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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许卫全
李逵在《水浒传》中是一个逗人喜爱的人物形象，李贽称他是“妙人”、“真人”、“活佛”，金人瑞则称之为“上上人物，写得真是一片天真烂漫到底”；当代许多论者也多持有类似的观点。确实，在《水浒传》中，李逵是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人物，恰如宋江之显赫一样。那么，李逵究竟为何能赢得如此多的青睐呢？这个人物形象的身上究竟蕴涵着什么信息呢？笔者认为，《水浒传》第七十四回关于李逵在寿张坐衙的一段描写，能给我们一定的启迪。
小说第七十四回写道：李逵偷跑下梁山，跟着燕青到泰安州打擂。一路上尽管受了不少委屈，但依然精神饱满，士气高涨。在当日的擂台相扑比赛中，燕青大获全胜，惹起失败方一伙人的纠缠，李逵出手相助，又恰逢卢俊义带着梁山一彪人马及时赶到，救出李逵、燕青同回梁山。本来故事可告一段落，或可转叙其他人物或事件，但小说作者偏偏意犹未尽，又设计了一出改由李逵唱主角的热闹剧目，实在让人忍俊不禁。刚出泰安城不远，卢俊义发现不见了李逵，于是安排人员去寻找，而李逵寿张乔坐衙的叙事就此展开。细读这段文字，我们有几点不明白。首先，让读者感到突兀的是，李逵怎么转眼之间就不见了呢？按常理，李逵喜欢逞匹夫之勇，总是在众人撤退时继续单打独斗，非得让人拽回不可。但这次非也。他已和大队人马行进在回梁山的路上，应该平安归去才是，而现在倏忽间不见了踪影，实在蹊跷。无怪乎李卓吾评点此处是一个“奇”字。其次，李逵到了寿张县，为何不去酒店之类场所，而独独安排他进了县衙？诚然，李逵在县衙的表现噱头十足，滑稽可笑，充满了趣味，但从通部小说看来，作者对他个性的描写早已成熟，且已深入人心，已没有必要专门就此生出一段坐衙的文字来进一步刻画其性格。再次，李逵穿上官袍，戴了县官行头，坐在寿张县衙大堂上，忽然想审案子，于是逼迫衙门里的两个牢子装着诉讼，请求裁决是非。而李逵竟以出乎常情、常理的方式判了案子，袒护行凶的一方，惩罚被欺侮的原告，让人啼笑皆非。
整个李逵乔坐衙情节的叙述，不足一千字，也没有太多的波澜。但从上述三个问题的简单勾勒，可以看出，这段文字不是作者的媚众博粲，应该有着处心积虑的思考和安排，而且和之前的李逵元宵夜闹东京、梁山怒叱招安使者的情节一气贯通，是一种草蛇灰线式的结构方法，否则，也很难解释李逵穿着官袍回到梁山，拜见宋江时遭到的一通恶骂。
李逵作为梁山队伍中的一员，其身份是有争议的。不少论者在讨论梁山起义的性质时，否认其农民起义队伍的属性，理由是这支队伍的将领中没有一个是真正意义上的农民。对此，笔者不以为然，对农民概念的理解，我们不能胶柱鼓瑟。
应该说，李逵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农民典型，他没有文化，缺乏教养，鲁莽使性，目空一切，但又坦诚不伪，质朴天真，过着一种随心所欲的痛快人生。可以感觉到，小说作者对这一形象充满了偏爱，他是作者心中的英雄，在他身上寄托了一种理想，即“杀去东京，夺了鸟位”的愿望。不过，这种愿望只是小说家的纸上谈兵，或者是中国封建社会“有志图王”的知识分子心理的曲折反映，实际上也就是一种空想，而将这种理想寄诸农民式的人物形象，实际上也就赋予了其农民空想的特质。要由李逵这种素质的农民去完成夺取封建政权并管理政权的历史任务，无疑是镜花水月式的空想。
《水浒传》作者生当元明国祚鼎革之际，曾亲历元末农民大起义的浪潮，甚至与若干农民起义领袖人物有过直接或间接的交往，并且见证了某些重大历史事件。这样的经历不能不使作者对农民起义成败得失的原因迸行较为理性和深入的思考，并最终将这些思考融入到《水浒传》的创作之中。应该说，李逵寿张县坐衙的情节，在某种意义上正是小说作者欲借此昭示自己政治理想的一次艺术实践，恰如《三国演义》作者一样，经由小说创作来表达对人生理想和社会政治的认识。遗憾的是，尽管《水浒传》作者费尽心机构思了这么一段充满谐趣色彩的农民当政的故事情节，但似乎没有能够如愿以偿地满足自己创作的初衷，因为作者似乎也感觉到了这一问题的复杂性，他也没有能力妥善处置了，于是只能草草收场。实际上这也正说明作者在这一问题上的困惑、迷惘和矛盾。
李逵在寿张判决案子的思路，虽不合情理、法度，却合乎江湖游戏规则，其实它是梁山好汉日常行动的提炼和放大。但当李逵穿着官袍，摇摇摆摆地来到忠义堂上，向宋江跪拜时，却招来宋江的泼口大骂：“你这厮忒大胆，不曾着我知道，私走下山，这是该死的罪过，但到处便惹起事端。”从宋江的骂声中，我们隐约感觉到，他最不满李逵的似乎不是因为偷跑下山，也不是因为和人打斗，而是这次李逵惹出的事端实在有失体统。恰如李逵每次当众大喊“杀去东京，夺了鸟位”或“招安招安，招甚鸟安”时，总会激起宋江一腔怒火一样，这次宋江对李逵竟然穿上县官袍服，坐在寿张县衙大堂上发号施令，有着一种切肤刺心的隐痛！因为在宋江潜意识中，这绝对是离经叛道、背忠弃信的叛逆行为，与他经常挂于嘴边的“忠义”格格不入；而在思想深处，宋江对李逵也有一种排斥心理，同此他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李逵当政的事实，尽管这只是一次游戏性质的闹剧！究其原因，这应该是源于阶级本性的抵触。至于宋江经常挂在嘴上的“兄弟”称谓，不过是其将别人当作工具使用时的惯用伎俩罢了。
于此可见，《水浒传》作者用不多的文字，给我们勾勒了一幅农民当政的理想画面，这当中其实正渗透了作者对当时社会、政治和人生理想的思考、理解，他想用这样一种独特的方式表达自己对封建时代政治权力的解读，但最终又无法圆满解释，不得不草草收场。所以，“李逵寿张乔坐衙”一节，从某种角度看，它是一出闹刷，但又是一出悲剧；或者说，是中国封建社会农民空想的一种艺术反映，是乌托邦政治理想的昙花一现罢了。而小说作者精心构思的这样一个插曲，造成了文本叙事之势的一波三折，并取得张弛有致的艺术效果，这可能是另一种收获，也是一条值得我们今人借鉴、学习的艺术经验。
（作者单位：连云港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中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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