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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新华社-t望东方周刊
t望东方周刊201211期封面
“汉学”如何代言变化的中国
编者按
3月9日，复旦大学“中华文明国际研究中心”正式成立。这是继北京大学成立国际汉学家研修基地之后，在国家汉办(国家汉语国际推广领导小组办公室)的支持下，由国内顶尖高校具体负责实施的又一项促进中华文化研究“请进来”和“走出去”的举措。
在同时开幕的“价值与意义：中华文明的再认识”学术论坛上，记者对话了数位海内外知名汉学家，探讨了在中国崛起的大背景下，如何再认识中华文明、并促其融入世界的问题。
柯马丁：我们不能再孤立地研究中国
“我们要超越以前的以西方理论为导向的研究模式。长久以来，我们有一种固定的思维：即所有国家都有自己的文化，但只有西方有理论；西方理论处在上，各国的文化处在下，这是一种不平等的状态”
《望东方周刊》记者戴闻名、特约撰稿左昊畅采访、整理
在普林斯顿，我每个月都有一次跟其他系的同事们吃饭的机会，每次吃饭时都有一个人谈他最近的研究心得。最近一次，一位研究西方古典文学的同事讲到他研究的一位罗马史家，生于公元前86年，差不多就是司马迁去世的时候，于是马上引起了我关于《左传》、《史记》的共鸣。在此基础上，我们两人决定，以后一起教一门关于古代史学的研究生课程，东亚文学系和西方古典文学系的研究生在一起学习。我想，如果我们要更深地了解中国古代文明或是罗马早期文明，这样的对话就是非常必需的。
目前，中西方学者都在运用西方理论来阐释和理解中国古代文明，在文学领域尤其如此。但我更想指出的是，作为研究古代中国文学的学者，我们似乎总是“接受”，却很少“给予”。到现在为止我们讨论中国文学，还是基于从其他文学研究里进口的理论。
“要超越以前的以西方理论为导向的研究模式”
我们要超越以前的以西方理论为导向的研究模式。长久以来，我们有一种固定的思维：即所有国家都有自己的文化，但只有西方有理论；西方理论处在上，各国的文化处在下，这是一种不平等的状态。
要怎么超越呢？不是超越理论本身，而是放在不同框架下运用。各地文化相互了解、连接起来找到共同和不同之处。我们承认西方理论的存在和地位，但是不应该限于它划出的框架。我们运用它，让它受到文化的影响，然后反过来改变它。既然这是一个全球的理论，就应该包含中国文化，不然怎么是全球的？了解彼此，才能提高，才能改进。
可以说，在宣传中国古典文学的价值和意义方面，我们还要多花功夫。
我见过的许多西方汉学家其实并不了解中国。我一读他们的文章就知道，有一些观点有失偏颇。但是现在中国年轻人也并不太了解自己国家的历史文明。因此，我们需要互动，共同提高。
此外，中国研究生的语言能力也需要进一步提高。我在美国的许多学生，不仅会英文，还会法文、德文、日文等，这样阅读的内容才能广泛。即使是在中国研究中国文化，也还是要看外文材料，这样才能客观了解别人对自己研究领域的看法。研究中华文明的年轻人要读好英文，包括日文，因为日本在汉学研究中的地位也非常重要。
“把中华文明研究放在人类文明的语境下”
另一个变化趋势是，我们不能再孤立地研究中国，这在西方的大学变得越来越明显。否则，我们将发现自己在大学里变得无足轻重，无法与同事对话，到头来无法宣传中国文明的价值和意义。
现在，越来越多的学者选择了学习汉语，研究中国当代社会、政治、经济。但说实话，许多人对中国文明的传统并不太感兴趣。如果我们想要在全球保持中国文明研究的生命力和相关性，就要向两方面发展：一是“垂直”研究，即从中国上古一直到今天的研究；另一个方向是“横向”研究，就是研究某一个时代，但不仅仅是研究中国，也研究其他的地方，而且这两种方向应该是互相补充的。
全球化使得西方认识到中华文明的重要，同时这也把中华文明研究放在人类文明的语境下。在这个全球化的世界里，我们的未来也将是国际性的。我们的中华文明研究可以、也必须进一步国际化，特别是与西方平等的比较性方面。
