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文學批評家的史識

  作者: 張桂萍

　　李長之（1910―1978），原名李長治、李長植，山東利津人。1929年入北京大學預科學習，1931年考入清華大學生物系，兩年後轉讀哲學系，同時參加了【文學季刊】的編委會。1934年後曾主編或創辦【清華周刊】文藝欄、【文學評論】雙月刊和【益世報】副刊，從此進入文學批評界。1936年出版【魯迅批判】一書，奠定了他批評家的地位。該年自清華大學畢業，遂留校任教。以後又歷任京華美術學院、雲南大學、重慶中央大學的教職。1940年在中央大學教授中國文學批評史，並任教育部研究員。1944年主編【時與潮】副刊。1945年任國立編譯館編審。抗戰勝利後隨編譯館由重慶北碚遷南京，主編【和平日報】副刊。1946年10月赴北京師範大學任副教授，並參與【時報】、【世界日報】的編務。這時他主要從事古典文學研究和文化藝術的批評，重要的著作有【批評精神】、【迎中國的文藝復興】、【道教徒的詩人李白及其痛苦】、【司馬遷之人格與風格】、【苦霧集】（一名【文學研究中之科學精神】）、【夢雨集】（一名【文藝批評與文藝教育】）等。建國後一直任北京師範大學教授，著有【陶淵明傳論】、【中國文學史略稿】、【李白】等。1951年由於發表了【武訓傳和武訓畫傳】一文，遭受批判，1957年被打成右派，此後其批評活動基本停止。
　　作為批評家，李長之涉獵的領域極為廣泛。他精通德文和英文，能閱讀法文、俄文、日文原著，早年不僅醉心於德國學術和文化的介紹評論，而且始終關注中國文化和文學研究，因此其文學批評方法有着中西結合、通匯古今的特點。另外，他的勤奮多才在現當代文化史上也是少見的，從他不足二十歲在北大讀書開始，到他50年代被打成右派，三十多年中他除了寫有幾百篇論文外，還出版了二十餘種專著，他批評過代表中國古代文化最高成就的孔子、屈原、司馬遷、杜甫、王羲之等人，以及幾乎所有現當代知名作家。他出版有詩集【夜宴】、【星的歌頌】，也翻譯過歌德的【歌德童話】、康德的【判斷力批判】、瑪爾霍茲的【文藝史學與文藝科學】。但他在文學批評上的成就和地位更令人矚目，他一生也是以批評家自居的。對於這一點，溫儒敏的【中國現代文學批評史】和於天池的【批評家李長之】等論著都有深入的闡述。
　　在李長之數量眾多的批評著作中，【司馬遷之人格與風格】是其古典文學批評和研究的力作。當代學者多把它看作是具有傳記批評色彩的專著，所採用的主要批評方法就是將作家的生平事跡與其作品相聯繫，注意抓住其本質特徵及其進展過程予以全面的批評。筆者想強調的是，他在闡述問題時表現出來的準確和敏銳，以及敢說敢為、獨立自信的氣概，顯示了李長之文學批評的總體特點。這一特點的形成與其對『史識』的認識和堅持是分不開的。
　　【司馬遷之人格與風格】完成於1946年，1948年由開明書店出版，問世已近60年了，可以說是一本老書。但無論史學界還是文學界，一提起這本書，大家都會想起它豐富生動的內容和充滿激情的表述。它為什麼有這種經久不衰的魅力？對此，學者多從李長之先生表述上的富有文采和激情加以評價，但我想更為重要的原因，還是與李長之先生表現在書中的史識有很大的關係的。
　　與先前或同時代的【史記】研究著作相比，本書一個鮮明的特點就是明確提出了從『史識』出發進行撰述的宗旨。李長之先生認為，當時在大學裡開的『史記研究』的課，只講版本，講訓詁，講甲說乙說，而自己不說，甚而有的人只以點點『句讀』為事，充其量不過講講『義法』，如此而已。因此，作者在【自序】中提出：
　　我認為，史料不可貴，可貴是在史料中所看出的意義，因此，歷史不該只在求廣，而且在求深！
　　在後來的論述中，李長之先生還特別在第七章列出一節討論司馬遷的史識，並在很多地方指出其『史識』之所在：
　　司馬遷之難能可貴，並不只在他的博學，而尤在他的鑑定、抉擇、判斷、燭照到大處的眼光和能力。――這就是所謂識。就是憑這種識，使他統馭了上下古今，使他展開了『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事業，使我們後人俯首帖耳在他的氣魄和胸襟之下。學問到了這個地步，已近於一種藝術，因為它已經操縱在己，沒法傳給別人，也沒法為人所仿效了！
