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蒙學中汲取傳統語文教育的精華

  作者: 謝嗣極

　　我國蒙學教育歷史悠久，『根據一些零星記載，大概從孔子那一代的時候起就有蒙學(張志公【蒙學全書・序】，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教材豐富，從周代的識字課本【史籀篇】，到近代傳播新學的【時務三字經】，數量不下千餘種；教法獨特，積累了寶貴的教學經驗。然而自從清末學制改革，學塾被廢，古代蒙學教育的長處被忽視。漢語是世界上獨特的語言，漢語文教學改革，必須同時從蒙學教育中借鑑傳統語文教學的經驗，否則語文教學將會成為無源之水，無本之木。當前的語文教育要從以下三個方面汲取古代蒙學的精華。
　　
　　一、教材編寫
　　
　　古代蒙學教材的編寫具有以下值得借鑑的特點。
　　首先，適應漢字的形、音特點。蒙學教材的語言，特色鮮明，大都為短句、偶句、通俗的韻語。這不是偶然的，因為漢字為方塊形，一字一音節，可以編成句式整齊的韻語。這樣的句子，富有節奏感，音樂性，琅琅上口，易讀易背。如：
　　融四歲，能讓梨；弟與長，宜先知。（【三字經】）
　　雲騰致雨，露結為霜，金生麗水，玉出崑岡，劍號巨闕，珠稱夜光。（【千字文】）
　　蜀犬吠日，比人所見甚稀：吳牛喘月，笑人畏怯過甚。（【幼學故事瓊林】）
　　滄海桑田，謂世事多變；河清海晏，兆天下昇平。（【幼學故事瓊林】）
　　其次，適應蒙童心理。從心理學的角度說，短句、押韻、通俗、貼近生活的文字，總是容易記住，成人尚且如此，兒童更是這樣。我國古代雖沒有系統的心理學研究，但古人在這方面有豐富的感性知識和經驗積累。明代呂得勝的【小兒語序】開頭便說：『兒之有知而能言也，皆有歌謠以遂其樂。清楚地指出兒童以唱歌謠為快樂。他兒子呂坤，受命編【續小兒語】成，找小朋友試讀後感慨道：『言各有體，為諸生家言，則患其不文；為兒曹家言，則患其不俗。強調對兒童說話，要通俗。蔡元培在【子民自述》裡說：『那時候的幼童，本有兩種讀書法：其一是先讀【詩經】，取其句短而有韻，易於上口。因此蒙學教材多用短語、偶句、通俗的韻語編成。
　　再次，目標明確。每種蒙學教材都有明確的教學目標：有的教蒙童識字，有的介紹歷史典故，有的訓練詩歌用韻、對仗，有的培養詩歌閱讀欣賞，有的進行道德規範教育。即使同為識字課本，【常用雜字】與【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的目標也不相同。【常用雜字】開宗明義：『人生世間，耕讀當先，生意買賣，圖賺利錢。學會寫賬，再打算盤，天平戥子，紙墨筆硯。由此可見這本書的教學目標不是求取功名，而是識字、記賬。教育者可以根據教育對象、教學目標，選擇不同教材。
　　又次，針對性強，易學有用。蒙學教材多由專家、學者針對某種目標專門編寫，如作古體詩講究對仗和押韻，而字的平仄和所屬韻部不易記住。【笠翁對韻】和【聲律啟蒙】就是為解決這一難題編寫的。這兩本書，運用對句，按韻編排，如：『雲對雨，雪對風，晚照對晴空。來鴻對去燕，宿鳥對鳴蟲。三尺劍，六鈞弓，嶺北對江東。背熟了這兩部書，既記住了常用字所屬的韻部，又學到了平仄和對仗的知識，一舉多得。讀書和寫作都要懂得成語典故，【幼學故事瓊林】便成了必讀的書，對這本書鄒聖脈是這樣評價的：『欣逢至治，擢取鴻才，時藝之外，兼命賦詩，使非典籍先悉於胸中，未有揮毫不窘於腕下者。然華子之【類賦】，姚氏之【類林】，卷帙浩繁，艱於記憶。唯程允升先生【幼學】一書，誠多士饋貧之糧，而制科度津之筏也。意思是讀了這本書便可以『典籍悉於胸中，『揮毫不窘於腕下，助你通過科考。
　　和蒙學教材不同，現行語文教材每冊都有許多教學目標，從小學到中學的各冊語文教材，教學目標簡單循環，沒有明顯的層級遞進。如果借鑑蒙學教材的編寫方法，每冊教材可集中解決一個主要目標。小學階段主要完成四大目標：識字，據說【千字文】古代學塾中用一年教完，那麼小學六年完成200個常用字的識字目標應該不成問題；寫字，小學畢業，能寫一手清楚端正的字，這樣的話，學生的書寫就不至於像現在這樣不堪入目；背誦，會背一定數量古代詩詞，詩詞要貼近兒童生活，短小易懂，小學階段如果能背二百首，學生的文化、文學修養就不可小看；寫清楚一件事，這一目標可以在小學高年級（五、六年級）達成。初中、高中再分層設計由低到高的教學目標。這樣『集中兵力打殲滅戰，那麼教學效果會好得多，教學效率會高得多。
