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讲 诗的意境

  作者: 徐有富

　　如果从主题与题材相结合的角度对诗歌作品进行总体把握，我们还要继续探讨诗的意境问题。
　　
　　一、什么是诗的意境诗的意境
　　
　　就是诗人的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在诗歌作品中相结合所形成的艺术境界。意，包括诗人在作品中所抒之情，所言之志，所说之理。意境则是诗歌作品中融入了诗人所抒之情，所言之志，所说之理的艺术境界。
　　作者署名为唐人王昌龄的《诗格》就已经明确提出了意境的概念，指出：“诗有三境：一曰物境；二曰情境；三曰意境。”北宋苏轼已从意境的角度对诗歌作品进行了深入分析，其《慎改窜》指出：“陶潜诗‘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采菊之次，偶然见山，初不用意，而境与意会，故可喜也。今皆作‘望’南山。”文中“境与意会”四字，可谓一语道破了意境的本质，因为意境正是诗人“境与意合”的产物。而苏轼也正是从境与意会或者不会的角度去纠正诗中的文字错误的。“见”表明无意，“望”表明有心。正是在“采菊东篱下”的当儿，偶然抬头，无意中见到了南山，才能反映出诗人闲适的心情，而一面“采菊东篱下”，一面还要有意识地去观山景，则不符合诗人的闲适心情，因为有意识东张西望地去观赏风景是旅游者的做法，而不是一个归园田居的隐士的做法。
　　清代编纂《四库全书》的馆臣们，在撰写《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时，已经常用“意境”这一术语来评价诗人们的诗歌作品了。晚清的王国维则对意境作了较深的研究，并且产生了较大的影响。1907年，署名樊志厚的《人间词》乙稿《序》谈道：“文学之事，其内足以摅己，而外足以感人者，意与境二者而已。上焉者意与境浑，其次或以境胜，或以意胜。苟缺其一，不足以言文学……文学之工不工，亦视其意境之有无与其深浅而已。”这个樊志厚不论是否为王国维，其所论代表了王国维的观点则是不成问题的。1908年10月至1909年1月，王国维在《国粹学报》上连载了他的《人间词话》。其核心是以“境界”论词，他的所谓“境界”突际上指的就是“意境”。
　　

　　现代学者与诗人对诗的意境作了较为深入的探讨，诗人艾青于上世纪30年代写的《诗论》就已指出：“意境是诗人对于情景的感兴；是诗人的心与客观世界的契合。”美学家宗白华在《中国艺术意境之诞生》一文中还分析道：
　　艺术家以心灵映射万象，代山川而立言，他所表现的是主观的生命情调与客观的自然景象交融互渗，成就一个鸢飞鱼跃、活泼玲珑、渊然而深的灵境；这灵境就是构成艺术之所以为艺术的“意境”。
　　而今对意境的讨论成了热点，甚至还出了专著，我们不妨在前人与时贤的基础上下这么一个定义：诗的意境就是诗人在诗歌作品中所创造的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相契合的艺术境界。诗中没有情，没有志，没有理，就没有意境，诗中没有景物，没有人物，没有事物，同样也没有意境。两者没有融合在一起也没有意境。意境中的“意”实际上是指诗的主题，“境”实际上指诗的题材，两者互相融合构成了意境。
　　
　　二、诗的意境的特色
　　
　　诗歌创作不可避免地要受到时代、地域以及诗人本身因素的影响，而呈现出时代特色、地域特色与个人特色。诗的意境越有特色，也就越有价值，越有生命力。下面我们就分析一下诗的意境的特色，从而对诗的意境问题作进一步的探讨。
　　1. 时代特色
