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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景凱旋
【西廂記】中的崔張故事出自元稹【鶯鶯傳】,這是人們熟知的文學史話。自宋王【傳奇辨正】發覆以來,故事中的張生即元稹本人,似乎成為學界的共識,像魯迅、陳寅恪等學者便都持這種意見。但是,作為故事另一主角的崔鶯鶯,其家世身份卻十分撲朔迷離。傳奇開頭寫張生游蒲州,寄寓普救寺,遇鄭氏攜子女將歸長安,也寄寓此寺,遂相識而有認親之舉。此後傳文又謂鶯鶯家『財產甚厚,多奴僕』,靠了張生的幫助,得以倖免於蒲州軍亂。關於鶯鶯的家世身份,從傳文中知道的便是這些。
王相信傳奇的說法,認為元崔之間有親戚關係,並引所謂【姨母鄭氏墓誌】及【崔氏譜】來證明。元稹母出於唐代五姓之一的滎陽鄭氏,上述材料若能證實,鶯鶯出身士族,便沒有問題。不過,這些材料的真偽是頗有疑問的。從情理上說,元稹既託名張生,也不太可能用其姨妹的真姓。實際上,傳文中鄭張『緒其親』,也就是民間的一種認乾親。至於崔家『財產甚厚,多奴僕』,也不足以說明其貴族身份。比如,同時期蔣防的【霍小玉傳】中,娼女小玉家遣居於外,也曾『分與資財』,有侍婢桂子、浣紗。
據【舊唐書・德宗紀】,蒲州軍亂發生於貞元十五年十二月,張生與鶯鶯的遇合在十六年二月,此後二人會於西廂累月。又按唐代選制,張生赴京應試當在本年十月前後,明年文戰不勝,滯留京城,貽書鶯鶯,則當在十七年春。然而,傳文開頭寫崔氏母子將歸長安,到最後寄寓普救寺一年多,卻一直未有回返長安的跡象,不能不說有點蹊蹺。
在諸多研究中,陳寅恪先生對鶯鶯身份的考辨最為可信。陳氏認為,鶯鶯非出高門,而是出身卑微。因傳文中張生所賦及元稹所續【會真詩】,【鶯鶯傳】歷來又稱【會真記】。陳氏從『會真』一詞入手,認為『會真』即遇仙或遊仙之謂,唐代『仙之一名,遂多用作妖艷婦人,或風流放誕之女道士之代稱,亦竟有以之目倡伎者』。而鶯鶯所以托姓崔氏,也是由於崔姓為隋唐第一高門的緣故。如此一來,崔氏家何以遲遲不歸長安,也就有了合理的解釋,因為鶯鶯本來就可能是蒲州的一個倡妓。
由於材料的限制,陳氏最後只是稱鶯鶯實為寒女。這固然體現了前輩學者的治學嚴謹,同時也說明其證據還不夠,所以他的推斷並未成為公認的定論。但不管怎樣,陳氏提出的反證:『若鶯鶯果出高門甲族,則微之無事更婚韋氏。惟其非名家之女,舍之而別娶,乃可見諒於時人。』卻是很難辯駁的。從某個研究前提出發,達到邏輯上的自洽,這推論仍然是出於假設,但假設得有道理。沿着這條思路繼續向前走,便雖不中也不遠矣。
我們知道,詩歌常用典作為一種文化代碼,凝結了群體的心理認同,其所指往往是恆定的。比如,『南冠』一詞指囚徒,而決不可能指別的身份。因此,我們可以通過詩文中某些用典來察知作者本意。關於鶯鶯的身份,除了『會真』一詞外,傳文中元稹所續【會真詩】的用典也留下了蛛絲馬跡,可與『會真』一詞相互印證。詩云:『因游李城北,偶向宋家東。』此句寫崔張二人遇合,用了兩個典故。考其詩句的出處,蓋由【玉台新詠】卷七梁簡文帝【和湘東王名士悅傾城】化出:『雖居李城北,住在宋家東。』
這是一首詠歌伎的詩。據司馬彪【續漢志・郡國志・河內郡】平皋:『有李城。』劉昭注曰:『【史記】曰邯鄲李同卻秦兵,趙封其父李侯。徐廣曰即此城。』詩中的『李城北』當指河內邯鄲、中山一帶,此地秦漢以來倡優群集,歌舞曼妙。【戰國┎折ぶ歇山策】:『臣聞趙,天下善為音,佳麗人之所出也。』【趙記】:『女子盛飾冶容,習絲竹長袖,傾絕諸侯。』(【太平御覽】卷一六一引)因此,中山妓、邯鄲倡自古馳名天下。『宋家東』一詞則出於宋玉【登徒子好色賦】:『天下之佳人,莫若楚國;楚國之麗人,莫若臣裏;臣裏之美者,莫若臣東家之子……然此女登牆,窺臣三年,至今未許也。』梁簡文帝寫此詩,以『雖居李城北』詠歌妓身份,以『住在宋家東』詠歌妓與名士的關係,正與其詩歌的題目相符。
