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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許衛全
李逵在【水滸傳】中是一個逗人喜愛的人物形象，李贄稱他是『妙人』、『真人』、『活佛』，金人瑞則稱之爲『上上人物，寫得真是一片天真爛漫到底』；當代許多論者也多持有類似的觀點。確實，在【水滸傳】中，李逵是一個不可或缺的重要人物，恰如宋江之顯赫一樣。那麼，李逵究竟爲何能贏得如此多的青睞呢？這個人物形象的身上究竟蘊涵著什麼信息呢？筆者認爲，【水滸傳】第七十四回關於李逵在壽張坐衙的一段描寫，能給我們一定的啟迪。
小說第七十四回寫道：李逵偷跑下梁山，跟著燕青到泰安州打擂。一路上儘管受了不少委屈，但依然精神飽滿，士氣高漲。在當日的擂台相撲比賽中，燕青大獲全勝，惹起失敗方一伙人的糾纏，李逵出手相助，又恰逢盧俊義帶著梁山一彪人馬及時趕到，救出李逵、燕青同回梁山。本來故事可告一段落，或可轉敘其他人物或事件，但小說作者偏偏意猶未盡，又設計了一出改由李逵唱主角的熱鬧劇目，實在讓人忍俊不禁。剛出泰安城不遠，盧俊義發現不見了李逵，於是安排人員去尋找，而李逵壽張喬坐衙的敘事就此展開。細讀這段文字，我們有幾點不明白。首先，讓讀者感到突兀的是，李逵怎麼轉眼之間就不見了呢？按常理，李逵喜歡逞匹夫之勇，總是在眾人撤退時繼續單打獨鬥，非得讓人拽回不可。但這次非也。他已和大隊人馬行進在回梁山的路上，應該平安歸去才是，而現在倏忽間不見了蹤影，實在蹊蹺。無怪乎李卓吾評點此處是一個『奇』字。其次，李逵到了壽張縣，爲何不去酒店之類場所，而獨獨安排他進了縣衙？誠然，李逵在縣衙的表現噱頭十足，滑稽可笑，充滿了趣味，但從通部小說看來，作者對他個性的描寫早已成熟，且已深入人心，已沒有必要專門就此生出一段坐衙的文字來進一步刻畫其性格。再次，李逵穿上官袍，戴了縣官行頭，坐在壽張縣衙大堂上，忽然想審案子，於是逼迫衙門裡的兩個牢子裝著訴訟，請求裁決是非。而李逵竟以出乎常情、常理的方式判了案子，袒護行兇的一方，懲罰被欺侮的原告，讓人啼笑皆非。
整個李逵喬坐衙情節的敘述，不足一千字，也沒有太多的波瀾。但從上述三個問題的簡單勾勒，可以看出，這段文字不是作者的媚眾博粲，應該有著處心積慮的思考和安排，而且和之前的李逵元宵夜鬧東京、梁山怒叱招安使者的情節一氣貫通，是一種草蛇灰線式的結構方法，否則，也很難解釋李逵穿著官袍回到梁山，拜見宋江時遭到的一通惡罵。
李逵作爲梁山隊伍中的一員，其身份是有爭議的。不少論者在討論梁山起義的性質時，否認其農民起義隊伍的屬性，理由是這支隊伍的將領中沒有一個是真正意義上的農民。對此，筆者不以爲然，對農民概念的理解，我們不能膠柱鼓瑟。
應該說，李逵是一個真正意義上的農民典型，他沒有文化，缺乏教養，魯莽使性，目空一切，但又坦誠不偽，質樸天真，過著一種隨心所欲的痛快人生。可以感覺到，小說作者對這一形象充滿了偏愛，他是作者心中的英雄，在他身上寄託了一種理想，即『殺去東京，奪了鳥位』的願望。不過，這種願望只是小說家的紙上談兵，或者是中國封建社會『有志圖王』的知識分子心理的曲折反映，實際上也就是一種空想，而將這種理想寄諸農民式的人物形象，實際上也就賦予了其農民空想的特質。要由李逵這種素質的農民去完成奪取封建政權並管理政權的歷史任務，無疑是鏡花水月式的空想。
【水滸傳】作者生當元明國祚鼎革之際，曾親曆元末農民大起義的浪潮，甚至與若干農民起義領袖人物有過直接或間接的交往，並且見證了某些重大歷史事件。這樣的經歷不能不使作者對農民起義成敗得失的原因迸行較爲理性和深入的思考，並最終將這些思考融入到【水滸傳】的創作之中。應該說，李逵壽張縣坐衙的情節，在某種意義上正是小說作者欲藉此昭示自己政治理想的一次藝術實踐，恰如【三國演義】作者一樣，經由小說創作來表達對人生理想和社會政治的認識。遺憾的是，儘管【水滸傳】作者費盡心機構思了這麼一段充滿諧趣色彩的農民當政的故事情節，但似乎沒有能夠如願以償地滿足自己創作的初衷，因爲作者似乎也感覺到了這一問題的複雜性，他也沒有能力妥善處置了，於是只能草草收場。實際上這也正說明作者在這一問題上的困惑、迷惘和矛盾。
李逵在壽張判決案子的思路，雖不合情理、法度，卻合乎江湖遊戲規則，其實它是梁山好漢日常行動的提煉和放大。但當李逵穿著官袍，搖搖擺擺地來到忠義堂上，向宋江跪拜時，卻招來宋江的潑口大罵：『你這廝忒大膽，不曾著我知道，私走下山，這是該死的罪過，但到處便惹起事端。』從宋江的罵聲中，我們隱約感覺到，他最不滿李逵的似乎不是因爲偷跑下山，也不是因爲和人打鬥，而是這次李逵惹出的事端實在有失體統。恰如李逵每次當眾大喊『殺去東京，奪了鳥位』或『招安招安，招甚鳥安』時，總會激起宋江一腔怒火一樣，這次宋江對李逵竟然穿上縣官袍服，坐在壽張縣衙大堂上發號施令，有著一種切膚刺心的隱痛！因爲在宋江潛意識中，這絕對是離經叛道、背忠棄信的叛逆行爲，與他經常掛於嘴邊的『忠義』格格不入；而在思想深處，宋江對李逵也有一種排斥心理，同此他無論如何也不能接受李逵當政的事實，儘管這只是一次遊戲性質的鬧劇！究其原因，這應該是源於階級本性的牴觸。至於宋江經常掛在嘴上的『兄弟』稱謂，不過是其將別人當作工具使用時的慣用伎倆罷了。
於此可見，【水滸傳】作者用不多的文字，給我們勾勒了一幅農民當政的理想畫面，這當中其實正滲透了作者對當時社會、政治和人生理想的思考、理解，他想用這樣一種獨特的方式表達自己對封建時代政治權力的解讀，但最終又無法圓滿解釋，不得不草草收場。所以，『李逵壽張喬坐衙』一節，從某種角度看，它是一出鬧刷，但又是一齣悲劇；或者說，是中國封建社會農民空想的一種藝術反映，是烏托邦政治理想的曇花一現罷了。而小說作者精心構思的這樣一個插曲，造成了文本敘事之勢的一波三折，並取得張弛有致的藝術效果，這可能是另一種收穫，也是一條值得我們今人借鑑、學習的藝術經驗。
（作者單位：連雲港師範高等專科學校中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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