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元稹《会真诗》的用典看崔莺莺的身份

  作者: 景凯旋

　　《西厢记》中的崔张故事出自元稹《莺莺传》，这是人们熟知的文学史话。自宋王《传奇辨正》发覆以来，故事中的张生即元稹本人，似乎成为学界的共识，像鲁迅、陈寅恪等学者便都持这种意见。但是，作为故事另一主角的崔莺莺，其家世身份却十分扑朔迷离。传奇开头写张生游蒲州，寄寓普救寺，遇郑氏携子女将归长安，也寄寓此寺，遂相识而有认亲之举。此后传文又谓莺莺家“财产甚厚，多奴仆”，靠了张生的帮助，得以幸免于蒲州军乱。关于莺莺的家世身份，从传文中知道的便是这些。
　　王相信传奇的说法，认为元崔之间有亲戚关系，并引所谓《姨母郑氏墓志》及《崔氏谱》来证明。元稹母出于唐代五姓之一的荥阳郑氏，上述材料若能证实，莺莺出身士族，便没有问题。不过，这些材料的真伪是颇有疑问的。从情理上说，元稹既托名张生，也不太可能用其姨妹的真姓。实际上，传文中郑张“绪其亲”，也就是民间的一种认干亲。至于崔家“财产甚厚，多奴仆”，也不足以说明其贵族身份。比如，同时期蒋防的《霍小玉传》中，娼女小玉家遣居于外，也曾“分与资财”，有侍婢桂子、浣纱。
　　据《旧唐书・德宗纪》，蒲州军乱发生于贞元十五年十二月，张生与莺莺的遇合在十六年二月，此后二人会于西厢累月。又按唐代选制，张生赴京应试当在本年十月前后，明年文战不胜，滞留京城，贻书莺莺，则当在十七年春。然而，传文开头写崔氏母子将归长安，到最后寄寓普救寺一年多，却一直未有回返长安的迹象，不能不说有点蹊跷。
　　在诸多研究中，陈寅恪先生对莺莺身份的考辨最为可信。陈氏认为，莺莺非出高门，而是出身卑微。因传文中张生所赋及元稹所续《会真诗》，《莺莺传》历来又称《会真记》。陈氏从“会真”一词入手，认为“会真”即遇仙或游仙之谓，唐代“仙之一名，遂多用作妖艳妇人，或风流放诞之女道士之代称，亦竟有以之目倡伎者”。而莺莺所以托姓崔氏，也是由于崔姓为隋唐第一高门的缘故。如此一来，崔氏家何以迟迟不归长安，也就有了合理的解释，因为莺莺本来就可能是蒲州的一个倡妓。
　　由于材料的限制，陈氏最后只是称莺莺实为寒女。这固然体现了前辈学者的治学严谨，同时也说明其证据还不够，所以他的推断并未成为公认的定论。但不管怎样，陈氏提出的反证：“若莺莺果出高门甲族，则微之无事更婚韦氏。惟其非名家之女，舍之而别娶，乃可见谅于时人。”却是很难辩驳的。从某个研究前提出发，达到逻辑上的自洽，这推论仍然是出于假设，但假设得有道理。沿着这条思路继续向前走，便虽不中也不远矣。
　　我们知道，诗歌常用典作为一种文化代码，凝结了群体的心理认同，其所指往往是恒定的。比如，“南冠”一词指囚徒，而决不可能指别的身份。因此，我们可以通过诗文中某些用典来察知作者本意。关于莺莺的身份，除了“会真”一词外，传文中元稹所续《会真诗》的用典也留下了蛛丝马迹，可与“会真”一词相互印证。诗云：“因游李城北，偶向宋家东。”此句写崔张二人遇合，用了两个典故。考其诗句的出处，盖由《玉台新咏》卷七梁简文帝《和湘东王名士悦倾城》化出：“虽居李城北，住在宋家东。”
　　这是一首咏歌伎的诗。据司马彪《续汉志・郡国志・河内郡》平皋：“有李城。”刘昭注曰：“《史记》曰邯郸李同却秦兵，赵封其父李侯。徐广曰即此城。”诗中的“李城北”当指河内邯郸、中山一带，此地秦汉以来倡优群集，歌舞曼妙。《战国┎摺ぶ歇山策》：“臣闻赵，天下善为音，佳丽人之所出也。”《赵记》：“女子盛饰冶容，习丝竹长袖，倾绝诸侯。”（《太平御览》卷一六一引）因此，中山妓、邯郸倡自古驰名天下。“宋家东”一词则出于宋玉《登徒子好色赋》：“天下之佳人，莫若楚国；楚国之丽人，莫若臣里；臣里之美者，莫若臣东家之子……然此女登墙，窥臣三年，至今未许也。”梁简文帝写此诗，以“虽居李城北”咏歌妓身份，以“住在宋家东”咏歌妓与名士的关系，正与其诗歌的题目相符。