　　一個歷史家之可貴，並不在史料之多，而在對史料之了解，並能看出它的意義。……司馬遷之可貴，乃在他的『識』。由於他的『識』，於是他能對平凡的史料，而掘發出了意義。
　　讀書多不難，難在讀書要有理解。即以司馬遷之論孔子，論老子，論屈原，他是太會讀書了。這就又靠他的識了。
　　在李長之先生看來，司馬遷的【史記】使歷史著作成為一種藝術，靠的並不是堆砌史料，而是抉擇、鑑別史料的史識，而這些燭照大處的眼光和能力又必須通過讀書來培養。他所說的讀書不是鑽進故紙堆的『死讀』，而是要不斷磨練理解史料、鑑別史料的能力，促使自己的史識不斷提高。這些認識最終形成他對『良史』之才、學、識、德的理解：
　　一個人的『學』誠然重要，然而真正本錢還是在『識』，劉知幾說良史一定要有才學識，章學誠又加上德，然而三者或四者之中，最重要的還是『識』。因為『才』不過使一個人成為文人，『學』不過使一個人成為學者，只有『識』才能讓一個人成為偉大的文人，偉大的學者。至於『德』，那也仍是識的問題。能見大體之謂識，能察根本之謂識，有這種識，還會沒有史德麼？必須有『一覽眾山小』的境界，然後足以言史！
　　他在這裡提出識是『良史』修養中最緊要的一條。這不是他的創見，古代學者也多有這樣的看法，值得注意的是他對德、識關係的理解。他強調的識是能見大體、察根本的能力，從更深層看也是史家道德人格的修養，凡對歷史、國家、政治等大是非都能有通達之見的，還會沒有史德嗎？可見，他所說的識不是對某一具體問題的一偏之見，而是通識，是識與德的統一體。正因為有了這樣的認識，李長之先生評論【史記】時沒有炫耀自己的博學（儘管他在哲學、美學、文學、歷史學、心理學、語言學等方面都有很高的修養），而是儘量以良史的標準來要求自己，從總體的學科背景和貫通的發展趨勢發掘司馬遷及【史記】的豐富內涵。這可以說正是得司馬遷『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之深旨，表現了他善讀書的識力。
　　應當指出，本書是第一本把司馬遷同時作為史學家、文學家與思想家並加以系統考察的學術專著。作者從史學、文學、哲學的角度，對【史記】產生的時代特點，司馬遷的學術淵源、歷史觀點、政治思想，到【史記】各篇的具體作者、著作年代及其風格等問題，進行了廣泛的探討。作者在第七章【司馬遷的精神寶藏之內容――浪漫的自然主義】中，從思想淵源上探討了司馬遷的思想與儒家、道家和荀學的關係，認為司馬遷主要受惠於孔子，和孔子有『真正的共鳴』，但其根本思想還是道家。這主要源於家學，也受荀子學說中自然主義的影響。所謂『自然主義』是指司馬遷的思想帶有辯證法和唯物史觀色彩。由於漢朝受楚文化的影響，加之通西域後『異國情調』的輸入和漢武帝初期經濟的繁榮，造成了一個洋溢着浪漫精神的時代，這又使司馬遷的性格帶有了浪漫色彩。這樣，從思想上看，司馬遷是自然主義的，在性格上卻是富於浪漫和情感的――這是李長之對司馬遷和【史記】研究定下的基調。然後，他又揭示了司馬遷歷史家的身份和地位，說司馬遷『究竟是一個歷史家』，並從司馬遷的歷史意識、歷史哲學和歷史科學及政治觀、史官傳統等方面，突出闡述了司馬遷的史學思想及其在史學上的貢獻。在此基礎上，作者在【司馬遷的風格之美學上的分析】和【文學史上之司馬遷】兩章中，着重闡述了司馬遷文章的風格和美學特徵及其在文學史上的影響。書名中所謂『人格』包括對司馬遷思想、性格、心理及其成因的探討，『風格』則主要是分析【史記】一書的創造性特徵的構成，這樣就把史家司馬遷的個性特徵和偉大史著【史記】的創造性緊密結合起來。
　　

　　李長之先生在後來完成的【中國文學史略稿】第二卷（五十年代出版社，1954年6月初版）中，更加明確地稱司馬遷是『偉大的歷史家並文學家』，並且論述了『作為思想家的司馬遷』，是他對上述觀點的進一步總結。後人在這些問題的探討上，很少能出其範圍。如上世紀七八十年代以來出版的幾種司馬遷評傳，大都在此基礎上立論。而很多文學史評述【史記】，大致從思想性和藝術性兩方面立論，思想性着重分析其人民性，藝術性則集中在對其人物傳記的分析上，反而不如本書更能揭示【史記】所蘊含的豐富內涵，更不能突出其創造性和個性特徵。由此也可見出史識對一個文學批評家和文學史家的重要性。
