蕭衍與梁代文學

  作者: 錢汝平

　　唐李延壽在【南史・梁本紀】下說：『自江左以來，年逾二百，文物之盛，獨美於茲。』又同書【文學傳序】也說：『自中原沸騰，五馬南渡，綴文之士，無乏於時。降及梁朝，其流彌盛。蓋由時主儒雅，篤好文章，故才秀之士，煥乎俱集。』為何梁代文學能獨標一時，達南朝文學之極致呢？劉師培【中國中古文學史講義】認為：『齊梁文學之盛，雖承晉宋之緒餘，亦由在上者之提倡。』可謂卓見。因為統治階級的思想在每一時代都是占統治地位的，尤其像中國這樣一個長期由封建專制主義占統治地位的國家，封建統治階級的思想勢必會對社會思潮、時代風氣、文學的發展嬗變起到舉足輕重的影響。漢文帝尚黃老，漢武帝尊五經，對道教、儒學的興起都產生過重要作用。唐詩的興盛、明清制藝的繁榮，也與唐代以詩賦取士和明清以來以八股選士的制度相關。梁代文壇如此興盛局面的形成，的確是梁代統治者愛好和提倡文學的直接結果，而梁武帝則在其中扮演着一個舉足輕重的角色。
　　南朝是一個非常重視門第閥閱的時代。【文苑英華】卷七六引【寒素論】云：『今服冕之家，流品之人，視寒族之子，輕若仆隸，易如草芥，曾不以之伍。』然而這種界限有時也會因文學而被打破。【梁┦欏ふ弄率傳】：『其年，遷秘書丞，引見玉衡殿。高祖曰：「秘書丞天下清官，東南胄望未有為之者，余以相處，足為卿譽。」其恩遇如此。』張率，字士簡，吳郡人。張率一家為江東土著甲族，雖奕世貴顯，但與渡江而來的北方高門如王、謝相比，族望卻遜一籌。而秘書丞是天下清官，宋齊以來一直是王、謝之類的北方高門子弟的起家之選。而此次這種慣例卻為『東南胄望』的張率所打破，而造成這種突破的就是文學。又，到溉因其祖到彥之曾擔糞自給，被世族何敬容譏嘲為『尚有餘臭』（【南┦貳さ姜彥之傳】），而他卻官至吏部尚書，幾個兄弟也都見榮於梁世。再比如庾於陵天監年間拜太子洗馬，『舊事，東宮官屬，通為清選，洗馬掌文翰，尤其清者。近世用人，皆取甲族有才望，時於陵與周尾⑦此職，高祖曰：「官以人而清，豈限以甲族。」時論以為美』（【梁書・庾於陵傳】）。庾於陵是庾信的伯父，據陳寅恪先生考證，庾氏一族本『負洛而居』，值永嘉之亂，中原乏主，始遷南陽新野縣，因而為南陽新野人，繼遷南郡江陵縣。庾氏雖是渡江而來的北方高門，但其政治地位卻遠遜於洛陽勝流如王導等輩（【魏晉南北朝史講演錄】），故蕭衍有是說。於此可見，由於梁武帝大力提倡文學和舉拔人才，文學的地位和作用的確與以往不同了。就統治者來說，它實際上已經成為『取士』的一項重要標準，對包括一部分寒族在內的知識分子而言，它是較為直接便利的進身途徑。梁武帝的這些措施無疑會對社會上尚文之風的盛行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鍾嶸【詩品序】云：『才能勝衣，甫就小學，必甘心而馳騖焉，於是庸音雜體，人各為容。至使膏腴子弟，恥文不逮，終朝點綴，分夜呻吟。』從中可見全社會對文學的普遍愛好。【南史・到彥之傳】：『（任）P還為御史中丞，後進皆宗之。