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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張正耀
在朝廷腐朽、吏治敗壞、民生凋敝的明朝末期，有一位既在政壇上叱咤風雲，結納有識之士，設壇講學，抨擊時弊，倡導改革，與腐朽勢力作殊死抗爭，又在文壇上呼風喚雨，在『興復古學』的號召下，創作眾多豪放悲壯之作的人物，他就是『以起衰救弊為己任』（黃宗羲【南雷文約•明文案序】）的愛國作家張溥。
張溥（1601――1640），字天如，江蘇太倉人，一生歷明萬曆、天啟、崇禎三朝。其時，以魏忠賢為首的閹黨把持朝政，殘酷迫害正直而有操守的東林黨人。張溥自小博學多才，奮發有為，尤其欽佩東林黨人的高尚節操和鬥爭精神。因而成年之後，懷抱救國救民的強烈願望，以東林黨人為榜樣，積極投身社會政治和文學活動，繼續與閹黨餘孽作頑強不屈的鬥爭，終於成為功彪史冊的傑出人物。張溥一生的主要活動和事跡，可以概括為締結『三社』，倡導明末社會和詩文改革。
一、創立應社
明天啟四年（1624），時年23歲的張溥，與好友張采等人在蘇州創立應社。其創立的宗旨是『志於尊經復古』（【七錄齋詩文合集•五經徵文序】），但它更注重於『氣節』和務實有為，對當時的諂媚虛浮、風俗不古的社會現象進行嚴厲的抨擊，號召天下文士有『氣節』，保持節操，不向黑暗勢力屈服。
應社初起時，以研讀【五經】為主要活動內容，社內成員分工合作，組織主題式講學活動。如張溥、朱隗主講【易】，楊廷樞、錢旃主講【書】，楊彝、顧夢麟主講【詩】，張采、王啟榮主講【禮】，周銓、周鍾主講【春秋】。一兩人分工主講，大家共同研討。一人專一經，一月為會講，發揮了各人所長。經過相互交流與切磋，【五經】皆通，而個人所專之經，也更加精深獨到。這一既發揮個人特長又帶有共同探討研究的集體治學分工互助的讀書活動，是後來清代經學特別發達的主要原因。
與此同時，應社也參加了當時轟轟烈烈的反閹黨鬥爭活動。1626年，蘇州發生了反閹黨的市民暴動。在這次暴動中，應社重要成員楊廷樞、徐等人，先是『倡率士民數千人謁巡撫，欲令上書申救（周順昌）』（溫睿臨【南疆逸史】），接着又回『緹騎橫索錢』而『斂財經理之』（【明史•徐傳】）。應社領袖張溥更是在事後特撰【五人墓碑記】一文，熱烈讚揚蘇州市民的鬥爭精神，闡述人的生死價值觀，強調匹夫之死『有重於社稷』，是一篇政治性較強烈的散文。
應社中的部分重要成員，在滿清滅明的過程中，表現了崇高的氣節。這其中有舉兵抗清殺身成仁的，如夏允彝、陳子龍、楊廷樞、徐等；有採薇而高隱、堅守節操的，如朱隗、顧夢麟等，『要之，應社中人殆無一降虜者，此可為應社生色者也』（北京大學【國學季刊】二卷3號【明季南應社考】）。這是與張溥的激揚與倡導分不開的。
二、結燕台社
1627年，27歲的張溥以貢士身份入太學。在太學裡，他廣會天下貢士、名卿碩儒，受其影響，他們紛紛與張溥訂交，一時間，年輕的張溥名滿京都。
在太學裡，張溥召集了聲勢浩大的『成均大會』（『成均』即太學）。針對當時『詩書之道虧，而廉恥之途塞』的現實，張溥大聲疾呼『學者宜思有以表彰微言，潤色鴻業』，希望通過這種大型的集會活動，能夠『尊遺經，砭俗學』，期望『盛明著作，比隆三代』（均見吳偉業【復社紀事】），通過文學上的振興，思想上的廓清，達到拯救國家的根本目的。不難看出，這樣的集會形式，已不單純是普通的以文會友了，而帶有鮮明的政治傾向。
在京期間，張溥還與周鍾、夏彝仲等人，『目擊醜類猖狂，正緒衰息，慨然結納，計立壇坫』（杜登春【社事始末】），倡立燕台十子之盟，後增至20多人，亦稱『燕台社』。燕台社的組織動機完全是出於對污濁政治的反抗，對世道日衰的焦慮，屬於一定的政治組織性質，這表明張溥把個人的安危與國家、民族的興衰聯繫在一起了。
三、倡立復社
1628年，張溥與杭州的讀書社領導人嚴渡在京都訂交。兩人經過初步磋商，擬集合兩浙文社與吳中文社成立一個統一的組織。1629年，張溥的這一宏大構想得到了時任吳江縣令的熊開元和當地名流富紳孫孟朴、吳扶九、沈聖符等人的大力支持和慷慨贊助，終於得以實現。這就是名滿天下的復社，也構成了張溥社會和文學事業的頂峰。
