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析『詩史』觀辨正及宋夏戰事詩的『詩史』性質(3)

  來源: 中華文史網

(二)有史有情。忠憤沉鬱  


　　儘管以詩記史、以詩傳史是『詩史』作品的重要功能，但這並不能掩蓋其抒發情感的審美本質。宋初詩人楊億在其【讀史白體】一詩中云：『史筆是非空白許，世情真偽復誰知。』其強調詩歌創作要展現『世情』，而不是一味去寫實，這實際上是對詩家有史而無情之創作傾向的批判。此後的韓宗愈亦以『悲歡憂樂、忠憤感激、好賢惡惡』來定義杜詩『詩史』的情感特徵。由此可見，宋人將『詩史』作品的紀史與言情功能視為同等重要。受此影響，宋夏戰事詩同樣是以記述客觀史實為依託，以此展現北宋士人在國家遭受戰禍時期的心理感受，蘊涵着濃厚的主觀情感色彩，而這一主觀情感則集中體現在『忠義』二字上，即如黃庭堅所謂的『千古是非存史筆，百年忠義寄江花』，此處的『忠義』實則是宋人報國熱情與必勝信念的深切體現。不論是楊億『予生雖儒家，氣欲吞逆羯』(【鄭工部陝西隨軍轉運】)的威武勢氣，還是梅堯臣『勇脫區區簿書內，壯心應欲請長纓』(【送李涇州審言】)的慷慨情懷，無不是宋人『忠義』之精神的深刻體現，其深遠的濟世之志與濃郁的愛國熱情均包涵於其中。  
　　有『忠』必有『憤』，這似乎是古代文人士大夫在入世過程中的必然心理過程。在強大的王統和道統面前，士人們只有絕對服從的權利。因而，當面對國家危亡而又無法施展自己的人生抱負時，由『忠』而『憤』的情感便會油然產生。由於軍事力量的孱弱，北宋在抗擊西夏的過程中連連挫敗。面對朝廷用人不濟、賞罰不明而造成的戰敗局面，文人們對此痛心疾首，並通過詩歌將滿心的忠憤之情展現出來。如陶弼的【兵器】一詩，就以『朝廷急郡縣，郡縣急官吏。官吏無他術，下責蚩蚩悲』來揭示朝廷面對西夏的強大攻勢而舉手無措的難堪境遇。此外，諸如『中原太平日已久，刃頓兵閒空細柳』、『西邊用兵地，黯慘無人耕』、『馬肥甲重士飽喘，雖有弓箭何所施』、『縱橫屍暴積，萬殞少全生』等對邊地戰事慘痛局面的揭示，其情感之痛切沉鬱，與杜甫『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有着異曲同工之妙。一方面是『報君自說心如石，憂國人言鬢如絲』的炙熱之情，另一方面則是『謀夫憤憤壯士憂，屢獻忠言曾苦口』的難言隱衷，當憂國之情與憤然之心碰撞到一起時，北宋文人也難免產生『只期名隨扁舟去，掉臂江湖擲錦袍』的退避心態，以及『倚鋤西北望，涕淚沾空襟』的無奈喟嘆。由此可見，宋夏戰事詩在以紀實筆法抒寫社會現實的同時，亦傾注了濃郁的主觀情感，最終達到了以『史』傳『心』的目的，讓後人感受到北宋文人在面對國家危亡時的複雜心態與艱難處境。  


　　(三)律切精深。意在言外  


　　記史與傳情是『詩史』的核心內涵所在，這必然需相應的藝術形式去加以表現，宋人對此極為重視。如歐陽修就以『善陳時事，律切精深，至千年不少衰』來定義『詩史』的內涵，其所謂的『律切精深』正是對『詩史』作品外在藝術形式的強調。就連以闡發性理思想而名著一時的理學家邵雍，在【詩史吟】一詩中亦認為：『詩史善記事，長於造其真。真勝則華去，非如目紛紛。』其所謂的『真』和『華』其實就是內容與形式的關係，他在肯定『詩史』作品真實記述社會現實的同時，亦強調形式上的美觀。不論是『律切精深』，還是形式之『華』，它們都是宋詩『以文字為詩、以議論為詩、以才學為詩』之總體藝術特徵的具體體現。  
　　在宋夏戰事詩中，我們發現宋代文人往往用『羌賊』、『西戎』、『羌奴』、『猖夷』、『豺狼』、『夷狄』等稱謂指稱西夏。如蘇舜欽【瓦亭聯句】中的『風策策風呼號，羌賊膽開凶焰豪』；鄭獬【羌奴】中的『飽則啼齧，羌奴敢肆行』；曾鞏【邊將】中的『當今猖夷久猖獗，兵如疽癰理須決』；等等。由此可見北宋文人對戰爭的憎惡。在發表議論的同時，北宋文人亦不忘以聲色工整的句律來表達內心的情感。如：『悠悠捐歲序，忽忽抱心曲。』(高敞【沒蕃土】)『氣絕心肝裂，號窮血淚橫。』(王令【何處難忘酒】)『幕府上功連舊伐，朝廷稱慶具新儀。』(王安石【和蔡副樞賀平戎慶捷】)這些詩句中的『悠悠』與『忽忽』、『心肝裂』與『血淚橫』、『舊伐』與『新儀』的對舉，雖律切精深，但卻意在言外，形象而真切地表現了北宋文人厭倦戰爭、渴望統一的內心願望，這既是他們詩歌語言錘鍊的結果，同時也是其至大至剛、豪放外發之人格力量的顯現，二者的高度結合，正是宋代文人在歷經宋夏戰爭過程中振作精神、煥發熱情、內心激憤之心靈世界的藝術呈現，從而達到了傳史與傳心的雙重效果，這恰恰符合了『詩史』觀的藝術規範。  


　　綜而言之，歷代都有記錄戰爭情況的詩歌，但卻沒有任何一個時代的詩歌能夠象宋夏戰事詩那樣，既全面系統又真實動情地記錄了歷經百餘年的戰爭情況。不論是就前人對『詩史』內涵規範的角度着眼，還是從宋人對『詩史』觀念彰顯的層面考量，宋夏戰事詩都是當之無愧的『詩史』。由此我們可以得出以下結論：民族戰爭是中國古代民族關係的重要表現形式，同時也是重大的社會歷史事件。不論是反映匈奴與秦漢之間關係的漢樂府民歌，還是記述唐與突厥等少數民族之間矛盾與融合的邊塞詩，抑或是記錄宋夏戰爭過程的宋夏戰事詩，它們都具有以詩傳史、以詩證史的『詩史』性質。因此說，古代民族戰爭是我們深入研究『詩史』觀演進的一條重要線索，同時也是以文學的視角去反觀歷史的重要途徑。從此意義上講，將宋夏戰事詩從宋詩的創作總體中『分離』出來，並以文史互證的角度對其進行研究，這對於我們進一步認識歷史、反思歷史、積累民族的生存智慧以及構建和諧社會，都有着非常積極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