　　蒙學教材，除少數文選類，如【千家詩】，大多為名家為某種教學目標專門編著。最為典型的是【千字文】，據【太平廣記】載：
　　梁王教諸王書，令殷鐵石於大王（王羲之）書中拓一千字不重者，每字片紙，雜碎無序。武帝召興嗣謂曰：『卿有才思，為我韻之。興嗣一夕編綴進上，鬢髮皆白。
　　可見【千字文】最初是為教諸王書法而編寫的，因字不重複，語言優美，內容豐富，成了很好的識字課本。【千字文】是這樣，【幼學故事瓊林】、【聲律啟蒙】等都是如此。現行的語文教材都是文選式，編者按一定的教學目標選文，其最大局限是有時選不到合適的文章。但如果借鑑蒙學教材的編寫方法，選文和編著結合，就可以彌補選不到合適文章的不足。尤其是低年級的教材，如果能用語句簡短、琅琅上口的韻文寫，那就一定會受到小學生的歡迎。
　　
　　二、工具性和人文性的統一
　　
　　語文課的性質之爭由來已久。上個世紀0年代特別是198年以後語文課成了一種變相的政治課，對此有人提出『不要把語文課上成政治課。196年曾經進行過一次教育改革，當時把語文課本改成文學課本，按照文學史的框架選擇經典著作，又有人強調語文課不是文學課。上世紀60年代針對這兩種傾向提出了『語文課是一門工具課的說法。1997年【北京文學】第11期刊登了鄒靜之、王麗、薛毅討論語文課的文章，一時間引發了全國性的大討論。有人說：『中學語文教學的種種問題，一言以蔽之，是人文價值、人文底蘊的流失，將充滿人性之美、最具趣味的語文變成枯燥乏味的技藝之學、知識之學，乃至變成一種應試訓練。（楊東平【語文課：我們失去了什麼】，【中國語文教育憂思錄】，教育科學出版社1998年版）討論中眾多板子紛紛打到傳統語文教育的屁股上，這板子實在是打錯了地方，因為討論文章所指的傳統語文，並不是真正的傳統語文，而是舶來品，其教材編寫思想和教學方法都是從前蘇聯進口來的。真正的傳統語文應該是本土化的，它蘊含於我國歷史悠久的蒙學教育中，最為突出的是工具性和人文性達到了近乎完美的統一。這主要表現在以下幾方面：
　　首先，教材各有側重，分別承擔工具性和人文性的任務。承擔識字教學任務的有【三字經】、【千字文】、【百家姓】等，承擔成語典故教學任務的有【龍文鞭影】、【幼學故事瓊林】、【歷代蒙求】等，承擔詩歌寫作任務的有【笠翁對韻】、【聲律啟蒙】等，以上側重於工具性。承擔詩歌閱讀欣賞任務的有【千家詩】等，承擔規範道德教育的有【朱子家訓】、【弟子規】等，以上教材側重於人文性。這些教材構成了人文性和工具性兼顧的目標體系。
　　其次，人文性和工具性互相滲透。前文所說人文性和工具性各有側重是就教材的主要目標而言，其實各種教材工具性和人文性是相互滲透的。如【三字經】，以識字為主要目標，此外社會倫理、自然知識等目標都滲透在識字這個主要目標中。【三字經】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選入【兒童道德叢書】，就是明證。即使以識字、記賬為目標的【常用雜字】，也有教人誠信的『升合斗桶，一稱兩端，明斤明兩，不哄不瞞、勸人為善的『扶老攜幼，救苦救難，聾啞瞎瘸，舍水舍飯，殘疾無保，關懷飽暖，恤孤憐貧，理所當然。【幼學瓊林故事】4萬字左右，收錄了舊時文人常用的成語典故。這些成語典故的內容包括天文地理、歲律時令、文臣武職等33個方面。這樣把人文性的內容滲透在知識學習的過程中，起到『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的作用，比起純粹的道德說教效果要好得多。
　　

　　再次，重視道德規範教育。一個民族的傳統道德規範是人文精神的重要組成部分。即使以今天的道德標準來衡量蒙學教材，其精華部分仍是可以傳世而不朽的中華傳統美德，應該發揚光大。如：
　　香九齡，能溫席。孝於親，所當執。（【三字經】）
　　兄道友，弟道恭。兄弟睦，孝在中。（【弟子規】）
　　一粥一飯，當思來處不易；半絲半縷，恆念物力維艱。（【朱子家訓】）
　　凡出言，信為先。詐與妄，奚可焉。（【弟子規】）
　　寧好認錯，休要說謊。教人識破，誰肯作養。（【小兒語】）
　　見高貴而生諂容者，最可恥；遇貧窮而作驕態者，賤莫甚。（【朱子家訓】）
　　擔頭車尾，窮漢營生，日求生活，休與相爭。（【小兒語】）
