集注】要注意什麼
　　
　　朱熹的【四書集注】體大思精，宏纖畢貫，百般讀之，猶不能盡其奧蘊。那麼對於初讀者來說，以下三點是需要留意的。
　　1．讀【四書】的次序。
　　儒家的經籍文獻相當之浩繁，學者應該遵從怎樣的次序去學習，才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二程早就談及這一問題：『河南程夫子之教人，必先使之用力乎【大學】、【論語】、【中庸】、【孟子】之言，然後及乎【六經】。蓋其難易、遠近、大小之序，故如此而不可亂也。』【書臨漳所刊四子後】二程的這段論述對朱熹影響很大，他不僅主張【四書】是學習『【六經】之階梯』【朱子語類】卷一Ｎ澹而且主張讀【四書】要有次序，但他提出的次序與二程略有差別：『某要人先讀【大學】，以定其規模。次讀【論語】，以立其根本。次讀【孟子】，以觀其發越。次讀【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處。【大學】一篇，有等級次第，總作一處易曉，宜先看。【論語】卻實，但言語散見，初看亦難。【孟子】有感激興發人心處。【中庸】亦難讀，看三書後，方宜讀之。』【朱子語類】卷一四這種閱讀順序，既是從【四書】的難易來考慮的，也是從【四書】之間的有機聯繫考慮的。
　　【大學】既有『規模之大』，又有『節目之詳』，其中的三綱領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於至善、八條目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是講學習目的、學習內容、學習步驟和最終的功效，是爲學的『間架』和『修身治人底規模』。【論語】講日常修德從政，【孟子】談心論性，內容浩瀚廣博，情理兼茂，正可以盡其蘊奧，充實【大學】的間架。【中庸】是談玄說妙之書，講『上達處多』，是形而上的學問，最後會歸於此，可以『求古人之微妙處』，進入理論探討的層面。『尺度權衡之既當，由是以窮諸經、訂群史，以及百氏之書，則將無理之不可精，無事之不可處矣。』【四書或問】李方子引朱熹語
　　我們今天所見到的【四書集注】的本子，大多不是朱熹提出的【大學】、【論語】、【孟子】、【中庸】的順序，而是【大學】、【中庸】、【論語】、【孟子】，這是不明就裡之人所爲，違背了朱子的本意，殊不可取。
　　2．讀書與修身不可偏廢。
　　我們讀【論語】，可以看到孔子對修身的重視。孔子說：『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憲問】，又說『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子路】，把修身當作治人的基礎。孔子把修身進德看作是君子的日課：『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述而】
　　【大學】發展了孔子修身爲本的思想，提出『正心』、『誠意』、『致知』、『格物』等修身方法，認爲『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修身關係到治國平天下。【中庸】強調誠爲修身之本，提出：『唯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而要做到『誠』則又強調『反求諸其身』，提出『君子必慎其獨』的自我修養的重要方法。
　　但是，後世儒者讀【論語】、【孟子】等經典，大多把它當作射取名利的工具，很少與修身相結合，因而人心澆薄，世道浸衰。朱熹主張體用合一，要求學生虔心涵泳，真實履踐孔孟之道，他說：『【論語】之言，無所不包，而其所以示人者，莫非操存涵養之要。七篇之指，無所不究，而其所以示人者，類多體驗充擴之多。』【論孟精義序】又說：『聖人作經，以詔後世，將使讀者誦其文，思其義，有以知事理之當然，見道義之全體，而身力行之，以入聖賢之域也』，『欲求道以入德者，舍此爲無所用其心矣』【書臨漳所刊四子後】。他在【論語序說】中引程子的話說：『今人不會讀書。如讀【論語】，未讀時是此等人，讀了後又只是此等人，便是不曾讀。』可見，朱熹非常強調讀書與做人是一致的，不能做成兩張皮。朱熹的這一思想，至今依然是我們讀【四書】時應該遵循的原則。
　　3．建立了理學的理論體系。
　　【四書章句集注】是朱熹學術思想的結晶，它的特點，是通過注釋闡發理學的哲學世界觀和心性學說，構建了以天理論爲最高範疇的，包括天理論、人性論、格致論、道統論、教育論、政治論等在內的完整的理學思想體系，這是它與傳統經注的不同之處。注文大多是朱熹自己所寫，所引諸家之說，主要是二程及其門人的文章和語錄，顯現了極其濃郁的學派色彩。
