訓詁學的現代觀念(4)

  來源: 中國漢學網

有清一代，有休寧戴氏東原出，他在【轉語二十章序】中說：『昔人既作【爾雅】、【方言】、【釋名】、余以為猶闕一卷書。創為是篇，用補其闕，俾疑於義者以聲求之，疑於聲者，以義正之。』此『音』『義』互求之說，戴東原的學生段玉裁以及王念孫、王引之父子創造性地運用於他們的訓詁實踐中。段玉裁的【說文解字注】、王念孫的【廣雅疏證】、王引之的【經傳釋詞】，以音義互求之法，開創了訓詁實踐中的語言學研究領域；段玉裁的【詩經小學】，王念孫的【讀書雜誌】，王引之的【經義述聞】，則是具有『註解』色彩的訓詁學專著。到了清代末年，章太炎已十分明確地表示了訓詁學的『二重』性質，正如我們在前面所引述的章太炎先生的一段話中所說的：『今言小學者，皆似以此為經學之附屬品。實則小學之用，非專以通經而已。』這是訓詁學二重性的首次明確的表述。


    現代訓詁學觀念的提出者黃季剛先生，繼太炎先生之後，又給訓詁學的二重性以明確的表達：『以語言解釋語言』與『以求語言文字之系統與根源』。


    第二，從訓詁學的二重性，更可以明確地看到『分工派』與『綜合派』的分歧根源所在。『分工派』中的『語義學派』，撇開訓詁學的詮解性質，將訓詁學的對象區間死死地限在純語言學範圍之內，無怪乎得出訓詁學和語義學大致相當，但治學方法卻有很大差異的自相矛盾的結論了。


    『分工派』中的『古漢語詞義學派』或『古代文獻詞義學派』，比起『語義學派』來，照顧了訓詁的二重性，但從其定名來看，也是偏向於語言學範圍的。


    『綜合派』，從其『以文獻語言的內容和形式為其對象』的理論宗旨來看，似乎是關照了訓詁學的二重性。但其訓解文獻語言而不限於詞的目標，將其訓解目標擴展到文獻語言的全部，這在理論體系的建構上及訓解實踐上，將使自己不知不覺地走向純語言學的一端，這樣，勢必使其理論體系變得十分龐大而最終難以建成，其訓解文獻語言的內容並將這種內容無節制地擴展到名物、典章、文化、習俗等各自的領域。鑑於語言承載信息量之無與倫比，名物、典章、文化、習俗等各自領域內容之龐大，訓詁學將變得無所不訓、無所不解，而這又是難以完成的。這是『綜合派』在訓解對象上所陷入的困境，這種對象上的困境又導致『綜合派』在理論建構上的困惑。


    第三，除了『分工派』中的『語義學派』外，無論是『古漢語詞義學派』，還是『綜合派』，他們的工作實際都是以文獻詞義的考辨為中心的。目前流行的考據方式。多是條條式考辨，此種形式，起源於何時，我們尚不得而知，但其大量出現，無疑是在清代，像顧炎武的【日知錄】、閻若璩的【潛邱札記】、王念孫的【讀書雜誌】等都是比較著名的筆記式考辨。至於這種考辨筆記的性質，趙振鐸先生說得明白：『讀書筆記本不在於著書，而是為了著書作的一種準備工作。平日讀書有了心得就記錄下來，日積月累，材料多了，就進行整理。』至於其價值及缺點，趙先生說：『這些筆記，精粗程度不太相同，同一書中各條之間的水平也不一樣，但是從訓詁學的角度看，它們卻提供了不少有價值的可以利用的材料。』［⑨］可以看出，筆記式考辨原是訓詁學家們用來著書的一種準備材料，但由於他們功底深厚，便有了可資利用的價值。今天有相當多的人把古人這種材料的準備方式當成了考辨的正宗形式。由於今人在材料功底上遠不如古人，甚至在傳統訓詁理論的修養方面也趕不上古人，因而錯誤很多。有的誤把隨文釋義當作了義項，有的不考慮文獻性質而胡亂解釋，如有人將李白詩『日照香爐生紫煙，遙看瀑布掛前川。飛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銀河落九天。』［⑩］之『疑是』解為『好像』，事實上，前三句都是作干『遙看』之景，第四句，作者並沒看到其景，但古人認為實有『銀河』。疑是』正表明作者心中疑疑惑惑，這瀑布似乎是來自九天之銀河，這正反映了當時李白的認知心態。但是，今人在功力趕不上古人，在訓詁理論素養有時也不及古人的情況下，怎樣才能提高考辨，尤其是筆記式考辨的可靠性呢？


    四 訓詁學――古代文獻詞義考證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