　　元稹化用前人诗句，将蒲州比作河内，似亦暗喻了曾为中都的蒲州倡妓之盛，以及莺莺的身份。“李城北”的使用较生僻，“宋家东”则是熟典。元稹在另一首诗中还用了此词，传文中曾说到张生“立缀《春词》二首”，托红娘传情于莺莺。但这两首诗传文不载，《全唐诗》卷四二二有元稹《春词》二首，或即指此，其一曰：
　　春来频到宋家东，
　　垂袖开怀待好风。
　　莺藏柳暗无人语，
　　惟有墙花满树红。
　　可见元稹是喜用此典的。
　　齐梁贵族好狎妓取乐，诗风绮靡。徐陵《玉台新咏》所录即多狎邪之作，除前引梁简文帝诗外，以“宋家东”、“东邻”喻美女的尚有几篇，如徐序：“至如东邻巧笑，来侍寝于更衣；西子微颦，得横陈于甲帐。”卷七丘巨源《听邻妓》：“贵里临倡馆，东邻鼓吹台。”卷八刘缓《敬酬刘长史咏名士悦倾城》：“经共陈王戏，曾与宋家邻。”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诗文用典延续了宋玉赋中“东家之子”的含义，但其身份已有所变化，由邻女变为倡妓的代称。
　　唐代社会风气更加开化，狎游之风盛行，诗人抒发艳情，常以宋玉本事喻美女歌伎，使用频率远迈前朝，其中尤以“东邻”为多。通观《全唐诗》，此类诗篇就其意指，大抵又有三种情形。
　　一、 用“东邻”典，明言是写歌伎的。伎者，妓也。唐代指歌舞女艺人时，二字往往通用。如沈缙凇兑褂巍罚骸澳夏扒嗨科铮东邻红粉状。管弦遥辩曲，罗绮暗闻香。”王琚《美女篇》：“东邻美女实名倡，绝代容华无比方。浓纤得中非短长，红素天生谁饰妆。”李白《白辞》：“扬清歌，发皓齿，北方佳人东邻子。”宋济《东邻美人歌》：“花暖江城斜日阴，莺啼绣户晓云深。春风不道珠帘隔，传得歌声与客心。”李贺《箜篌引》：“北里有贤兄，东邻有小姑。”郑谷《贫女吟》：“尘压鸳鸯废锦机，满头空插丽春枝。东邻舞妓多金翠，笑剪灯花学画眉。”以上诗或称“倡妓”，或咏乐舞，显然是写歌妓。又如，白居易《劝酒》：“东邻高楼色未改，主人云亡息犹在。金玉车马一不存，朱门更有何人待。”徐夤《尚书筵中咏红手帕》：“鹤绫三尺晓霞浓，送与东家二八容。罗带绣裙轻好系，藕丝红缕细初缝。”徐铉《正初答钟朗中见招》：“高斋迟景雪初晴，风拂乔枝待早莺。南省郎官名籍籍，东邻妓女字英英。”以上诗写宴饮之欢。唐代官妓发达，歌妓须应召赴宴，其身份虽低微，但在唐代士人的诗酒宴乐中，却是不可或缺的点缀。
　　歌妓不但以乐舞悦人，而且以身体悦人，此乃其份内之事，观崔令钦《教坊记》及孙ぁ侗崩镏尽罚亦可证知。而如果属于官妓或营妓，按照唐制，她们除了应召为官吏提供乐舞外，还有侍寝的义务。如段成式《戏高侍御》：“花恨红腮柳妒眉，东邻墙短不曾窥。犹怜最小分瓜日，奈许迎春得藕时。”李群玉《戏赠魏十四》：“兰浦秋来烟雨深，几多情思在琴心。知君调得东家子，早晚和鸣入锦衾。”便是赤裸裸地写出了这一层关系。
　　二、用“东邻”典，写歌妓而未明言的。如韦应物《逢杨开府》：“朝持樗蒲局，暮窃东邻姬。司隶不敢捕，立在白玉墀。”刘禹锡《柳絮》：“飘r南阳起东邻，漠漠靼刀却骸；ㄏ锱随轻舞蝶，玉楼晴拂艳妆人。”梁B《观王美人海图障子》：“宋玉东家女，常怀物外多。自从图渤海，谁为觅湘娥。”鲍溶《东邻女》：“双飞鹧鸪春影斜，美人盘金衣上花。身为父母几时客，一生知向何人家。”鱼玄机《光威裒姊妹三人少孤而始妍乃有是作》：“昔闻南国容华少，今日东邻姊妹三。妆阁相看鹦鹉赋，碧窗应绣凤凰衫。”罗虬《比红儿诗》之十六：“笔底如风思涌泉，赋中休谩说婵娟。红儿若在东家住，不得登墙尔许年。”这些诗虽未明言所咏女子身份，但从诗人的身份，诗歌的内容，以及所咏女子的美艳才华看，应当是咏歌妓的。比如，据罗虬诗序，诗中的红儿即为一官妓。
