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剑青]北京话的乡土底色（2）

  : 中华文史网

中国史学界对自己的古代史研究不够，在各种场合总令人不适。去年，我访问非洲，途经埃及，杨福昌大使陪我看了古埃及卢克索遗迹。从１７９８年拿破仑入侵时发现罗塞塔石碑上的象形文字，于１８２２年译出，经过１００多年的研究，埃及古代史断代已基本解决。法、英、德国的考古学家作出了不小贡献。古王朝（３２００―２７００ＢＣ）的纪年是粗估。第Ⅲ王朝孟菲斯时代（２７５０ＢＣ）精度为数十年，第Ⅴ―Ⅵ王朝的赫利波利斯时代（２４００―２３７５ＢＣ）精度达到十年以内。第Ⅶ―Ⅹ王朝以后（２２８０―２０５０ＢＣ）精度已为数年。第ⅩⅡ王朝（１９９１―１７８６ＢＣ）共２１３年，是帕克（R.Parker）据古文献纪录：某王登位的第７年第８个月第１６天天狼星在东方升起时的月相计算出来的，标明精度为±６年。中国“三代以上，人人知天文”（清・顾炎武语），中国天文学家为何不根据中国丰富的古代天文纪录算出夏商周三代纪年？

　　去年访问以色列，认识了以科学院副院长特德莫（H.Tadmor）。他是亚述学家，中东和以色列古代史专家。他出生于哈尔滨，说视中国为半个故乡，对中国古代史兴致很浓。他给了我一个材料说，由于１９世纪中叶识译了亚述巴尼拔（６６８―６２５ＢＣ）王宫馆藏泥版文书上的楔形文字，借助天文学，解决了古巴比伦王国阿卡德（２３７８―２３７１ＢＣ）以后的精确纪年。对古亚述（３１００―１６００ＢＣ）是粗估。巴比伦第一王朝第十个王的在位时间是由天文学家根据对金星的文献纪录算出来的（H.Tadmor:The World History of Jewish People,Vol.Ⅱ,Israel,1971）。特德莫最近还来信表示愿参加中国古代史纪年研究。席泽宗先生在《科学史八讲》中有关于巴比伦王国第六王汉谟拉比（Hammurabi）在位时间的天文计算情况。

　　中国古代史的研究与埃及和两河流域相差如此之大，引起社会各界不安。近几年，民间巷里，科技团体，怏史学界之迟疑，怨众贤之蹒跚，无奈自编三代纪年。河南新郑，“黄帝故里”，自制黄帝纪年，国内外抄录者纷至沓来。王光英副委员长给我一张中英文对照纪年表，定夏为２２０５―１７６６ＢＣ，据说是广州某公司所印，广为传播。青岛化工学院一位工程师拟出版研究成果“历史纪年表”。袁晓园女士最近疾呼史学界勘定黄帝纪年作为中国参考纪元（《光明日报》１９９５年１月２日）。冰积泉涌，激扬风起，反映了社会各界的急切。

　　今天启动夏商周断代工程，有条件大大缩短这个差距，以飨社会之急需。

　　首先，新中国考古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就。近几十年，仰韶晚期（３０００ＢＣ）、大汶口晚期（２８００―２４００ＢＣ）、百多处龙山文化遗迹（２８００―２０００ＢＣ）和二里头夏代文化的重大发现，为古代研究提供了全新的视野和佐证。

　　哈佛大学的张光直先生认为，考古学对中国历史最大的贡献应在三代史上，这是中国考古中最主要的关键问题之一（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３４页。三联，１９８３年）。考古学家们若近期集中力量于三代，必能做出新的突破性贡献。

　　天文学能提供比过去更强有力的支持。现在计算机能力很强，任何有规律可寻的古代天文现象纪录都可以极快地算出。紫金山天文台张培瑜先生已编出《３５００年历日天象》（１９９０版），记１５００ＢＣ―２０５２ＡＤ的合朔、满月、分至、八节、日蚀表。倘若用他的计算程序，向前再推１５００年，不会费太大力气。

　　席泽宗先生给我的一个材料说，张钰哲先生曾认定《淮南子》记：“武王伐纣，彗星出，而授殷人其柄”，当发生在公元前１０５７年３月１４日哈雷彗星回归之时。贵州工学院葛真先生１９８０年核算《竹书纪年》中“懿王元年，天再旦于郑”，当为８９９ＢＣ或９２５ＢＣ某日之晨的日蚀。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彭瓞均、洛杉矶加州大学周鸿翔及英国德兰姆大学（Univ.of Durham）邱锦程合作计算，是前８９９年４月２１日凌晨５时４８分发生日蚀，陕西一带可见。台湾清华大学黄一农先生核算古文献所记，夏禹时“星累累若贯珠，焕焕如连璧”，是发生于前１９５３年２月１６日至３月９日，五大行星同时可见于张角小于４．３度的天空。这与美国班大卫（David W.Pankenier）于１９８２年的计算相同。班曾提议把夏初定为１９５３ＢＣ。