　　诗是某一时代的产物，当然要受到某一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诗歌本身发展状况的影响，因此诗的意境不可避免地要打上时代的烙印。正如《文心雕龙・时序》篇所说：“幽、厉昏而《板》、《荡》怒，平王微而《粟离》哀。故知歌谣文理，与世推移，风动于上，而波震于下。”如东汉末年，阶级矛盾尖锐，先是出现了黄巾起义，接着又爆发了军阀混战。建安（196―220）是东汉最后一个皇帝汉献帝的年号，当时的实权实际上控制在曹操的手中，曹操父子有着强烈的统一中国的愿望，团结在他们周围的一群诗人也都具有建功立业的抱负。所以建安诗人一般都关注社会现实，他们的作品多具有慷慨悲凉的时代特点。《文心雕龙・时序》篇还谈到了建安时代诗歌特点形成的原因：“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试读曹植的《白马篇》：“羽檄从北来，厉马登高堤。长驱蹈匈奴，左顾凌鲜卑。寄身锋刃端，性命安可怀。父母且不顾，何言子与妻。名在壮士籍，不能中顾私。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读罢，一位视死如归的壮士策马高堤、奔赴国难的鲜活画面浮现在我们的眼前，它充分表达了诗人自己渴望为国家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
　　诗歌意境的时代特色在比较中能够看得更加分明，钱钟书《谈艺录》第一个小标题就是《诗分唐宋》。下面我们就以两首写偶逢少女的七绝为例，来看一下唐宋诗意境的时代差异。试读唐代周灞氏碌摹斗炅谂》：
　　日高邻女笑相逢，
　　慢束罗裙半露胸。
　　莫向秋池照绿水，
　　参差羞杀白芙蓉。
　　唐代社会风气比较开放，封建礼教的束缚力相对较少，女性获得了一定的人身自由与个性解放。诗中的少女也体现了这一点。她随便穿着袒胸露臂的衣服出门，既未刻意地打扮自己，又毫无做作之态，其神态是那么开朗大方，让人感到一种清纯的美，健康的美。让我们再看看宋代陈郁笔下的《东园书所见》：
　　娉婷游女步东园，
　　曲径相逢一少年。
　　不肯比肩花下过，
　　含羞却立海棠边。
　　宋代的封建礼教比唐代严多了，宋代少女也显得害羞而胆小，她们不敢与少年男子正面接触，而一旦有可能与少年男子接触时，就显得忸怩不安，甚至装模作样。这是时代给这两位少女造成的差别，而唐宋两位诗人将其如实地反映了出来。
　　同一个朝代，不同时期的作品，其意境也可能有明显的不同。明人高在《唐诗品┗恪ぷ塥序》中说：“今试以数百篇之诗，隐其姓名，以示学者，须要识得何者为初唐，何者为盛唐，何者为中唐、为晚唐。”他之所以能够提出这一要求，就是因为唐代各个时期的诗歌特点确实存在着差异。明代胡应鳞在《诗薮》内篇中还举例作了解释：“盛唐句，如‘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中唐句，如‘风兼残雪起，河带断冰流’；晚唐句，如‘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皆形容景物，妙绝千古，而盛、中、晚界限斩然。故知文章关气运，非人力。”
　　“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是盛唐诗人王湾《次北固山下》中的颈联，此诗的颔联“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也非常好，该诗使人联想到当时的大唐帝国正像一艘行驶在大江中流的巨舰，乘着东风平稳地行驶着，其辽阔、正大、充满朝气，而又有无限前途的意境，确实令人鼓舞。