　　以上有的講孝親，有的講節儉，有的講誠信，有的講待人，這些內容在古代蒙學教材中比比皆是。蒙童們整天口誦耳聞這些句子，對其人格形成自然會產生潛移默化的積極影響。毋庸諱言，由於時代的局限，蒙學教材中也存在着糟粕。其中有的宣揚宿命論，有的宣揚忠臣烈女的封建觀念，有的宣揚讀書做官的名利思想。如：
　　百年還在命，半點不由人。（【名賢集】）
　　忠臣不事二君主，烈女不嫁二夫郎。（【名賢集】）
　　一馬不備雙鞍，忠臣不事二主。（【名賢集】）
　　帝德如天大，君恩似海深。在朝與在野，總要竭忠忱。（【續神童詩】）
　　天子重英豪，文章教爾曹。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神童詩】）
　　這些都是應該剔除的糟粕。但是客觀地說，如果認真地讀一讀蒙學教材，就會發現其精華遠遠超過其糟粕。
　　所有這些都是值得借鑑的。當然在借鑑的時候首先要分清精華和糟粕，我們不能簡單地評價為『宣揚了封建的綱常倫理，就在倒髒水時連金娃娃也倒掉了。
　　
　　三、教學方法
　　
　　古代蒙學的教學『是一種經驗式的教學，『不過，經驗式的教學，卻符合語文學習的規律。（李玉德【語文教學是怎樣倒掉『孩子的】，【中國語文教育憂思錄】，教育科學出版社1998年版）值得借鑑的主要有下列兩方面。
　　首先是背誦。背誦是蒙學教學中最普遍、最主要的教學方法。注重熟讀與背誦，是有其科學道理的。熟讀有助於理解。古人說：『讀書百遍，其義自見。朱熹說：『大抵觀書先須熟讀，使其言皆若出於吾之口。繼以精思，使其意皆若出於吾之心，然可以有得爾。說明了熟讀、精思、理解之間的關係。熟讀能增強語感，提高語言表達能力。學好語言需要大量的知識積累，如果沒有一定量的背誦，不把大量的文字、詞彙以及豐富的文化、歷史知識存入大腦，那就仿佛一台只有硬件沒有軟件的電腦，怎麼能夠熟練地駕馭語言，準確地表情達意呢？
　　但背誦這一教法最為今人詬病，理由是學生不理解內容，只能死記硬背，勢必扼殺學習興趣。其實這種評價是片面的。對此最有發言權的是親身經歷者。
　　陳從周：『記得我幼年讀的第一本書就是【千家詩】，至今篇篇都很熟悉，那是得益於當年的背誦。當時有些篇章也一知半解，但我都背出來，等以後再理解。比如【幼學瓊林】這本書，就是我在私塾中由老姑丈親授的，書中的許多人物傳略、歷史、地理常識等，那時我雖然不完全懂得其中的內容，但總覺得音節很美，上口容易，我就天天背誦，長大後就豁然貫通了。（【讀書的回憶】見【書的夢】，河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蔣夢麟：『在老式私塾里死背書似乎乏味又愚蠢，但是背古書倒也有背古書的好處。一個人到了成年時，常常可以從背得的古書里找到立身處事的指南針。（轉引自張倩儀【另一種童年的告別】，商務印書館2001年版）
　　綜合以上例子可以看出三點：其一，因為音樂性強，不懂並不影響背誦，陳從周覺得音節很美，上口容易，就天天背誦，看來並沒有把背書當作苦事。其二，當時不懂，以後就懂了。其三，從背得的書中可以悟得做人的道理。
　　其次是略講。蒙學教師講得很少，這也是現代教育者所批評的。其實略講有略講的道理。孔子說：『不憤不啟，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學記》裡說：『善待問者如撞鐘：叩之小者則小鳴，叩之大者則大鳴，待其從容，然後盡其聲。不善答問者反此。就是說要給學生思考領悟的時間。要等到學生有了學習的主動性和迫切性的時候，再教給他們。如果學生的知識和閱歷不夠，教師過多的講解，反會成為學生今後閱讀的框框，限制了學生閱讀的創造性。我們知道，對於一首詩、一篇文章，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同一個人在不同的時期也有不同的理解。魯迅先生說：『年青時讀向子期【思舊賦】，很怪他為什麼只有寥寥幾行，剛開頭卻又煞了尾。然而，現在我懂得了。既然如此，就不要試圖讓學生對文本的理解一步到位，這種做法是反科學的。略講的科學性就恰恰在於給了學生自主閱讀的空間和時間。
　　借鑑蒙學教育的經驗，是『法其所以為法，是學習其科學的方法，繼承其具有先進性的文化，而不是照抄古代私塾教育的那一套。
　　（作者單位：南京外國語學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