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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张正耀
在朝廷腐朽、吏治败坏、民生凋敝的明朝末期，有一位既在政坛上叱咤风云，结纳有识之士，设坛讲学，抨击时弊，倡导改革，与腐朽势力作殊死抗争，又在文坛上呼风唤雨，在“兴复古学”的号召下，创作众多豪放悲壮之作的人物，他就是“以起衰救弊为己任”（黄宗羲《南雷文约•明文案序》）的爱国作家张溥。
张溥（1601――1640），字天如，江苏太仓人，一生历明万历、天启、崇祯三朝。其时，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把持朝政，残酷迫害正直而有操守的东林党人。张溥自小博学多才，奋发有为，尤其钦佩东林党人的高尚节操和斗争精神。因而成年之后，怀抱救国救民的强烈愿望，以东林党人为榜样，积极投身社会政治和文学活动，继续与阉党余孽作顽强不屈的斗争，终于成为功彪史册的杰出人物。张溥一生的主要活动和事迹，可以概括为缔结“三社”，倡导明末社会和诗文改革。
一、创立应社
明天启四年（1624），时年23岁的张溥，与好友张采等人在苏州创立应社。其创立的宗旨是“志于尊经复古”（《七录斋诗文合集•五经征文序》），但它更注重于“气节”和务实有为，对当时的谄媚虚浮、风俗不古的社会现象进行严厉的抨击，号召天下文士有“气节”，保持节操，不向黑暗势力屈服。
应社初起时，以研读《五经》为主要活动内容，社内成员分工合作，组织主题式讲学活动。如张溥、朱隗主讲《易》，杨廷枢、钱旃主讲《书》，杨彝、顾梦麟主讲《诗》，张采、王启荣主讲《礼》，周铨、周钟主讲《春秋》。一两人分工主讲，大家共同研讨。一人专一经，一月为会讲，发挥了各人所长。经过相互交流与切磋，《五经》皆通，而个人所专之经，也更加精深独到。这一既发挥个人特长又带有共同探讨研究的集体治学分工互助的读书活动，是后来清代经学特别发达的主要原因。
与此同时，应社也参加了当时轰轰烈烈的反阉党斗争活动。1626年，苏州发生了反阉党的市民暴动。在这次暴动中，应社重要成员杨廷枢、徐等人，先是“倡率士民数千人谒巡抚，欲令上书申救（周顺昌）”（温睿临《南疆逸史》），接着又回“缇骑横索钱”而“敛财经理之”（《明史•徐传》）。应社领袖张溥更是在事后特撰《五人墓碑记》一文，热烈赞扬苏州市民的斗争精神，阐述人的生死价值观，强调匹夫之死“有重于社稷”，是一篇政治性较强烈的散文。
应社中的部分重要成员，在满清灭明的过程中，表现了崇高的气节。这其中有举兵抗清杀身成仁的，如夏允彝、陈子龙、杨廷枢、徐等；有采薇而高隐、坚守节操的，如朱隗、顾梦麟等，“要之，应社中人殆无一降虏者，此可为应社生色者也”（北京大学《国学季刊》二卷3号《明季南应社考》）。这是与张溥的激扬与倡导分不开的。
二、结燕台社
1627年，27岁的张溥以贡士身份入太学。在太学里，他广会天下贡士、名卿硕儒，受其影响，他们纷纷与张溥订交，一时间，年轻的张溥名满京都。
在太学里，张溥召集了声势浩大的“成均大会”（“成均”即太学）。针对当时“诗书之道亏，而廉耻之途塞”的现实，张溥大声疾呼“学者宜思有以表彰微言，润色鸿业”，希望通过这种大型的集会活动，能够“尊遗经，砭俗学”，期望“盛明著作，比隆三代”（均见吴伟业《复社纪事》），通过文学上的振兴，思想上的廓清，达到拯救国家的根本目的。不难看出，这样的集会形式，已不单纯是普通的以文会友了，而带有鲜明的政治倾向。
在京期间，张溥还与周钟、夏彝仲等人，“目击丑类猖狂，正绪衰息，慨然结纳，计立坛坫”（杜登春《社事始末》），倡立燕台十子之盟，后增至20多人，亦称“燕台社”。燕台社的组织动机完全是出于对污浊政治的反抗，对世道日衰的焦虑，属于一定的政治组织性质，这表明张溥把个人的安危与国家、民族的兴衰联系在一起了。
三、倡立复社
1628年，张溥与杭州的读书社领导人严渡在京都订交。两人经过初步磋商，拟集合两浙文社与吴中文社成立一个统一的组织。1629年，张溥的这一宏大构想得到了时任吴江县令的熊开元和当地名流富绅孙孟朴、吴扶九、沈圣符等人的大力支持和慷慨赞助，终于得以实现。这就是名满天下的复社，也构成了张溥社会和文学事业的顶峰。
