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曾亮對桐城派的發展

  作者: 魏曉虹

　　清朝乾嘉年間，桐城派在文壇上已經取得了一代正宗的地位，時有『天下文章出桐城』之說。作為『桐城三祖』之一的姚鼐，多年主講於書院，培養了大批弟子，梅曾亮就是他的得意門生之一。梅曾亮嚴守桐城『家法』，同時又吸收柳宗元、歸有光古文的長處，成為繼姚鼐之後桐城派的領袖，是嘉道時期桐城派的代表人物。
　　梅曾亮（1786―1856），清代散文家，字伯言，江蘇上元（今南京）人。『自少好觀古人文詞及契以來治亂要最之歸、立法取捨之辯，以為士之生於世者，不可苟然而生』（【上汪尚書書】），與同邑管同交好，尤喜駢儷文。姚鼐於南京主講中山書院時，二人就學其門，受管同多次勸說，由駢文轉為桐城古文，深得姚鼐讚許。與管同、方東樹、姚瑩並稱為『姚門四弟子』。管同早卒，四人古文成就最高的就是梅曾亮。道光二年中進士，授知縣分貴州不就，受例為戶部郎中。道光中後期他在京師儼然成為古文的宗師，曾國藩非常喜歡古文，多次前往問學，以桐城正宗目之。梅、曾二人過往甚密，王先謙說：『昔日梅曾二人聲之冥合，簫管翕鳴，邈然不可復得。』（【續古文辭類纂序】葵園四種，嶽麓書社，1986年）梅曾亮居京師20餘年，承姚鼐余勢，文名頗盛，治古文者多從之問義法，有繼主文壇之勢。
　　梅曾亮『居京師二十年，靜觀人事，於消息之理稍有所悟，久無復進取之志』（【答王雲鵬書】），遂於道光二十九年（1849）辭官歸鄉，主講揚州書院。咸豐三年（1853），太平軍克南京，傳說梅曾亮適在城中，曾受禮遇，尊為『三老五更』。後梅避居興化，又移居淮安，館於江南河道總署楊以增署。咸豐五年（1855），楊以增為之刊印【柏梘山房文集】。咸豐六年（1856）梅去世。關於梅曾亮與太平軍之事，章太炎有【書梅伯言事】考證之，引用吳敏樹為伯言詩辭『以名高為嘲，以卒於顛倒為詬』，對其晚年進行評價。梅曾亮有【柏梘山房文集】十六卷，【柏梘山房文續集】一卷，【柏梘山房駢體文】二卷，【柏梘山房詩集】十卷，【柏梘山房詩續集】二卷。
　　梅少喜駢體之文，後轉桐城古文，兼長駢散兩體。年近三十，『始覺班、馬、韓、柳之文為可貴。蓋因駢體之文，如俳優登場，非絲竹金鼓佐之，則手足無措，其周旋揖讓，非無可觀，然以之酬接，則非人情也』（【馬韋伯駢體文序】）。又曾引述管同語：『人有哀樂者面也，今以玉冠之，雖美失其面矣。此駢體之失也。』（【管異之文集書後】）批評駢體文的矯揉造作。為了追求『人情』的真實，他在30歲以後改寫桐城古文，但他仍然認為：『文貴者辭達耳，苟敘事明，述意暢，則單行與排偶一也。』（【復陳伯游書】）在他後來寫的一些古文中，駢散結合，採用了不少駢儷句式。雖然梅的散文有駢體成分，但對其文壇地位毫無影響，他成為姚鼐之後『詩、古文功力無與抗衡者，以其所得，為好古文者倡導，和者益眾』（姚瑩【惜抱先生與管異之書跋】），受到高度的評價：『我朝之文，得方而正，得姚而精，得先生而大。』（朱慶元【柏梘山房文集跋】）『先生』即梅曾亮，肯定了梅曾亮在桐城古文承先啟後的地位。
　　梅曾亮明確地指出義理要關心興亡治亂，對『海內魁儒畸士，崇尚鴻儒，繁稱旁證，考核一字，累數千言不能休』（【春秋溯志序】）的狀況不滿，『學者日靡刃於離析破碎之域，而忘其為興亡治亂之要最』（【復姚春木書】）。明確提出『文章之事，莫大乎因時。立吾言於此，雖其事之至微，物之甚小，而一時朝野之風俗好尚，皆可因吾言而見之』（【答朱丹木書】）。這在桐城派的文論上是一個新發展。文章要隨着日新月異的時代變化，反映不同的現實生活內容。他鄙視模山范水的『世祿之文』，推崇當乎時切乎事的『豪傑之文』（【送陳作甫敘】），然而梅曾亮的寫作實踐並沒有完全實現這個主張，囿於桐城古文的傳統，他的古文多為缺乏社會現實內容的書序、贈序、壽序之類的文字，但他強調文章至極之境，在言有用，對當時學者的繁瑣學問提出批評。梅曾亮生當封建制度解體之際，受到時局危難的影響，強調文學與現實的關係。梅曾寫了【與陸立夫書】、【上某公書】等反映鴉片戰爭的佳作，與經世派遙相呼應。但他以官僚鎮壓『悍民』與『督糧』方法不同為喻，說明『因時』是要桐城派更切實地維護封建統治，跟曾國藩後來提倡的『與世變相因』完全一致。早在嘉慶十八年（1813），一般人認為天下比較太平，但梅曾亮已作【民論】數百言，『窮極奸民之害，左道亂政之烈，而以漢之黃巾米賊為喻』。梅曾亮的『因時』思想，是站在封建統治者的立場上的。他還寫了一些家傳、墓志銘，表彰鎮壓白蓮教、天理教、農民起義的內容。梅也有一些客觀記事的因時之作，如【記棚民事】，反映了一定的社會問題，但對這些問題又束手無策，只好『記之以俟夫習民事者』。