实际上我们正处于在中华文明研究和世界各个文明研究的一条分水岭上。一百多年来第一次，西方人文学者，即不搞中国学的西方人文学者，开始认真了解中华文明的重要性。第一次，研究中国文明的学者能够与整体人文科学对话，我们其他领域里的同事们也渴望听见我们的声音，目前在西方这个情况已经非常明显。
柯马丁(Martin Kern)
1962年出生于德国，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研究系中国文学教授。此前曾任教于美国华盛顿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研究范围涵盖先秦两汉文学、文献学、历史、思想史、艺术史和宗教史。其专著包括《早期中国的文本和仪式》和《剑桥中国文学史》之开章：《先秦西汉文学》。
杜赞奇：应跳脱“西方主导视角”
“如果有机会向中国汉学主管机构建言的话，我会提出，政府文化部门应当从不同的视角来看待世界文化：不仅仅是与西方各国以及印度、日本文化做比较，还要寻找共通、融合的地方”
《t望东方周刊》记者戴闻名、特约撰稿左昊畅采访、整理
在印度推广汉学，这件事我们正在努力做着，但目前收效还不理想。
尽管我们已经开展了很多项目来推动和加深印度对中国的理解和学习，但印度民众与汉学的联系仍然薄弱。许多人对当代中印政治经济有浓厚兴趣，但是在汉学方面，印度人现在所能想到的，仍然是20世纪初的一些人物，比如曾访问过中国的泰戈尔。
一年半前我去参加了“从西天到中土---印中社会思想对话”。那个活动持续了很长时间，动用了大量人力物力，影响力很好。所以我认为，我们应当在尽可能多的层面上建立一些人与人直接互动的活动来增进了解。
希望能够直接互相学习
印度国内需要对中国和社会有更多的了解，中国对印度也是如此。在我看来，这也可以以多种方式展开。比如中国有专门的日语研究院。印度也需要更多、能更全面反映其文化发展历程和特色的研究机构，特别是在宗教研究方面。
中印历史渊源很深，宗教文化就是一个很好的角度。现在越来越多的中印年轻学者在做这方面的研究，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增进中印关系。
新加坡已经成为一个研究中印关系的中心地带，与许多印度的大学都有合作，美国哈佛大学也提供相关的研究帮助。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美国教育中对于地区文明的研究非常重视。因此，我们可以在新加坡和美国不断地扩大研究亚洲的机构规模。
但如果我们仅仅通过这些来研究中印文化，还是一种在西方主导的视角下进行的比较研究。我们的许多概念都是来自于西方理论，每一个细节都和西方的意识脱不了干系。我们需要借助西方文献作为研究参考资料。
我们如果能够直接互相学习，以彼此作为研究的参照，理念就可以一致，方法就可以一致，目标也将一致。
应当更多在亚洲文明圈中做文章
目前遍布海外的中国孔子学院让人惊叹，但在印度好像数目还是较少。两年前，我们曾研究过在印度高中推广汉语的可能性，一些学校可能已经设置了相关课程，但具体数目并不清楚。
不少同事谈到了汉学与全球化的联系，我认为这非常重要。因为如果你仅仅将研究目光放在汉学上，对于世界来说影响还是有限的。在复旦大学的“中华文明研究中心”里研究的，不应只是古老的中华文明，而是国际化的中华文明。这是一个非常重要和良好的发展趋势。
如果有机会向中国汉学主管机构建言的话，我会提出，政府文化部门应当从不同的视角来看待世界文化：不仅仅是与西方各国以及印度、日本文化做比较，还要寻找共通、融合的地方。
此外，与欧美国家相比，亚洲国家之间有着更为悠久的历史渊源，应当更多在我们共同的文明圈中寻找不同和联系。
同时，推广汉学需要两个层面上的努力。一方面是在学者间的学术交流互动，另一方面是公众文化层面，向社会解释中华传统文明的重要意义，这对于学者的研究工作也会有很大的推进作用。