天下文社初起时，在明代的文学复古运动方面，主要有两大派别：一派主秦汉，代表人物是王世贞、李攀龙，取法《左传》、《史记》；一派主唐宋，代表人物为归有光、唐顺之，以韩愈、欧阳修、曾巩为宗法对象。各个文社根据地域划分，其所宗法对象不同，门户派别另立，相互抵牾和攻讦的现象时有发生。这种现象不仅阻碍了文士们的学识修养水平的全面发展，更重要的是不利于复古运动的向前健康发展。在这样的情况下，张溥排除门户之见，兼容并蓄，合诸社为一，为之立规条、定程课，“与四方多士共兴复古学”，力图改变“世教衰，士子不通经术”、“登明堂不能致君，长郡邑不知泽民，人材日下，吏治日偷”（陆世仪《复社纪略》）的现实。复社的倡立体现了张溥思想家的远见卓识、政治家的气魄胆识、学者的睿智修养以及文学家的杰出才华，故而“文章为天下冠冕”、“以故仰其盟者，如泰山北斗，而士一如登龙门”（王家桢《研堂见闻杂录》）。
复社的主要活动形式，是召集大型集会，集会时采用“传檄”的方式，天下士子“千里赴会”。据考，复社的大型集会主要有三次：
第一次为尹山大会，即复社成立大会，于1629年在吴江召开。陆世仪的《复社纪略》中记载了当时的盛况：“苕之间，名彦毕至。未见，……远自楚之蕲黄，豫之梁宋，上江之宣城、宁国，浙东之山阴、四明，轮蹄日至。比年而后，秦、晋、闽、广多有以文邮致者。”这种盛况并非大会时才有，在复社存在的十多年间，“四方造访者，舟揖相蔽而下”，“从者或在舟中作食，烟火四五里相接”（朱彝尊《静志居诗话》）。
第二次为金陵大会，于1630年秋天在今天的南京召开。张溥到金陵参加乡试，大江南北复社成员聚会于此，张溥召集大会。史料中对这次大会记载颇略，其会议情况我们不得而知，但其召开对复社的的声名远播无疑起到了推动的作用。
第三次为虎丘大会，于1633年3月在苏州虎丘召开，张溥为主盟。这次大会盛况空前，是复社历次活动中规模最大的一次。《复社纪略》中记载：“先期传单四出，至日，山左、江右、晋、楚、闽、浙以舟车至者数千余人，大雄宝殿不能容，生公台、千人石，鳞次布席皆满，往来如织。游人聚观，无不诧叹，以为三百年来未尝有也。”如此大型的集社活动倾动了朝野，成为几于灭亡的明王朝社会的一大风景。
如此大型的结社活动，如此规模和正规有序的组织形式，加上张溥为人耿直，刚正不阿，一身凛然正气，引来了朱明王朝中一些当权者和卫道者的极度恐慌，招致了一些奸佞小人的嫉恨与攻讦。他们通过向朝廷诬告、散发传单、张贴告示等形式，对复社领袖张溥等人进行恶毒攻击和大肆诬陷。为此，张溥与复社中的其他领袖人物一起与这股黑暗势力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他们不屈服权势的淫威，大胆揭露他们的丑恶行径，先后与当时的掌权者温体仁、蔡奕琛、李明睿诸人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并在朝中正直人士的帮助下获得了斗争的胜利；对社中的败类进行了无情的驱逐与挞伐，对阉党余孽阮大铖进行声讨与驱除；谋解蒙怨下狱的正直官吏黄道周于难，帮助对复社有同情心的失势官吏周延儒恢复官职，并通过他对朝政实施一些改良措施，使衰微的朝政为之一新。
综上所述，张溥在阉党专政之日，不顾危境，挺身反抗，见义勇为，以杰出的组织才能和其高尚的人格魅力。振臂高呼，树立大旗，扶持正义，兴复古学，声动天下，力图挽衰败之封建王朝于既倒，充分显示了他作为一个社会活动家的谋略与才华。他的思想和他的实践活动，甚至影响了后来的杰出思想家黄宗羲与顾炎武等人。他的“兴复古学”、“致君”、“泽民”，力解“世教衰”的思想与黄宗羲的“明道救世”如出一辙；他的“明死生之大，匹夫之有重于社稷”的生死价值观与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可谓异曲同工。真可谓“ず舱裨澹照耀人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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