　　“风兼残雪起，河带断冰流”是中唐诗人于良史《冬日野望寄李赞府》诗中的颈联。从这两句诗的意象中，我们确实感受到了安史之乱、藩镇割据所投下的阴影，昔日辽阔的原野因为风兼残雪而变得迷茫，昔日汹涌的河水因为带着断冰而艰难地流动着。所以诗人在尾联不得不感叹自己的忧愁无法得到排解。
　　“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是晚唐诗人温庭筠《商山早行》中的颔联。温庭筠于大中末，试有司，执政鄙其为，授方城尉。商山在今陕西商县东南，是温庭筠于大中末年离开长安到方城赴任的必经之地。《商山早行》是他上任途中写的一首诗。其颔联为我们塑造了一个孤独、艰难、悲凉的意境。据两《唐书》本传可以看出，温庭筠是一位高才薄行、缺乏理想、玩世不恭的人。显然这是令人失望的晚唐社会给知识分子们所造成的局限。
　　诗歌体裁随着时代的进步而不断有所变化，不同时代的诗歌体裁，对诗歌意境的时代特色也会产生影响。就拿唐诗宋词元曲来说，诗要求含蓄蕴藉，而曲则强调痛快淋漓，词则介于两者之间。今人王季思在《〈元散曲选〉前言》中说：
　　这些区别，如果要用作品加以说明，例子可以举不胜举。这里只就同类题材的几首略加比较，以见一斑。例如同咏闺情，唐金昌绪《春怨》诗：
　　打起黄莺儿，
　　莫教枝上啼。
　　啼时惊妾梦，
　　不得到辽西。
　　宋晏殊《采桑子》词：
　　时光只解催人老，不信多情。常恨离亭，泪滴春衫酒易醒。梧桐昨夜西风急，淡月胧明，好梦频惊，何处高楼雁一声？
　　元张可久《山坡羊・闺思》曲：
　　云松螺髻，春温绣被，掩春闺一觉伤春睡。柳花飞，小琼姬，一声“雪下呈祥瑞”，团圆梦儿生唤起。谁？不做美。呸，却是你。
　　同是怀念远人，同是好梦惊回，在诗则含情脉脉，留有余地；在词则低回婉转，情余言外；在曲则穷形尽相，刻露无遗。
　　这三首诗词虽然题材相似，但是体裁不同，因此意境也就有了差别，而且各具时代特色，是难以混淆的。
　　2. 地域特色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不同地区的人的生活环境是不同的，其性格特征，其表达情感的方式也因而有着差别。这种地域差别也反映在诗歌的意境之中，我们将南朝与北朝民歌加以比较就足以说明这一点。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女子进入青春期希望出嫁是很正常的事，但是南朝女子与北朝女子的表达方式就大不一样。我们先读一首北朝民歌《折杨柳枝词》：
　　门前一株枣，
　　岁岁不知老。
　　阿婆不嫁女，
　　那得孙儿抱。
　　
　　歌者主动地、直截了当地、大声疾呼地表达了自己想出嫁的愿望，不但要出嫁，而且还要生小孩，诗人还就地取材用生长缓慢的枣树来进行反比，并说明如果不赶快出嫁，自己的青春很快就消逝了，可谓旗帜鲜明。我们再读一首南朝《子夜四时歌》中的春歌：
　　梅花落已尽，
　　柳花随风散。
　　叹我当春年，
　　无人相要唤。
　　
　　诗人也就地取材，用南方常见的已经落尽的梅花与正在飘散的柳絮来比喻自己的青春正在消逝，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女主人不是主动出击，而是被动地消极地等待人家找上门来；不是大声疾呼，而是一个人躲在闺房里哀叹；不是直截了当地表达自己的感情，而是巧作比喻，绕了一个弯子来说明自己想结婚了。
　　

