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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戎麗娟
『興』是【詩經】以『經』傳世的重要概念之一，也是影響後世深遠、並被廣泛引用的文學理論名詞。毛公傳詩，獨標興體，然而關於『興』的含義卻聚訟紛紜，人言言殊。過去的著作多從解釋經義的角度研究『興』義，竊以為，在文學史的發展過程中，對於『興』義的理解經歷了從『用詩法』、『解詩法』到『作詩法』三個階段。這種變化似乎尚未為研究者所注意。故此，本文嘗試從歷史演變的角度，理出一個『興』義框架。
一、用詩
『興』的概念並不僅僅存在於【詩經】學範疇。『興』與『詩』發生聯繫，載於典籍的，最早可追溯到【周禮】：
大司樂……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周禮・春官・大師】）
鄭玄引鄭眾語云：『興，見今之美，嫌於媚諛，取善事以喻勸之。』
此外，【周禮・春官・大司樂】又有記載：
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
對於這個『興』，鄭注以為：『興者，以善物喻善事。道，讀曰導。導者，言古以剴今也。』
鄭注以善惡勸諭說『興』，已經引起了後人很多爭議。（如孔穎達在【毛詩正義】中說：『其實作文之體，理自當然，非有所嫌懼也。』）考興之原義，私意以為首先當回到當時的歷史語境中。
據學者考證，【周禮】的產生時代至遲不會晚於戰國晚期。從文學批評史的角度看，春秋戰國時期尚沒有獨立的文學批評觀念。現在所謂的先秦文論，實際上是從先秦典籍中抽離出來的一些隻言片語，這些隻言片語，可以同時用來闡述文學、哲學、政治等多個領域的問題。因此，『六詩』所謂的比興、用以教國子的『樂語』，不太可能是當時人對詩歌表現方法的總結。
春秋時期列國大夫聘問，通行賦詩言志。【漢書・藝文志】中說：『古者諸侯卿大夫交接鄰國，以微言相感，當揖讓時，必稱詩以諭其志，蓋以別賢不肖而觀盛衰焉。』這種現象【左傳】中記載甚詳。『賦詩斷章，余取所求焉。』杜預註：『譬如賦詩者，取其一章而已。』賦詩引詩，只是借用他人詩句，申明己意而已，並不管原作者之意如何。按照【左傳】記載，當時士大夫對於『詩』應當是非常熟悉的；對於各篇詩的本義，也是沒有疑問的。因此，他們不管是賦詩還是聽別人賦詩，都很清楚詩作的原意。他們『只注重賦詩的人引詩的用意所在』，『好像後世詩文用典，但求舊典新用，不必與原義盡合』（朱自清語）。不管是賦詩還是聽賦詩，都是『用詩』。
從戰國時期諸子引詩、論詩的情況看，其實質仍然是斷章取義地用詩，與春秋賦詩言語專對的方法是一脈相承的。『賦詩』、『引詩』可以說是先秦對【詩經】研究的一種引申和發展。
在先秦著作中，【論語】也多次提到過『詩三百』以及『興』：
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論語・陽貨】）
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論語・泰伯】）
孔安國注云：『興，引譬連類。』所謂引譬連類，即由詩所描述的內容引申開來，聯想到與此類似的事理，但他所說『引譬連類』指的不是文學上的創作方法，而是修身的道理。【論語・八佾】中『繪事後素』、『禮後乎』、『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矣』，大概就是『引譬連類』的例子，認為子夏從【碩人】詩句中領悟到了自身道德修養的道理。孔子也在【論語・子路】中論述過：『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所以說，孔子教給弟子的『詩可以興』之『興』，也是用詩的方法。
由此可見，至少在先秦時代，人們所討論的『興』，是一種以『聯想』為思維特徵，以『賦詩言志』為方法、『使於四方』為目的的用詩方法。
二、解詩
先秦說詩，並不關心詩篇本義，只是斷章取義、申明己意，重要的是『用詩者』的意思。隨着年代離詩三百的創作時期越來越遠，『詩』本義也越來越模糊不清。解釋詩本義之濫觴，當為孟子。在【孟子・萬章上】中咸丘蒙問道：
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而舜既為天子矣，敢問瞽瞍之非臣如何？
孟子回答道：
是詩也，非是之謂也。勞於王事而不得養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獨賢勞也』。故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為得之。如以辭而已矣，【雲漢】之詩曰：『周余黎民，靡有孑遺。』信斯言也，是周無遺民也。
孟子不但致力於解釋詩義，而且創造出一套解釋的辦法：『以意逆志』、『知人論世』。以意逆志和知人論世，要解決的，自然不是如何表達自己的意思的問題，而是怎樣理解詩之原意的問題。孟子的文學批評理論對後世影響甚大。