　　在研究方法上，李長之已經開始用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為指導，來揭示司馬遷歷史思想的先進性。他指出：
　　司馬遷是一個有史觀的人……他有他的歷史哲學。假若說他的歷史意識，是在所謂『通古今之變』上，那末他的歷史哲學，就是在『究天人之際』上。天人之際是什麼？用現在的話講，就是客觀力量和主觀行為的消長結果。因為他看重客觀力量，所以也可以說他的史觀乃是唯物史觀。在客觀力量之中，更重經濟力量，這是我們已經說過的了。同時他所認識的客觀力量並不是死的，而是在一種動態之中的，這動態卻又有一種法則可尋，那就是盛衰循環，近於一種辯證法。
　　以此為依據，他還對『變』、『漸』、『理』、『勢』、『自然主義』等範疇和概念進行了具體分析，認為客觀力量『也便是一種「勢」――這是物質的自然和人為的（文化的，歷史的）活動所加在一起而構成的一種趨勢』，這就是道家講的『自然主義』，是司馬遷思想的哲學基礎。將司馬遷的歷史思想基礎歸結為道家，固然是一家之說，但他在具體分析過程中所表現出的辯證唯物史觀和方法論的修養和力圖溝通中西方歷史思想的努力，也使人們從一個方面理解了司馬遷歷史哲學的現代意義。但是也應該看到，李長之在運用馬克思主義理論方面還顯得有些薄弱，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他對【史記】『實錄』特徵的認識。這與當時尚未建立完整的馬克思主義理論體系的時代因素有關。後來季鎮淮寫【司馬遷】（1955年初版），就把李長之所說的『浪漫的自然主義』的司馬遷稱為『現實主義的歷史家、文學家』；把司馬遷的『民間精神』稱為『褒貶尺度的人民性』，並把尊重實事求是看作是人民性的來源；還用了現實主義理論的典型性來分析【史記】的『實錄』特徵，可以說是用更為先進完整的理論發展了李長之的【史記】研究。從他們身上可以看到時代思潮對學者見識的影響。
　　另外，在重視理論的同時，李長之還很重視史料，表現出他在選擇史料、鑑別史料方面的識力。他每論一個問題都儘量全面地搜集材料，尤其注重採集【史記】原書中的材料，並一條條選擇出來，統歸在他的論點下，常令人有耳目一新、茅塞頓開的感覺。如第三章作者分析了司馬遷與孔子【春秋】及六藝的學術淵源，指出司馬遷在史學方面受惠於孔子之處，主要體現在古典精神、對歷史人物之人格的欣賞和評論、理智色彩、慎重和徵信的態度、人生的體驗與智慧等幾方面；同時也辨析了他們思想旨趣的異同，使人讀來如撥開重重迷霧，看到了這兩位巨人之間的精神聯繫。這也表現了作者思接千載、縱觀全局的史識。更妙的是，他還用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的考據方法來分析【史記】文章風格的形成及影響，認為司馬遷文章的風格來自秦文，又受到【楚辭】的影響，文字可稱『奇而韻』，奇來自秦文的矯健，韻則由於受【楚辭】的洗禮。從影響上看，作者着意分析了司馬遷文章風格特徵與古文運動的關係，認為『司馬遷是被後來的古文家所認為宗師的』（第296頁），但後來的古文家學到的只是司馬遷在表面上的一點姿態而已，因為沒有司馬遷那樣的才識經歷，能夠多少創作出【史記】那樣有生氣的文章的，卻愈來愈少。這些見解的獲得，體現了李長之先生所具有的文學家的體察入微之才情及歷史家的嚴謹考索之功力。這種研究方法貫穿全書，表現了作者的通識。
　　正如大多數讀者所感受到的，本書在表述上的特點是很突出的，這也與李長之對文學的識見有密切關係。即他有一個明確的撰述思想：『我寫一部東西，很少是基於外在的動機，卻往往基於自己的一點創作欲求。……在我沒感到和自己的生命有着共鳴時，我也根本不能選擇了作為我寫作的對象。』（自序）本着這個原則來寫司馬遷，首先要求作者儘量準確地把握司馬遷所處時代的特徵及其生活的環境，這無疑要費些探索和體察的功夫。從第一章到第六章就是作者作出的努力。他用優美而富於情感的筆調，精審詳核地分析了司馬遷所處時代、家學淵源、文化背景、精神性格、人生經歷等等因素對司馬遷及其作品的影響，特別是對漢代酷吏之風的分析和對漢武帝與司馬遷這『兩個英雄』的比較，雖然頭緒繁多，但論述清晰流暢，深入有力，可謂是知人論世，婉而成章。假如沒有對問題的深刻理解，是不會寫出這樣生動的文章的，因此我們說這種風格是在卓越史識指引下形成的。李長之分析司馬遷的風格，認為【史記】做到了使文風與所記述人物性格相符，即主體風格與描述對象在審美意味上的統一性。而他在寫【司馬遷之人格與風格】這本書時，也不自覺地形成了這樣一種風格：在整個敘述過程中，作者對司馬遷的才華、史識、個性、經歷等，都深寄理解之情，對其浪漫的自然主義深有體會，故在行文中可感受到司馬遷之遺風。