杜赞奇(Prasenjit Duara)
印度裔历史学家、汉学家，早年就学于印度，后去美国求学，拜汉学家孔飞力为师。曾为美国芝加哥大学历史学系及东亚语言文明系教授，现为新加坡国立大学莱佛士人文教授、人文和社会学研究主任。
他是一系列中国和东亚史著作的作者，包括《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该书曾获1989年度美国历史学会费正清奖以及1990年度亚洲研究学会列文森奖。
陈思和：我们有没有把古典传统和现代文明衔接好？
今天中国在面对世界的时候，必须要认真考虑：哪些传统对我们来说是有意义的，哪些传统对我们来说可能是消损的
《t望东方周刊》记者戴闻名、特约撰稿左昊畅采访、整理
陈思和
复旦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中文系主任、博士生导师、教授，上海作协副主席，《上海文学》主编。曾先后在日本早稻田大学、韩国首尔大学、美国芝加哥大学、德国特里尔大学和波恩大学等担任访问研究员或客座教授。
我想谈的，是中华文明的现代意义。这个题目是德国汉学家顾彬提出来的。
沃尔夫冈・顾彬教授，1945年生于德国，是波恩大学汉学系主任，德国最著名的汉学家之一，他的主要作品和译著包括《中国诗歌史》、《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鲁迅选集》等。
有一次顾彬在复旦讲课时问我，陈先生我能不能问你一个问题---你们中国派了那么多教学人才到世界各地去成立孔子学院，但你们为什么不叫鲁迅学院，而叫孔子学院？
这个问题一直盘旋在我的脑子里。我觉得他其实是用两个符号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即我们中国古代文化传统跟现代文化传统如何衔接的问题，如何从传统走向未来的问题。
另外，他实际上还提了另外一个问题：当我们中国建了很多孔子学院到国际上去教汉语、传播中国文化的前提下，我们应该以怎样的形象向世界展示的问题。
我觉得这两个问题对于今天中国面向世界其实是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的。
传统中国与现代中国文明如何衔接
我们面对的中国文化其实是有两个传统，一个是从几千年传到今天的伟大的古典传统，还有一个是从十九世纪末开始，逐渐在中国形成的现代文明。经过了一百多年，这个文化慢慢地也正在形成它自己的传统。这两个文化传统在今天有没有衔接好？我们有没有可能把这两个传统结合起来，构成今天的面对着比较复杂的世界的局势？
从十九世纪开始，中国登上了一个新的列车，这个列车上出现了一种新的文化，它跟传统文化是有所不同的。我们讨论五四文学或者是中国现代文化的时候，都会认为这是人性的解放，虽然说时间短暂，但是相对几千年文化传统的发展来说，确实是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它是一个极大的变化，人对自身有了一个非常深的自觉的认识。
在五四这样一个现代文化里面，其实是包括了两种跟世界联系非常密切的思想：一个是对人的肯定、人的解放、人的赞美，一种人道主义的文化；一个是对人的指引、对人的批判、对人的怀疑，提出了人身上是有问题的，欲望是需要警惕的。
这两个看上去似乎对立的文化观念，我认为恰恰构成了整个中国这一百年来发展当中许多问题的背景。这一百年来中国从政治、经济到社会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样一个变化从早期的革命运动到今天的改革开放经济发展，背后都是充满了人性的解放欲望。
从中国文化来说，其实也可以归到两大问题，一个是人如何解放，一个是人的欲望如何控制。这两个问题已经把中国跟世界的文化接洽起来。整个中国是这样发展的，欧洲也这样发展，世界也这样发展。