　　北朝民歌中出现的边塞风光，以及妇女们的英雄气概，在南朝民歌中是很难找到的。同样南方诗歌中的某些意境，在北方诗歌中也难以见到。如五代时期的西蜀，地处四川盆地，自然条件很好，唐代政治中心由于安史之乱与黄巢起义，曾两次迁移于此，促进了该地区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不少文人移居此地，而西蜀君臣偏安一隅，在政治上也无统一中国的雄心壮志，成日价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以醇酒妇人来陶醉自己、麻痹自己，也导致了该地区诗歌创作的繁荣并形成了鲜明的地方特色。花间词人多善于运用鲜艳的画面来写少女的形态举止与心理活动。如温庭筠的《南歌子》：
　　手里金鹦鹉，胸前绣凤凰。偷眼暗形相。不如从嫁与，作鸳鸯。
　　温庭筠晚年到过西蜀，《花间集》又将他的作品放在第一位，此词的曲调为《南歌子》，显然具有南方情调。首二句寥寥十个字就勾勒了一个衣着入时、正在遛鸟的游手好闲的公子哥儿形象。女主人怕也是一位无所事事的市井少女，第三句将她已经意识到本不该看，却又忍不住悄悄地看少年的神态描绘得惟妙惟肖，最后还揭示了她想以身相许的心理活动。
　　那些本地诗人写起本地风光来，地方色彩更加浓郁。下面我们就以李的《南乡子》为例：
　　相见处，晚晴天，刺桐花下越台前。暗里回眸深属意，遗双翠。骑象背人先过水。
　　我们上面引用的那首词中的女主人表现了出嫁的愿望，而这首词却写了自由恋爱的过程。前三句写一对男女相见时间和地点。时间是雨过天晴的傍晚，地点是越王台前刺桐花下。后三句，写了两人相见的结果，女子暗送秋波，又故意遗留下爱情的信物――双翠（一对以翠羽装饰的钗子），然后骑在象背上涉水先走了，显然希望对方跟踪而来。看来南方青年男女较少受到封建礼教的束缚，谈恋爱还是比较自由的。刺桐花为南方植物，象为南方动物，“越台”即“越王台”，为汉代南越王赵佗所筑，在今广州市北越秀山上，亦称歌舞冈。显然是谈情说爱的好地方。词中出现这些南方特有的风土人情，自然增加了其地方色彩。
　　3. 个人特色
　　意境的个人特色是指诗人的个性在其诗歌作品中的反映。凡优秀的诗歌作品通常都具有鲜明的个性。
　　首先是由于诗人们的素质、性格、社会遭际各不相同。刘勰《文心雕龙・体性》篇已经从才、气、学、识四个方面说明作者之间有很大的差别，因此他们的作品也会“其异如面”。明人宋濂还在《刘兵部诗序》中谈道：“诗，心之声也。是故凝重之人，其诗典以则；俊逸之人，其诗藻而丽；燥易之人，其诗浮以靡；奇刻之人，其诗峭厉不平；严庄温雅之人，其诗自然从容而超乎物象之表。”诗人作品中的意境各不相同，除了上述原因外，主要还是由诗人的社会地位与生活经历的差异造成的。诚如宋人严羽《沧浪诗话・诗评》所说：“子美不能为太白之飘逸，太白不能为子美之沉郁。太白《梦游天姥吟》、《远别离》等，子美不能道；子美《北征》、《兵车行》、《垂老别》等，太白不能作。”就以写妻子的诗为例，李白《别内赴征三首》其二云：“出门妻子强牵衣，问我西行几日归。归时倘佩黄金印，莫学苏秦不下机。”读来颇有点戏谑的味道，而这在杜甫的笔下是难以出现的，如《月夜》诗表现了杜甫对妻子深沉的怀念之情，此类诗在李白的诗中也不容易找到。
　　其次，题材的丰富多彩也有利于诗歌意境各具特色。明人屠龙《与王元美先生》一书专门谈到过这个问题：今夫天有飞沙走石，则有和风惠日；今夫地有危峰峭壁，则有平原旷野；今夫江海有浊浪崩云，则有平波展镜；今夫人物有戈矛叱咤，则有俎豆晏笑：斯物之固然也。藉使天一于扬沙走石，地一于危峰峭壁，江海一于浊浪崩云，人物一于戈矛叱咤，好奇不太过乎，将习见者厌矣。文章大观，奇正、离合、瑰丽、尔雅、险壮、温夷，何所不有？
　　下面我们还是选两首五言绝句为例，一首是李白的《独坐敬亭山》：
　　众鸟高飞尽，
　　孤云独去闲。
　　相看两不厌，
　　只有敬亭山。
　　
　　敬亭山在安徽宣城，据郭沫若《李白与杜甫》所附《李白杜甫年表》，知李白于天宝十二年（753）“秋至宣城。冬复至金陵”。则此诗当作于天宝十二载秋天。还有一首是杜甫的《绝句二首》之一：