　　從學科發展來看，由於李長之注重從各個學科互相交融的整體背景出發來發現問題、解決問題，因此他所涉的問題是比較豐富的。他提出了司馬遷與【史記】研究中很多重大問題，開拓了【史記】研究的領域，並提出了發人深思的深刻見解。如，作者運用文藝美學的理論闡述【史記】的美學風格，並不僅僅是把【史記】當作文學作品，還把它看作是代表一個時代精神活動之精華的藝術品。他在『【史記】一書的個性』一節中說：『原來司馬遷在一個歷史家之外，兼是一個藝術家，他曉得每一篇傳記一定有一個中心，為求藝術上的完整起見，便把次要的論點（在藝術上的次要）放在別處了。這是前人所發見的「互見法」。』他說司馬遷是藝術家，更多意義上是就其表述上的成就而言，並且認為司馬遷的歷史意識佐之以詩人的慧眼，使【史記】表現出史詩性。這種認識對我們今天研究歷史文學這一分支學科是很有啟發性的。後來很多關於傳記美學、【史記】藝術美等方面的研究著作大多受到李長之的啟發。作者提出的司馬遷的愛奇、愛人才、民間精神等看法，也為後來人們探討司馬遷的美學思想提供了重要線索。此外，作者在『司馬遷的歷史哲學與歷史科學』一節中，分析了司馬遷在史學上的貢獻，認為【史記】在歷史科學的方法上貢獻尤大：『司馬遷的歷史已經能夠探求到人類的心靈。所以他的歷史，乃不唯超過了政治史，而且更超過了文化史，乃是一種精神史、心靈史了……這就可見司馬遷乃是要在人類的生活經驗之中而尋出若干範疇來了。因此，他的書乃是演化與體系二者並重的。』這其實就是在後來得到系統闡述的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及其歷史的、人生的、社會的研究方法，李長之先生在此已探索到其內核了。
　　這些分析對文學家、史學家和思想家都極具參考價值，類似這樣的問題，全書各部分都從科學預見上提出了不少新見解和大膽的設想，既給人有益的啟發，又為【史記】研究展現了一個生機勃勃、充滿挑戰的前景，可以說是開了一代新風。李長之先生在『史記學』上起到的承先啟後的作用，也是學術界所公認的。我們從中也能得到一點啟示，注重史識，不僅使一個文學批評家提出了超越本學科領域的一些重大問題，深化了某些問題的研究，還在此過程中使個人的德、才、學、識得到更高層次的鍛造，這是推動學科發展和個人進步的內在動力。
　　（作者單位：西南大學文學院）
　　
　　黃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孫，名曰軒轅。生而神靈，弱而能言，幼而徇齊，長而敦敏，成而聰明。軒轅之時，神農氏世衰。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農氏弗能征。於是軒轅乃習用干戈，以征不享，諸侯咸來賓從。而蚩尤最為暴，莫能伐。炎帝欲侵陵諸侯，諸侯咸歸軒轅。軒轅乃修德振兵，治五氣，五種，撫萬民，度四方，教熊羆貔貅虎，以與炎帝戰於泉之野。三戰，然後得其志。蚩尤作亂，不用帝命。於是黃帝乃征師諸侯，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遂禽殺蚩尤。而諸侯咸尊軒轅為天子，代神農氏，是為黃帝。天下有不順者，黃帝從而征之，平者去之，披山通道，未嘗寧居。東至於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於空桐，登雞頭。南至於江，登熊、湘。北逐葷粥，合符釜山，而邑於涿鹿之阿。……有土德之瑞，故號黃帝。
　　（司馬遷【史記•五帝本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