時有彭城劉孝綽、劉苞、劉孺，吳郡陸、張率，陳郡殷芸，沛國劉顯及溉、洽，車軌日至，號曰蘭台聚。』他們聚在一起，不外乎是吟詩賦文，切磋技藝，成員未必固定，也不一定有明確的主旨，卻是後世文學社團的先聲。當時還出現了不少文學世家，梁武帝父子自不必說，劉繪為『後進領袖』，諸子個個『雕龍』。劉孝綽『兄弟及群從子侄，當時七十人，並能屬文，近古未之有』（【南史・劉孝綽傳】）。王筠一門，『七葉之中，名德重光，爵位相繼，人人有集』（【南史・王筠傳】）。這些現象，只有在文學空氣極為濃郁的情況下才能出現，它反過來也會促進文學的進一步繁榮。【南史・曹景宗傳】：『景宗振旅凱入，帝於華光殿宴飲連句，令左僕射沈約賦韻。景宗不得韻，意色不平，啟求賦詩。帝曰：「卿技能甚多，人才英拔，何必止在一詩。」景宗已醉，求作不已，詔令賦韻。時韻已盡，惟余競、病二字。景宗便操筆，斯須而成，其辭曰：「去時兒女悲，歸來笳鼓競。借問行路人，何如霍去病。」帝嘆不已。約及朝賢驚嗟竟日，詔令上左史。』從曹景宗的啟求賦詩來看，當時流行的主要詩體――五言，在上流社會幾乎成為人人可以運用的形式，而且時人皆以會詩為能事，連武將也以不會作詩為恥。這種文學氛圍的形成，武帝實有推進之功。
　　南朝是一個文學自覺的時代，由於南朝歷代帝王的提倡和文學自身的不斷發展，人們對文學的認識和理解也在不斷地深入。一個重要的標誌就是文學擺脫了長期以來一直是經學附庸的地位，成為獨立的學科。宋文帝於儒學、玄學、史學三館外，別立一文學館；宋明帝改設儒、道、文、史、陰陽五部，文單獨為一部，就是新的文學觀念指導下的產物。梁武帝正是順應了這種形勢，在他下詔組織的一些文學活動中，為了評定詩人才能的高低，還設立了一些規矩和限制，讓詩人們在這些規矩和限制中充分發揮自己的才能，挖空心思，翻新斗奇。如【梁書・王僧孺傳】：『是時高祖制【春景明志詩】五百字，敕在朝之人沈約已下同作，高祖以僧孺詩為工。』又【梁書・文學・丘遲傳】：『時高祖著【連珠】，詔群臣繼作者數十人，（丘）遲文最美。』又【梁書・劉孝綽傳】：『高祖為【籍田詩】，又使（徐）勉先示（劉）孝綽。時奉詔作者數十人，高祖以孝綽尤工。』在這種文學活動中，往往梁武帝自己先作詩，然後文學家蜂起相和，皇帝作了榜樣，臣下自然是積極響應。有時是限字數，如梁天監初『武帝宴華光殿，命群臣賦詩，獨詔沆二百字』。又【梁書・王規傳】：『高祖於文德殿餞廣州刺史元景隆，詔群臣賦詩，同用五十韻，（王）規援筆立奏，其文又美。』有時是既限字數又限時間。如【梁┦欏ゑ要翔傳】：『中大通五年，高祖宴群臣樂游苑，別詔（褚）翔與王訓為二十韻，限三刻成。』有時是限韻，如前面所提到的曹景宗詩限用『競』、『病』兩韻即是一例。梁武帝還是一個善於在文學活動中調節氣氛，能充分提高與會者創作熱情的領導者。他除自己命題作詩以作出榜樣外，還對與會者的文學才能作出評價。【梁書・劉孺傳】：『（劉）孺後侍宴壽光殿，詔群臣賦詩，時孺與張率並醉，未及成，高祖取孺手板題戲之曰：「張率東南美，劉孺洛陽才，攬筆便應就，何事久遲回？」其見親愛如此。』