  来源: 东方早报

然而齐如山的著述却少有宋儒的道学气息，也没有顾、颜、李等清初大儒的经世关怀，有时候他发抒一些注重固有文化道德的见解（特别是旅居台湾时期），看上去更像是门面话。从思想上说，齐如山仍是一位新人物。他是同文馆的毕业生，学过德文和法文，多次游历西欧各国，是一位不折不扣的“老新党”。他与新文化人或许有些隔膜，但并不排斥，正如他研究国剧但并不排斥话剧一般。胡适、刘半农、梁实秋等，都是他的好友。齐如山服膺胡适“拿证据来”的治学方法，事实上他那种注重事实而较少发表议论、对事物充满纯粹的好奇心和求知欲的态度，也可以说包含着朴素的科学精神。台静农读过他的《国剧艺术汇考》以后，便称赞他具有“科学家的精神”，“有如科学家，亲身采辑，然后分析实验，才得到结果一样”（《读〈国剧艺术汇考〉的感想》）。　　  
齐如山对北京风土民俗的关注，与“五四”以后新文化人对民俗的兴趣，也隐隐有相通的地方。齐如山写《北京土话》、《谚语录》，要借由言语了解国民的精神与心理，与新文化人的思路不无暗合之处。自然历代文人风土志一类的笔记并不鲜见，但或者寓家国之思，或者重文字趣味，与齐如山的著述绝不相类。就北京一地而言，康熙以前士大夫多注重古迹名胜、典章制度，康熙以后记载民情风俗者才渐多起来，“且记述民情风俗的书，士大夫做的往往不如土著平民做的详细确切”（李家瑞《〈北平风俗类征〉序》）。真正将民俗提升至学术层面的，还是“五四”以后的新文化人。不过短短的二三十年，成绩似乎不能令人满意。1944年周作人在《十堂笔谈》一文中特别谈及“风土志”的重要，表示希望将它引入到民俗研究方面去，“使这冷僻的小路稍为增加几个行人”：
专门弄史地的人不必说，我们不敢去劳驾，假如另外有人，对于中国人的过去与将来颇为关心，便想请他把史学的兴趣放到低的广的方面来，从读杂书的时候起离开了廊庙朝廷，多注意田野坊巷的事，渐与田夫野老相接触，从事于国民生活之史的研究，虽是寂寞的学问，却于中国有重大的意义。
齐如山和周作人沦陷时期同样困居北平，所做的选择截然不同，两人似乎从未通过音问。然而周作人的这段话，移用至齐如山身上可谓铢两悉称。惟有齐如山有关北京乃至华北风土的著述，庶几可副周作人的期望。只是齐如山的这些著述基本上都是旅居台湾时期乃至身后才陆续发表，周作人无由得见，否则他或许要引为知音的吧。
周作人表示“不敢去劳驾”“专门弄史地的人”，而寄希望于“另外有人”，表明他对新文化人的民俗研究殊为失望。齐如山诚然并非“专门弄史地”的人，他与新文化人在“眼光向下”的姿态方面不谋而合，但入手处虽相似，最终仍是分道扬镳。齐如山自有其为新文化人难以企及之处。
同样关注民俗，齐如山与新文化人的最大不同之处在于，是他能做到与民俗“不隔”，而新文化人却是站在民俗之外，将民俗视为对象化的知识来处理。比较李家瑞《北平风俗类征》中“语言”一部和齐如山的《北京土话》，便可一目了然。李家瑞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在刘半农指导下从事民间文学研究，1928年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致力于北京风土民俗的研究，堪称新文化一派民俗研究的正宗传人。1931年李家瑞出版《北平俗曲略》一书，对北京俗曲梳理源流，分析特点，每篇都附以唱词及曲谱作为实例，颇为学界所重，此书可与齐如山稍晚所作的《故都百戏图考》参看。《北平风俗类征》出版于1937年，作者从各种文献资料中搜集爬梳有关北京风俗的条目，分“岁时”、“婚丧”、“饮食”、“语言”等十三部，成四十万言，是一部工具书性质的类书。然而诚如周作人后来所说：“一没有索引，以至细目，二排列杂乱，年代不明，三大册长行，翻看不便，如用对截小册子，其实也要四至六册就行了。至于疏漏亦所不免。”（《关于水乌他》，收入《知堂集外文・〈亦报〉随笔》）就“语言”一部来看，作者从《周礼》、《史记》以降的典籍中L罗有关北京（实则包括元代以前的幽燕地区）语言的片断材料，用力虽甚勤，然既难言系统，亦不切于实用，检索之不便还在其次。李家瑞的北京民俗研究，基本上依赖于书面的文献资料，对现实生活中的民俗较为隔膜，这也是早期新文化一派民俗研究的普遍缺陷，结果往往是将鲜活的民间风俗，化为冷冰冰的材料和知识。这或许也跟新文化人的“现代学者”身份有关，他们大多置身于学院体制中，虽有意“眼光向下”“到民间去”，但毕竟有人我之别，主客之分，民俗在他们那里，始终是作为外在的“对象”而存在的。
齐如山则没有这层羁绊，他研究国剧，记录民俗，几乎纯然出于个人的兴趣，齐家在北京经营大和恒米面铺，生意兴隆，衣食无忧，这使得齐如山可以全身心地投入到自己的事业中。高阳齐氏虽是诗书世家，簪缨门第，却并不脱离农事劳作，齐如山在北京生活了五十年，日常饮食起居全然保留着河北乡间习惯，因而齐如山对种种风俗土语不仅不隔膜，甚至可以说是如雨水泥土般熟稔自然，且抱有浓厚的兴趣。《北京土话》纯从生活中来，读此书有如听田夫野老说耕种稼穑之事，亲切有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