　　江碧鸟逾白，
　　山青花欲燃。
　　今春看又过，
　　何日是归年？
　　
　　宋人黄鹤《集千家注杜工部诗》卷十一将此诗编在“广德二年（764）成都作”的作品中。李诗首句说鸟都飞走了，连一只都不剩，这当然是不可能的，是造境，也即理想之境界；杜诗首句说鸟在江上盘旋，想撵都撵不走，因为这儿是它们的家，这儿有它们的食物，是写境，也即现实的状态。李诗次句写连山上惟一的一朵云都飘走了，只剩下诗人一个人，于是创造了一个静谧的世界；杜诗次句写山上的草木生长得很茂盛，花红得像火在燃烧，于是描写出了一个生机勃勃的世界。李诗的后两句写诗人对敬亭山、对这个静谧世界的无限爱恋之情，一位遗世独立的人物出现在山前，也出现在我们的脑海中；杜诗的后两句写诗人日夜盼望离开这山清水秀、且无限生机的世界，因为人世间还有许多让他牵挂的事情，诗人忧愁幽思的入世精神也是不难体会的。李诗善于写意，杜诗工于遣词的写作特点在这两首五言绝句中也得到充分的体现。
　　当然，我们也应当看到诗人在意境创造方面的特色也随着社会与个人命运的变化而有所变化。李清照作为我国第一流诗人中的女性，当然具有鲜明的个人特色，譬如她的词都贴近生活，敢于暴露自己的内心秘密，善于用浅近的语言描写清新的生活画面，淋漓尽致地表现自己的真情实感。可以说她在创作过程中都具有这些基本特点，但是其情感以及表现这些情感的生活内容却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有所变化。例如她有一首《如梦令》：
　　尝记溪亭日暮，沉醉不知归路。兴尽欲回舟，误入藕花深处。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鹭。
　　这首小令着重描写了诗人在藕花深处争渡时导致鸥鹭齐飞的生动画面。通过对人争渡、鸟齐飞的动态描写，我们可以体会到作者在少女时代所洋溢着的青春活力。她的《一剪梅》也是写独自驾舟出游的：
　　红藕香残玉簟秋，轻解罗裳，独上兰舟。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
　　结婚后，虽然同样“轻解罗裳，独上兰舟”，但是她再也不像少女时代那么无牵无挂了，无论是在外面玩，还是在家中呆着，都对出门在外的丈夫有一种无法排解的刻骨相思。李清照晚年还写过一首《武陵春》，其下片再次写到了泛舟：“闻说双溪春尚好，也拟泛轻舟。只恐双溪蚱蜢舟，载不动许多愁。”这首词虽然也写愁，但是与上一首词相比有本质的差别。上一首词写离愁，但离愁中含有甜蜜的回忆与相逢的希望，而这首词写的是国破家亡之愁，流离失所之愁，青春消失之愁，又都是无法克服的，所以诗人再也没有心情泛舟了。三首写泛舟词的意境，随着诗人命运与情感的变化，也在不断地变化着。
　　
　　三、生活是诗歌创作的源泉
　　
　　正因为意境是诗的主题与诗的题材相结合的产物，主题的提炼与题材的撷取都离不开社会生活，所以社会生活是诗歌创作的源泉。
　　欧阳修曾说过：“国朝浮图以诗名于世者九人，故时有集号《九僧诗》。今不复传矣，余少时闻人多称。其一曰惠崇，馀八人者忘其名字也。余亦略记其诗有云：‘马放降来地，雕盘战后云。’又云：‘春生桂岭外，人在海门西。’其佳句多类此。其集已亡，今人多不知有所谓九僧者矣，是可叹也。”从欧阳修所介绍的情况来看，九僧不甚有名，《九僧诗集》也流传不广，他们的作品水平也不高。什么原因呢？欧阳修接着介绍道：
　　当时有进士许洞者，善为辞章，俊逸之士也，因会诸诗僧分题，出一纸约曰：不得犯此一字。其字乃山水、风云、竹石、花草、雪霜、风月、禽鸟之类，于是诸诗僧皆搁笔。（《文忠集》卷一二八）
　　