又【梁┦欏ふ弄率傳】：『（張率）又侍宴賦詩，高祖乃別賜率詩曰：「東南有才子，故能服官政。余雖慚古昔，得人今為盛。」率奉詔往返數首。』又【梁書・謝F傳】：『（謝覽）嘗侍座，受敕與侍中王┪詩答贈，其文甚工。高祖善之，仍使重作，複合旨。乃賜詩云：「雙文既後進，二少實名家。豈伊止棟隆，信乃俱國華。」』又今本【玉台新詠】卷十收有梁武帝【聯句詩】一首，當是其在宮廷文學集會中所作。又今本【藝文類聚】卷五十六收有【清暑殿效柏梁體】七言一首。聯句者有梁武帝、任P、徐勉、柳~、謝覽、張卷、王峻、陸杲、陸、劉洽、江葺諸人。又今本【太平廣記】卷二四六亦收有【五字疊韻詩】一首，聯句者有梁武帝、劉孝綽、沈約、庾肩吾、徐ぁ⒑窩分釗恕４由鮮霾牧峽蠢矗武帝的確積極投身於這些活動中，似乎忘記了自己的帝王身份，他的這些詩都詼諧幽默，頗富人情味和親和力，體現了一個文學活動組織者善於調節氣氛、激發與會者熱情興致的領導才能。梁武帝有時亦提倡數典用事之風。【南史・劉峻傳】：
　　武帝每集文士策經史事，時范雲、沈約之徒皆引短推長，帝乃悅，加其賞賚。會策錦被事，咸言已罄，帝試呼問（劉）峻。峻時貧悴冗散，忽請紙筆，疏十餘事，坐客皆驚，帝不覺失色。自是惡之，不復引見。
　　又【梁書・沈約傳】：
　　

　　（沈）約嘗侍宴，值豫州獻栗，徑寸半。帝奇之，問曰：『栗事多少？』與約各疏所憶，少帝三事。出謂人曰：『此公護前，不讓即羞死。』帝以其言不遜，欲抵其罪，徐勉固諫乃止。
　　他們所討論的，是每個人能記起多少關於某一事物的典故，劉峻露才揚己，讓武帝臉面上不好看。沈約深知武帝有文學爭勝的心理，可私下裏的話又讓武帝知道了。從這兩則材料來看，梁武帝頗有文人相輕的積習，不惜以帝王之尊與文學家爭勝。梁武帝喜好數典用事，可能和他前期所預的南齊王儉文人集團有關。齊永明元年，蕭衍曾為王儉東閣祭酒。王儉本琅邪王氏，族望赫赫，又是一代學宗，當朝權臣，蕭衍於其學風有所承襲，當可理解。【南史・王ご】云：
　　尚書令王儉嘗集才學之士，總校虛實，類物隸之，自此始也。儉嘗使賓客隸事多者賞之，事皆窮，惟廬江何憲為勝，乃賞以五花簟、白團扇。坐簟機扇，容氣甚自得。ず籩粒儉以所隸示之，曰：『卿能奪之乎？』げ儔時慍桑文章既奧，辭亦華美，舉坐擊賞。つ嗣左右抽憲簟，手自掣取扇，登車而去。[ZK）]
　　可見王儉集團也頗好策事數典，逞炫博富。上述梁武帝在數典用事上炫耀才能、追求博奧並與文學家們爭勝的事例，說明了武帝對自身個人才能的看重，也無疑會對整個社會的文學創作產生重大的影響。為了給大家提供寫作時檢索典故詞藻的方便，天監十五年，武帝還組織了由何思澄、顧協、劉杳、王子云、鍾嶼等五人組成的班子，歷時八年，完成了七百卷大型類書【華林遍略】。在他的影響下，後來蕭綱在雍州也組織了陸罩、蕭子顯等三十人，於中大通六年編成了【法寶聯璧】，時人比之【皇覽】。