天下文社初起時，在明代的文學復古運動方面，主要有兩大派別：一派主秦漢，代表人物是王世貞、李攀龍，取法【左傳】、【史記】；一派主唐宋，代表人物為歸有光、唐順之，以韓愈、歐陽修、曾鞏為宗法對象。各個文社根據地域劃分，其所宗法對象不同，門戶派別另立，相互牴牾和攻訐的現象時有發生。這種現象不僅阻礙了文士們的學識修養水平的全面發展，更重要的是不利於復古運動的向前健康發展。在這樣的情況下，張溥排除門戶之見，兼容並蓄，合諸社為一，為之立規條、定程課，『與四方多士共興復古學』，力圖改變『世教衰，士子不通經術』、『登明堂不能致君，長郡邑不知澤民，人材日下，吏治日偷』（陸世儀【復社紀略】）的現實。復社的倡立體現了張溥思想家的遠見卓識、政治家的氣魄膽識、學者的睿智修養以及文學家的傑出才華，故而『文章為天下冠冕』、『以故仰其盟者，如泰山北斗，而士一如登龍門』（王家楨【研堂見聞雜錄】）。
復社的主要活動形式，是召集大型集會，集會時採用『傳檄』的方式，天下士子『千里赴會』。據考，復社的大型集會主要有三次：
第一次為尹山大會，即復社成立大會，於1629年在吳江召開。陸世儀的【復社紀略】中記載了當時的盛況：『苕之間，名彥畢至。未見，……遠自楚之蘄黃，豫之梁宋，上江之宣城、寧國，浙東之山陰、四明，輪蹄日至。比年而後，秦、晉、閩、廣多有以文郵致者。』這種盛況並非大會時才有，在復社存在的十多年間，『四方造訪者，舟揖相蔽而下』，『從者或在舟中作食，煙火四五里相接』（朱彝尊【靜志居詩話】）。
第二次為金陵大會，於1630年秋天在今天的南京召開。張溥到金陵參加鄉試，大江南北復社成員聚會於此，張溥召集大會。史料中對這次大會記載頗略，其會議情況我們不得而知，但其召開對復社的的聲名遠播無疑起到了推動的作用。
第三次為虎丘大會，於1633年3月在蘇州虎丘召開，張溥為主盟。這次大會盛況空前，是復社歷次活動中規模最大的一次。【復社紀略】中記載：『先期傳單四出，至日，山左、江右、晉、楚、閩、浙以舟車至者數千餘人，大雄寶殿不能容，生公台、千人石，鱗次布席皆滿，往來如織。遊人聚觀，無不詫嘆，以為三百年來未嘗有也。』如此大型的集社活動傾動了朝野，成為幾於滅亡的明王朝社會的一大風景。
如此大型的結社活動，如此規模和正規有序的組織形式，加上張溥為人耿直，剛正不阿，一身凜然正氣，引來了朱明王朝中一些當權者和衛道者的極度恐慌，招致了一些奸佞小人的嫉恨與攻訐。他們通過向朝廷誣告、散發傳單、張貼告示等形式，對復社領袖張溥等人進行惡毒攻擊和大肆誣陷。為此，張溥與復社中的其他領袖人物一起與這股黑暗勢力進行了堅決的鬥爭，他們不屈服權勢的淫威，大膽揭露他們的醜惡行徑，先後與當時的掌權者溫體仁、蔡奕琛、李明睿諸人進行了針鋒相對的鬥爭，並在朝中正直人士的幫助下獲得了鬥爭的勝利；對社中的敗類進行了無情的驅逐與撻伐，對閹黨餘孽阮大鋮進行聲討與驅除；謀解蒙怨下獄的正直官吏黃道周於難，幫助對復社有同情心的失勢官吏周延儒恢復官職，並通過他對朝政實施一些改良措施，使衰微的朝政為之一新。
綜上所述，張溥在閹黨專政之日，不顧危境，挺身反抗，見義勇為，以傑出的組織才能和其高尚的人格魅力。振臂高呼，樹立大旗，扶持正義，興復古學，聲動天下，力圖挽衰敗之封建王朝於既倒，充分顯示了他作為一個社會活動家的謀略與才華。他的思想和他的實踐活動，甚至影響了後來的傑出思想家黃宗羲與顧炎武等人。他的『興復古學』、『致君』、『澤民』，力解『世教衰』的思想與黃宗羲的『明道救世』如出一轍；他的『明死生之大，匹夫之有重於社稷』的生死價值觀與顧炎武的『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可謂異曲同工。真可謂『ず艙裨澹照耀人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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