　　看来九僧诗水平不高的原因是严重脱离社会生活，写来写去都在人们常见的意象中兜圈子，一旦这些意象受到限制，便束手无策了。
　　宋代在理论上主张脱离社会生活的是江西诗派，其领袖人物黄庭坚在创作方法上主张“点铁成金”与“夺胎换骨”。他的这些方法说白了就是两点，一是向前人学习语言，二是向前人学习诗意，再用自己的话写出来。所以金人王若虚《诗话》批评道：“鲁直论诗，有‘夺胎换骨、点铁成金’之喻，世以为名言。以予观之，特剽窃之黠者耳。”江西诗派在宋代颇有影响，引得不少年轻人纷纷学习这一套，但是也有人觉悟后，投身生活，师法自然，在诗歌创作中取得了突出成就，杨万里和陆游就是两个典型的例子。陆游还写了不少论诗诗，如《示子y》、《题庐陵萧彦毓秀才诗卷后》之二等，其主旨都在强调生活是诗歌创作的源泉，如后者云：“法不孤生自古同，痴人乃欲镂虚空。君诗妙处吾能识，正在山程水驿中。”特别是他的《九月一日夜读诗稿有感走笔作歌》谈了自己的诗学主张与诗歌创作道路转变的过程与体会，今亦录之如下：
　　我昔学诗未有得，
　　残余未免从人乞。
　　力孱气馁心自知，
　　妄取虚名有惭色。
　　四十从戎驻南郑，
　　酣宴军中夜连日。
　　打球筑场一千步，
　　阅马列厩三万匹。
　　华灯纵博声满楼，
　　宝钗艳舞光照席。
　　琵琶弦急冰雹乱，
　　羯鼓手匀风雨疾。
　　诗家三昧忽见前，
　　屈贾在眼元历历。
　　天机云锦用在我，
　　剪裁妙处非刀尺。
　　世间才杰固不乏，
　　秋毫未合天地隔。
　　放翁老死何足论，
　　《广陵散》绝还堪惜。
　　陆游于乾道八年（1172）应四川宣抚使王炎之邀，到了当时的抗金前线南郑，时年四十八岁。先被聘为干办公事，后被延至幕中襄理军务。这段不到一年的军旅生活，既丰富了他诗歌创作的题材，又奠定了他的“功夫在诗外”的创作理论，使他成为我国历史上最为杰出的爱国诗人。投身火热的社会生活对于诗歌创作的意义，在陆游身上得到了最为鲜明的反映。
　　清人王夫之在《姜斋诗话》中将生活实践比喻成铁门槛，必须跨过铁门槛，投身到生活实践中去，才能获得诗歌创作的素材。他说：“身之所历，目之所见，是铁门限。即极写大景，如‘阴晴众壑殊’，‘乾坤日夜浮’，亦必不逾此限。非按舆地图便可云‘平野入青徐’也，抑登楼所得见者耳。隔垣听演杂剧，可闻其歌，不见其舞；更远则但闻鼓声，而可云所演何出乎？”清末，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提出了一个新的观点：“主观之诗人，不必多阅世。阅世愈浅，则性情愈真，李后主是也。”他所谓的“主观之诗人”当指李后主这类抒情诗的作者。而抒情诗借物抒情，当然也是社会生活的反映。就拿李后主来说，他若不是一国之君，享尽了荣华富贵，后来又成了亡国奴，在生活条件与情感上都起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则他就不可能写出如王国维所说的那祥“俨有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也不可能像王国维表扬的那样：“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说“主观之诗人，不必多阅世”显然是不对的。如果杜甫没有经历安史之乱，我们中国大概就会少了一个诗圣。
　　盘线系腕，巧篆垂簪，玉隐绀纱睡觉。银瓶露井，彩云窗，往事少年依约。为当时、曾写榴裙，伤心红绡褪萼。黍梦光阴，渐老汀洲烟m。莫唱江南古调，怨抑难招、楚江沉魄。薰风燕乳，暗雨梅黄，午镜澡兰帘幕。念秦楼、也拟人归，应剪菖蒲自酌。但怅望、一缕新蟾，随人天角。――吴文英《澡兰香・淮安重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