　　梁武帝對文學活動所設的種種規矩限制和對數典隸事之風的注重，深刻地影響了梁代文學創作的審美趣味和價值取向。這種影響具體表現在：一方面詩歌創作的隨意性、盲目性比以前減少了，但不少時候成了為寫作而寫作，詩人並沒有真情實感的流露，變成了劉勰所說的『為文而造情』。同時由於這些活動大多是在宮廷宴會上進行的，它自然脫不出酒宴賦詩和描繪宮廷以內的事物的窠臼，勢必造成題材的漸趨狹窄。況且這種創作活動的群體參與方式，也極容易導致創作的相似性和趨同性。在宮廷宴會酒酣耳熱的情況下創作，藝術上的思維定勢就會發揮作用。即使是才華橫溢的詩人，也很難在限制嚴格的情況下別出心裁。再加上一定的題材和體裁，還必須要有與之相適應的藝術表現手段，這樣形成創作上的相似性和趨同性的可能性就更大了。當然形成創作上的相似性和趨同性最重要的原因還在於各人的創作勢必要受到文學活動組織者的深刻影響。組織者的文學觀念、審美趣味和藝術作風，往往為文學活動的風格奠定了基調。所以讀齊梁詩，特別是梁後期的詩，立意構思和遣詞造句方面的相似性和趨同性是頗為明顯的。王夫之指出：『建立門庭，自建安始。曹子建鋪排整飭，立階級以賺人升堂，用此致諸趨赴之客，容易成名，伸紙揮毫，雷同一律……降而蕭梁宮體……所翕然從之者，皆一時和哄漢耳。』（【姜齋詩話】）的確，蕭梁詩人的時代風格很明顯但個人特徵卻不突出。也就是說，在蕭梁詩人的創作中，共性多於個性，時代風格掩蓋了個人特徵。但另一方面，事物總是辯證統一的，也正是由於作詩有了這些規矩限制，比以前要求更嚴，難度更大了，所以也容易使詩人為了不落窠臼，高人一籌，而在藝術構思、語言、聲韻等方面精心琢磨、爭奇鬥豔。這對詩歌形式本身的積累無疑又是有利的，對詩歌技巧的提高也是一個推動。聞一多先生說：『越是有魄力的作家，越是要戴着腳鐐跳舞，才跳得痛快，跳得好。』（【宮體詩的自贖】）由於梁代文學是在特殊社會和歷史條件下發展起來的，它主要掌握在帝王和世家大族的手中，由於生活的優裕和視野的狹窄，使得他們的創作嚴重地脫離了社會現實，一個總的傾向便是作品的題材越來越狹窄，形式講究越來越細緻繁瑣，多少妨礙了詩歌的成就，如【太平廣記】卷二四六收錄的【五字疊韻詩】一首，實為梁武帝與沈約等人的聯句之作：
　　後牖有榴柳（蕭衍），
　　梁王長康強（劉孝綽）。
　　偏眠船舷邊（沈約），
　　載匕每礙埭（庾肩吾）。
　　六斛熟鹿肉（徐ぃ，
　　膜蘇姑枯盧（何遜）。
　　這一首聯句詩由六人各吟一句而成，詩句全用疊韻。詩人們為了趁韻，完全不顧詩句的意義，讀來不知所云。這樣的遊戲筆墨，也許在古音韻學上有一定價值，而在文學上則完全墮入了形式主義的惡趣深淵，然而，這畢竟只是一個極端的例子。梁代詩歌講求聲律和用典，體現了梁代詩人在藝術形式探索方面所擁有的自覺性和創造性，它使詩歌形式本身獲得了豐富和提高。總之，蕭衍以開國之君的身份提倡文學，積極參與並組織文學活動，他的文學觀念總的說來又能兼容並包、堂廡開闊，所以在侯景之亂前的四十多年裏，社會崇尚文學蔚然成風，形成了『自江左以來，年逾二百，文物之盛，獨美於茲』的局面。
　　（作者單位：四川大學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