及至漢代，【詩】被遵奉為『經』，對於『詩義』的闡釋自然變得重要起來。自毛【傳】標興說詩涉及到詩本義之後，興的含義便發生了變化。『六詩』之『興』與賦、比同列，成為解釋【詩經】創作方法、以申明【詩經】本義的概念。
【毛詩序】提出了著名的『六義』說：
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
【毛詩正義】釋曰：『賦、比、興是【詩】之所用，風、雅、頌是【詩】之成形。用彼三事，成此三事，是故同稱為義』。也就是說，『興』是『詩』之所以形成的方法，是【詩】的創作方法之一。由於毛詩影響巨大，其後說詩者受此說影響也甚大。在這種情況下，『興』在很大程度上是被作為解釋經義的工具來討論的。
那麼『興』的具體含義又是什麼呢？孔穎達又詳細解釋到：『司農又云：「興者，託事於物。」則興者起也。取譬引類，起發已心，詩文詩舉草木鳥獸以見意者，皆興辭也。』
與『取譬引類』說接近的還有王逸在【離騷章句】中說到：
【離騷】之文，依詩取興，引類譬喻。
關於此處『依詩取興，引類譬喻』的含義，王逸又進一步舉例解釋道：『故善鳥香草以配忠貞，惡禽臭物以比讒佞，靈修美人以媲於君，密妃佚女以譬賢臣……』那麼這裡的『興』的含義就很清楚了，在王逸看來，『依詩取興』是一種接近於現在所說的比喻的修辭手法，用王逸的話來說就是『引類譬喻』。
其後，劉勰在【文心雕龍】中對比興作了專篇論述，第一次系統地論述了『興』的含義。劉勰提出：『毛公述傳，獨標興體，豈不以風通而賦同，比顯而興隱哉！』他解釋道：『興者，起也。』『附理者，切類以指事；起情者，依微以擬議。起情，故興體以立；附理，故比例以生。比則蓄憤以斥言，興則環譬以托諷。』劉勰總結【詩經】的興，說：『夫觀興之託喻，婉而成章，稱名也小，取類也大。……明而未融，故發注而後見也。』劉勰剔出『比興』，專篇論述，此後『比興』遂成為中國文學理論的一個重要範疇。劉勰特別重視『興』的作用，提出了『起情』、『環譬』、『托喻』等解釋，闡釋了『興』的多方面特質，給後人提供了更豐富的闡釋空間。
綜觀以上對於毛詩所標之興的論述，都是解釋【詩經】含義及其創作方法的，有『起情說』、有『譬喻』說、有『以善喻善說』等等，不一而足，但都是對【詩經】本身的討論。
三、作詩
從解經角度闡釋『興』義，兩漢以來餘緒不絕。隨着文學創作的繁榮，對於『經義』的解釋又反過來指導創作，『興』從解經逐漸衍生成為普遍的詩歌創作方法，進而成為儒家詩法之正宗。
晉摯虞所說的：『興者，有感之辭也。』首先把『興』與『感』聯繫在一起，雖語焉不詳，已含有普遍的文學創作方法之義。鍾嶸在【詩品】中又提出了：『文已盡而意有餘，興也；風物喻志，比也。』突破了漢儒的見解，從詩歌效果上來區別比興。鍾嶸對於比興的解釋雖然簡略，但對興義研究影響巨大。
唐初孔穎達【毛詩正義】作為官方定本，對於比興的解釋遵循漢儒【毛傳】、【鄭箋】的思路。
對興義發展貢獻巨大的是陳子昂。他在【與東方左史虬修竹篇序】中說：
仆嘗暇觀齊、梁間詩，采麗競繁，而興寄都絕，每以永嘆，思古人常恐逶迤頹靡，風雅不作，以耿耿也。
陳子昂首先提出『興寄』說，把『興寄』和『風雅』並提，作為一種詩歌創作的理想，開啟了唐代詩歌復古運動。陳子昂所提倡的『興寄』，是一種以『復歸風雅』為旗號，通過在詩歌中興寄政治理想，達到干預現實的目的的詩歌範式，它既包括詩歌創作方法，也與詩歌思想內容有關。此後，『興』、『興寄』、『比興』、『風雅』等詞，也不再具有個別的特殊含義，而是被籠統地作為同一種詩歌創作理想的不同角度的表述。以『興』或『興寄』論詩，所重視的已經不是『興』本身的含義，而是詩歌整體的作用。
詩歌復古運動塑造了有唐一代的詩歌風貌。唐代詩人普遍重視『興寄』的詩歌創作方法。白居易稱張籍是『風雅比興外，未嘗著空文』。他自己也格外重視『美刺比興』的諷諭詩。他在【與元九書】中說：
詩之豪者，世稱李、杜。李之作，才矣奇矣，人不逮矣，索其風雅比興，十無一焉。杜詩最多，可傳者千餘首，至於貫穿今古，爾見縷格律，盡工盡善，又過於李。然撮其【新安吏】、【石壕吏】、【潼關吏】【塞蘆子】、【留花門】之章，『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之句，亦不過三四十首。杜尚如此，況不逮杜者乎！
柳宗元也大力提倡比興：
導揚諷諭，本乎比興者也。比興者流，蓋出於虞夏之詠歌，殷周之風雅，其要在於麗則清越，言暢而意美，謂宜流於謠誦也。
風雅比興的創作理想在唐代逐漸深入人心。連詩歌入門教材也都對它進行詳細解說，如皎然【詩議】：『比者，全取外象以興之，西北有浮雲之類是也。興者，立象於前，後以人事諭之，【關雎】之類是也。』
經過唐代詩歌復古運動，『興』作為詩歌創作方法牢固地樹立了它的地位，成為中國古典詩歌的『正宗』。
清陳沆作【詩比興箋】，以『比、興』論詩之高下。魏源在【詩比興箋】序中說：
嗣後阮籍、傅璇、鮑明遠、陶淵明、江文通、陳子昂、李太白、韓昌黎皆以比興為樂府禽操，上規正始。
以箋古詩三百篇之法，箋漢、魏、之詩，使讀者知比興之所起，即知志之所之也。
也是將『比興』作為詩歌正宗的意思。
（作者單位：南京大學中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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