　　

　　有的咏歌妓的诗还写到了北里，如前引李贺的《箜篌引》。北里即长安平康里，为唐时官妓与私妓聚居之地，贵族子弟，新进举子，往往狎游其间。如孙ぁ侗崩镏尽分兴载《题妓王福娘墙》：“寒绣衣裳饷阿娇，新团香兽不禁烧。东邻起样裙腰阔，剩蹙黄金线几条。”刘兼《寄长安郑员外》：“当初花下三秦客，只有天涯二老身。乘醉几同游北内，寻芳多共谒东邻。”这里“东邻”一词已经成为以卖淫为生的女性的代名词。唐代士人生活放宕，或召妓宴乐，或冶游北里，于此可见一斑。
　　三、用“东邻”典，但不能确定是写歌妓的。如骆宾王《咏美人在天津桥》：“美女出东邻，容与上天津。整衣香满路，移步袜生尘。”白居易《感情》：“中庭晒服玩，忽见故乡履。昔赠我者谁，东邻婵娟子。”施肩吾《春日钱塘杂兴》：“西邻年少问东邻，柳岸花堤几处新。昨夜雨多春水阔，隔江桃叶唤何人。”杜牧《偶作》：“才子风流咏晓霞，倚楼吟住日初斜。惊杀东邻绣床女，错将黄晕压檀花。”万楚《茱萸女》：“山阴柳家女，九日采茱萸。复得东邻伴，双为陌上姝。”薛逢《追昔行》：“青春枉向镜中老，白发虚从愁里生。曾窥帝里东邻女，自比桃花镜中许。”从这些诗歌的内容看，或是咏相识女性，或是咏下层妇女，所以很难说“东邻”一词在这里是用典，还是仅仅为方位词。但有一点却可以肯定，即诗中女性皆为平民女子。
　　检《全唐诗》，唐人对“宋家东”的使用频率远远少于“东邻”，除元稹的两首外，仅得六首。但由于此典义涉男女双方，非如“东邻”有时只是咏美艳女子，故其言情之旨更加明显。
　　如权德舆《玉台体》：“秋风一夜至，吹尽后庭花。莫作经时别，西邻是宋家。”李叔卿《芳树》：“春看玫瑰树，西邻即宋家。门深重暗叶，墙近度飞花。”陆龟蒙《偶作》：“双眉初出茧，两鬓正藏鸦。自有王昌在，何劳近宋家。”这三首诗都属于效齐梁体，如前所述，此种诗体所咏女性大都是歌妓。陆诗中的“王昌”是唐诗的常用典，其人始末已无可考，但唐人用此典多与艳情有关。又如方干《赠美人》：“昔岁曾为萧史伴，今朝应作宋家邻。百年别后知谁在，须遣丹青画取真。”其同题诗共二首，另一首云：“倍酬金价微含笑，才发歌声早动尘。”这显然是写给歌妓的酬赠诗。还有李冶的《春闺怨》：“百尺井栏上，数株桃已红。念君辽海北，抛弃宋家东。”作者李冶是一女冠，唐代女道士在男女交往中是很自由的，其社交身份与歌妓十分相似，诗人以“宋家东”自况，正是题中应有之义。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崔涯的一首《杂嘲》诗：
　　二年不到宋家东，
　　阿母深居僻巷中。
　　含泪向人羞不语，
　　琵琶弦断倚屏风。
　　这首诗又载《云溪友议》卷中《辞雍氏》。崔涯为晚唐诗人，史载其久游维扬，每题诗倡肆，立时传颂，能令倡肆或门庭若市，或门可罗雀。这首《杂嘲》无疑也是一首狎游之作。可知唐人诗中，“宋家东”一词基本上是袭用梁简文帝的喻义，专指歌妓一类社交娱乐女子。
　　由此可见，在《莺莺传》中，作者化用梁简文帝诗句，以“李城北”、“宋家东”喻张生与莺莺的遇合，应非泛泛之笔。传文中莺莺不仅美艳，而且工诗书，善弹琴，张生将赴长安，她为之鼓《霓裳羽衣序》，以致“左右皆嘘唏”，说明她具有一种歌伎的才能。而《霍小玉传》中的娼女小玉，不也是“音乐诗书，无不通解”吗？
　　看来对崔氏的实际情况，元稹是有所隐讳的，但在不经意处还是流露了出来。而“宋家东”与“会真”相为表里，也更加证明了莺莺的倡伎身份。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海外教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