元稹化用前人詩句,將蒲州比作河內,似亦暗喻了曾為中都的蒲州倡妓之盛,以及鶯鶯的身份。『李城北』的使用較生僻,『宋家東』則是熟典。元稹在另一首詩中還用了此詞,傳文中曾說到張生『立綴【春詞】二首』,托紅娘傳情於鶯鶯。但這兩首詩傳文不載,【全唐詩】卷四二二有元稹【春詞】二首,或即指此,其一曰:
春來頻到宋家東,
垂袖開懷待好風。
鶯藏柳暗無人語,
惟有牆花滿樹紅。
可見元稹是喜用此典的。
齊梁貴族好狎妓取樂,詩風綺靡。徐陵【玉台新詠】所錄即多狎邪之作,除前引梁簡文帝詩外,以『宋家東』、『東鄰』喻美女的尚有幾篇,如徐序:『至如東鄰巧笑,來侍寢於更衣;西子微顰,得橫陳於甲帳。』卷七丘巨源【聽鄰妓】:『貴裏臨倡館,東鄰鼓吹台。』卷八劉緩【敬酬劉長史詠名士悅傾城】:『經共陳王戲,曾與宋家鄰。』值得注意的是,這些詩文用典延續了宋玉賦中『東家之子』的含義,但其身份已有所變化,由鄰女變為倡妓的代稱。
唐代社會風氣更加開化,狎游之風盛行,詩人抒發艷情,常以宋玉本事喻美女歌伎,使用頻率遠邁前朝,其中尤以『東鄰』為多。通觀【全唐詩】,此類詩篇就其意指,大抵又有三種情形。
一、 用『東鄰』典,明言是寫歌伎的。伎者,妓也。唐代指歌舞女藝人時,二字往往通用。如沈縉凇兌褂巍罰骸澳夏扒嗨科錚東鄰紅粉狀。管弦遙辯曲,羅綺暗聞香。』王琚【美女篇】:『東鄰美女實名倡,絕代容華無比方。濃纖得中非短長,紅素天生誰飾妝。』李白【白辭】:『揚清歌,發皓齒,北方佳人東鄰子。』宋濟【東鄰美人歌】:『花暖江城斜日陰,鶯啼繡戶曉雲深。春風不道珠簾隔,傳得歌聲與客心。』李賀【箜篌引】:『北裏有賢兄,東鄰有小姑。』鄭谷【貧女吟】:『塵壓鴛鴦廢錦機,滿頭空插麗春枝。東鄰舞妓多金翠,笑剪燈花學畫眉。』以上詩或稱『倡妓』,或詠樂舞,顯然是寫歌妓。又如,白居易【勸酒】:『東鄰高樓色未改,主人云亡息猶在。金玉車馬一不存,朱門更有何人待。』徐夤【尚書筵中詠紅手帕】:『鶴綾三尺曉霞濃,送與東家二八容。羅帶繡裙輕好系,藕絲紅縷細初縫。』徐鉉【正初答鍾朗中見招】:『高齋遲景雪初晴,風拂喬枝待早鶯。南省郎官名籍籍,東鄰妓女字英英。』以上詩寫宴飲之歡。唐代官妓發達,歌妓須應召赴宴,其身份雖低微,但在唐代士人的詩酒宴樂中,卻是不可或缺的點綴。
歌妓不但以樂舞悅人,而且以身體悅人,此乃其份內之事,觀崔令欽【教坊記】及孫ぁ侗崩鎦盡罰亦可證知。而如果屬於官妓或營妓,按照唐制,她們除了應召為官吏提供樂舞外,還有侍寢的義務。如段成式【戲高侍御】:『花恨紅腮柳妒眉,東鄰牆短不曾窺。猶憐最小分瓜日,奈許迎春得藕時。』李群玉【戲贈魏十四】:『蘭浦秋來煙雨深,幾多情思在琴心。知君調得東家子,早晚和鳴入錦衾。』便是赤裸裸地寫出了這一層關係。
二、用『東鄰』典,寫歌妓而未明言的。如韋應物【逢楊開府】:『朝持樗蒲局,暮竊東鄰姬。司隸不敢捕,立在白玉墀。』劉禹錫【柳絮】:『飄r南陽起東鄰,漠漠靼刀卻骸;ㄏ錙隨輕舞蝶,玉樓晴拂艷妝人。』梁B【觀王美人海圖障子】:『宋玉東家女,常懷物外多。自從圖渤海,誰為覓湘娥。』鮑溶【東鄰女】:『雙飛鷓鴣春影斜,美人盤金衣上花。身為父母幾時客,一生知向何人家。』魚玄機【光威裒姊妹三人少孤而始妍乃有是作】:『昔聞南國容華少,今日東鄰姊妹三。妝閣相看鸚鵡賦,碧窗應繡鳳凰衫。』羅虬【比紅兒詩】之十六:『筆底如風思湧泉,賦中休謾說嬋娟。紅兒若在東家住,不得登牆爾許年。』這些詩雖未明言所詠女子身份,但從詩人的身份,詩歌的內容,以及所詠女子的美艷才華看,應當是詠歌妓的。比如,據羅虬詩序,詩中的紅兒即為一官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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