　　朱熹繼承韓愈以來的『道統』說，把偽古文【尚書•大禹謨】中『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其中』十六字坐實爲堯舜以來傳授的『心法』。十六字中包含了『人心』、『道心』、『精』、『一』、『中』等最重要的哲學範疇，以此闡發【中庸】的『綱維』和『蘊奧』。他從理本論出發，認爲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當氣化成形體時，理也賦予其中，這就是性。人物各循其性的自然，日用之間皆有當行之路，這就是道。人類的性道雖然相同，但氣稟有差異，所以有過或不及之差，聖人用禮、樂、刑、政來品節人性，使之復歸於中正。人應該不斷完善自我修養，『以去夫外誘之私，而充其本然之善』。天理論的核心，是『理』或『天理』是宇宙的根本。在『性論』中，朱熹承繼『天命之性』和『氣質之性』的區分，並加以發揮，提出『道心』、『人心』等概念，從而將【中庸】理學化、本體化了。朱熹爲【大學】補寫的『格物致知』章，堪稱程朱理學『格物致知』論的精髓。類似的例子在書中在在多有，讀者可以仔細尋覓和體味。
　　

　　
　　五、【四書集注】的影響
　　
　　【四書集注】是朱熹傾盡平生精力而作，所以學者給予很高評價，認爲其學術成就遠在他的【易本義】、【詩集傳】之上。
　　趙順孫說：『文公一生精力多在此書，一章之旨、一字之義，或數年更易而後定，或終夜思索而未安。』【四書纂疏】自序楊載說：『【四書】者，王道之骨髓，五經之根柢也。』程復心【四書章圖纂釋】序汪克寬說：『【四書】者，六經之階梯，東魯聖師以及顏、曾、思、孟傳心之要，舍是無以他求也。孟子沒，聖經湮晦千五百年，迨濂洛諸儒先抽關發，以啟不傳之秘，而我紫陽子朱子且復集諸儒之大成，擴往聖之遺蘊，作爲【集注章句】、【或問】，以惠後學，昭至理於白，蓋乎不可商矣。』倪士毅【四書輯釋】序刁包說：『尚論諸儒，必以【四書】爲標準，【四書】無所得，雖經史淹貫，不可以爲學也。』蔡清【四書蒙引】序王義山說：『晦翁【四書】與【六經】並行於天地間，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前聖繼絕業，爲萬世開太平，此書也。』周焱【四書衍義】
　　學術界有許多名儒都將【四書集注】奉爲圭臬，將誦讀【四書集注】作爲每天必修的日課，成爲一時風氣，如真德秀『每晨起坐堂上，炷香開卷，必點校一章，從而演說其義，子侄皆立侍焉』。宋明理學傳入朝鮮後，【四書集注】風靡於世。在歷史上，朝鮮是儒家化相當徹底的國度，但平心而論，朝鮮的儒學主要是朱子學，而朝鮮的朱子學主要是四書學。這種傳統一直影響到今天的韓國學術界。
　　【四書集注】中的許多詞語，成爲全社會最爲熟知的名詞，最典型的如『格物致知』一詞。【四書集注】問世後，一時之間，許多學者開始將醫學、數學、生物學等稱爲『格物致知學』，如朱震享的【格致餘論】，曹昭的【格致要論】，胡文煥的【格致叢書】等。明清時代，中國學者普遍用格致學來稱呼西學，如熊明遇的【格致草】，高一志的【空際格致】、湯若望的【坤輿格致】，陳元龍的【格致鏡源】等書，都冠以『格致』的名目，就連牛頓的【自然哲學的數學原理】最初的中譯本也題名爲【數理格致】。京師大學堂同文館設『格物館』，徐壽與傅蘭雅在上海開設『格致書院』等，也都屬於此類。乃至留日的章鴻釗、留英的丁文江在歸國後被授予『格致科進士』。
　　【大學】的『三綱領』也作爲傳統教育思想的理念被廣泛傳播，例如，清華大學舊有的學生宿舍樓的『明齋』、『新齋』和『善齋』，就是依據『三綱領』來命名的，要求學生時刻銘記大學之道。類似的例子，不勝枚舉，想必讀者諸君都很熟悉。
　　元延v年間恢復科舉，鑑於【四書集注】文字淺近，說理深刻，加之在學術界得到的充分肯定，元仁宗皇慶二年1313，政府決定將【四書集注】定爲科舉用書，明、清二朝承襲了這一制度，一直到清朝末年，【四書集注】都是天下學子必須首先誦讀的經典，其影響之大之深，可想而知。
　　不無遺憾的是，當【四書集注】成爲科舉用書之後，也進入了官學的行列，在某種意義上重蹈了漢代經學的老路，成爲天下學子追求功名利祿的敲門磚，違背了朱熹的著作本義，這是朱熹所不曾想見、也不願意見到的結局，其間的責任是不應該由朱熹來承擔的。
　　作者單位：清華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