　　梅曾亮的散文，學秦漢，學【史記】，又學柳宗元、歸有光，吸收桐城古文的長處，稍變桐城義法。【清史稿•文苑傳】說：『義法本桐城，稍參以異己之長，選聲煉色，務窮及筆勢。』梅曾亮的古文創作，書序、贈序、壽序等文字較多，往往選聲煉色，姿韻安雅，筆力微弱。梅曾亮在文字上用功夫，不為浮詞贊語，亦能達到自然清新的效果。他的一些描繪自然風景的小品文，如【游小盤谷記】、【卜山餘霞閣記】等文字洗鍊傳神，無一長語浮詞，富有文采。林紓在【慎宣軒文集序】中曾說：『得桐城之嫡傳者，惟上元梅曾亮，顧其山水遊記，則微肖柳州。夫學桐城者，必不近柳州，而伯言能之，此非異也。……蓋既深於文，固無所不可。』
　　梅曾亮的散文創作主張是竭力圖變。梅在其【春秋溯志序】中說：
　　百年之來，明儒老師相逐於訓詁名物象數之學，凡宋儒說經空虛道術之談，變之唯恐不盡。當康熙時，公卿多崇尚理學者，進取之士摹時好，以成俗儒，先語錄之書遍天下矣，而士或空疏m陋，立詞不根，視經傳如異物，有志之士慨然思變，義理、考據之學遂判然不可複合，今天考證之風，如昔之言義理者矣。……昔時而能言義理者真考證也，當今之世而能言義理者真義理也，可謂雄俊特出不惑於流俗之君子矣。
　　梅曾亮雖然竭力圖變，但他的散文創作顯示出來的只是桐城派內部的大同小異。
　　梅曾亮曾認為文章應該注重形式美，滿足人們的審美需求，而不僅僅為了實用。他在【復鄒松友書】中說
　　夫文章之事，不好之則已，好之則必近於古而求其工。不如是，則古文詞與括貼異者，特其名耳，又果足樂乎？否也。今雖居文學之職，其用心習技，必以古為師，是習鐘鼎文以書試卷，必不售矣。居其職而不稱其職，不可也。稱其職矣，則所為者又能合乎古而又樂乎心耶？不足以樂乎心，則所為之妨於吾所樂者，文章之敗人意與薄書一也。
　　梅認為文章要注重形式美，要『樂乎心』，滿足人們的審美需求，否則文章就與公文沒有區別了。梅強調文學與實用文體的區別，文學是以『樂乎心』為目的的，實用文體是以實用為目標的，兩種文體有着不同的寫作目的，文學是滿足人們審美需求的。
　　桐城派古文的開創者劉大蕁⒁ω咎岢雋恕耙蟶求氣』的學文方法，梅對這一方法做進一步的闡發。【與孫芝房書】中說：
　　古文與他體異者，以首尾氣不可斷耳。……其能成章者，一氣者也，欲得其氣必求之於古人。周秦漢及唐宋人，文其佳者皆成誦乃可。夫觀書者用目之一官而已，誦之而入於耳，益一官矣。且出於口，成於聲，而暢於氣。夫氣者，吾身之至精者也。以吾身之一精御古人之至精，是故渾合而無有間也。
　　文字是一種精緻的表義符號，文字的抽象性顯示着理性的力量，文字閱讀伴隨着深思、聯想和想像。誦讀使聽覺和視覺相得益彰，把視覺從抽象思維的凝重之中解放出來，把文字的神韻及詩意用聲音傳達出來。視聽結合是因聲求氣的好辦法，能滿足人視聽審美感受，氣脈貫通的文章讀起來琅琅上口，給人以美的享受。
　　梅曾亮『少好吟異，長多坎坷』（【柏梘山房詩集自序】）。作文之餘，常以悲歡為詩，原本唐音，兼有眾體，但終生不以詩名。其【雜詠五首】和【移家詩】，章太炎先生曾細加分析，認為是梅曾亮身在太平天國之時的自嘲之作。
　　梅曾亮是姚氏之後桐城派的領袖，他深得姚氏正傳，又因他享年甚高，居京師二十餘年，晚年又主講揚州書院，所以時號大師，當時治古文者無不從問義法。王先謙曾說：『道光末造，士多高於周秦漢魏，薄清淡簡樸之文不足為，梅郎中、曾文正之論，相與修道立教，惜抱遺緒，賴以不墜。』（【續古文辭類纂序】）梅曾亮繼承了姚鼐的文學主張，並進一步豐富和發展，對桐城派的發展有一定的貢獻。其門下朱琦、龍啟瑞、彭昱堯、王錫振等人都是廣西人，於是桐城古文傳入廣西；陳用光的同鄉，江西新城（今黎川縣）陳學受、陳溥及南豐吳嘉賓，受陳用光、梅曾亮的影響，於是桐城古文傳入江西；梅曾亮的朋友與弟子中，鄧顯鶴、楊彝珍、郭嵩燾、孫鼎臣、曾國藩、歐陽勛等為湖南人；張岳駿、秦湘業、魯一同等為江蘇人；邵懿辰、孫衣言、余坤等人為浙江人；馮志沂、張穆等為山西人，皆從梅問法：於是桐城之學遍傳各省。故王先謙選乾隆至咸豐年間39人之文為【續古文辭類纂】，欲以此承桐城方、劉之文，就選錄了上述作者的作品。可見在梅曾亮的影響下，桐城派的範圍已大大超越了桐城一鄉一縣。在姚鼐之後，由於梅曾亮的努力，桐城古文又有了活躍的趨勢。
　　
　　（作者單位：【山西大學學報】編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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