因此，我们是用传统的东西来规范今天的文化，把今天的文化往后拖，还是站到今天的、世界的、未来的立场上，把传统文化重新进行梳理，然后推动中国文化向前发展？我觉得这是今天人文学者所面对的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
中国向世界展示什么形象
再有，就是关于中国向世界展示什么形象的问题，这也涉及到我们如何看待中国文明以及中国的文明跟世界文明关系的问题。
我们要尽量地去学习世界，包括学习西方世界。这个观念在二三十年前我读书的时候是中国当时学术界的主流。
我们非常努力希望把中国的文明传到西方去，于是我们翻译中国的著作，建孔子学院，在国外推广包饺子、打太极拳等等，非常急切地希望中国在世界获得一个形象。
我个人觉得这些都是可以的，但焦虑是不必要的。因为中国本来就在世界这个范畴里面，其中一个关键是对世界怎么看。如果你把世界只看成是一元的话，那么似乎只有一个世界，就是西方世界；如果你把世界看成是多元的话，那么这个世界就是异常丰富的，有各种民族、各种文化在一起交流的世界。
实际上，今天中国所有的一切都跟世界是分不开的，没有一个孤立的中国，中国文化也不能脱离世界而独立。我们应该还原到一个理性的、一个适合今天和未来的角度来看中国文化和中国形象。
举一个例子，对张艺谋的电影《金陵十三钗》就有些争议。我第一次看了以后，他们征求我意见，我就提出来，这里对中国文化的表述有些问题。不少人批评说，广大中国将士在前线牺牲了那么多，你不歌颂，反而去歌颂妓女，我觉得问题还不在这儿。我说的是另外一种问题，即我们应如何表现中国人和中国文化的一种力量？我觉得在面对世界的时候，应当考虑能不能让世界观众对中国文化产生一个非常深的印象，对中国文化的伟大、力量的印象。
今天中国在面对世界的时候，需要认真考虑：哪些传统对我们来说是有意义的，哪些传统对我们是来说可能是消损的。
国家汉办主任许琳：规划孔子学院的“综合文化交流平台”作用
“我们当初以为孔子学院只是教汉语的，但实践证明外国对孔子学院的兴趣不仅仅在于学汉语，更大的兴趣是希望能够了解中华文化、中国的发展道路、中国历史，以及中国人的生活状况和思想状况”
《t望东方周刊》记者戴闻名、特约撰稿左昊畅采访、整理
现在在全球已经有105个国家、358所高校建立了孔子学院，其中美国就有76所，除此之外还有五百个中学有孔子课堂。
在发展的过程当中才发现，我们当初对孔子学院的定位是有些偏差的。这个偏差体现在我们当初以为孔子学院只是教汉语的，但实践证明外国对孔子学院的兴趣不仅仅在于学汉语，更大的兴趣是希望能够了解中华文化、中国的发展道路、中国历史，以及中国人的生活状况和思想状况。
所以国家对孔子学院在下一个10年，即从现在开始到2020年的作用进行了重新规划，希望能够发挥“综合文化交流平台”的作用。从原来纯教汉语的路子走出来，成为综合文化交流平台。
所谓“综合”，就是包括文化、经济、政治、法律各个方面的全方位平台。所谓“交流平台”就是说，要通过孔子学院学习合作国家在文化上的优秀成果，然后对中华文化进行自省、自新、再改造。
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要让孔子学院的“瘸腿”迅速壮大成长起来。
今年在孔子学院的资金预算里建立了一个“新汉学计划”。这实质上是借鉴了美国富布莱特计划和其他国家基金会的经验，想通过设立这个计划，帮助全世界汉学、中国问题的优秀研究学者安心来往穿梭于中国和其他国家之间，以振兴汉学。我们也会尽最大的力量来支持复旦大学“中华文明国际研究中心”的建设和发展。
(复旦大学党委宣传部新闻中心对本文有重要贡献，特此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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