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新词语看语言与社会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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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语言与社会的相互关系这个问题上，首先值得注意的是，社会的变动往往要引起语言和社会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是语言发展变化的催化剂，是新词语得以产生的一个基础。
　　所谓语言与社会的矛盾，其主要表现形态乃是名与实之间的矛盾。名与实之间的矛盾，又主要有四种情况：有实无名，有名无实，名实不符，名实不和。
　　所谓有名无实，指存在这样的事实、现象，但没有指称它们的语言符号。老子说：“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在语言还没有产生的时候，万物都是没有名字的。时至今日，当一种语言（如现代汉语）已发达丰富到如此地步，已经有了几十万个词，许多人以为万事万物已有了名称了，其实不然。任何一种发达的语言，都如此。不过一般人往往习焉不察。社会的发展会提高某些过去有实无名的现象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引起人们对它的重视，这时有实无名的缺陷暴露了，迫使人们创造新词语。如随着精神文明活动的开展，到处出现了标语：“吐痰一口，罚款两毛！”那么擤鼻涕罚不罚款呢？这时人们感到渴望有这样的语言符号：
　　A=痰+鼻涕（名词） B=吐+擤（动词） C=口+把（量词）
　　在中国历史上，“儒家化”，“儒化”本是汉代就开始了的。但这两个词却是这几年才有的。如：
　　法律的儒家化是与儒生在统治集团中地位的提高同步的。（《在历史地平线上》）30页 / 再加上当时重新抬头的家庭中的父权主义，使法律儒化运动取得了更广泛的社会基础。（同上31页）
　　这意味着，由于新事物的出现，只有对旧事物重新命名才能适应新的形势的需要。这就是说新词语同旧事物之间的关系同样是值得注意的。
　　当然有实无名之物首先是指新事物。它呼唤、要求有自己的名字，于是一大批的新词出现了，如：宇航、航天、未来学、OK带、迪斯科、爱滋病等。这些人们已谈得很多了，不再赘述。
　　所谓有名无实，首先指社会变化了，一些事物消失了，但指称它的词语仍然存在，便成了有名无实的语言符号，汉语中，人们用“无味瓶”来打比喻，但是却极少有人知道无味（位）瓶是五代时候家家都有的装酒用的一种旅游用品。
　　这种有名无实的词，有的将逐步从语言的词汇中消失，有的却继续甚至永远存在语言的词汇系统之中。保存下来的这些有名无实的词，有的不再发展变化，一直保持自己原先的含义，有的由于原先指称的事物已经消失，便逐步改变了含义，改变了含义的便是旧词新义。
　　所谓名实不符，指的是语言符号的意义同使用语言的人的理解的矛盾，语言符号原先所指称的对象同现在所指称的对象之间的矛盾。美国社会学家托夫勒在他的名著《第三次浪潮》中写道：
　　这种（第二次浪潮与第三次浪潮之间的）冲突把传统政治词汇弄得一团糟，使它很难从反动中区分出进步，从敌人中辨别朋友。（136页）
　　当然，这种现象并不限于政治词汇，也不限于英语和英语世界。在我国古代，在春秋战国时期，当时名与实之间的矛盾也曾空前尖锐化，于是孔子主张正名，名与实的问题成了那时候思想文化领域内最重要的问题之一，成为诸子百家学术争鸣的重要内容之一。
　　近20年来，我国处在空前的大变动之中。这次变动大大超过了我国历史上的任何一次社会大变动。因此，现代汉语和当前的中国社会矛盾，也就空前尖锐起来了，于是近年来报刊上讨论词语问题的文章多了，如：
　　（1）“籍贯”一词原义与现行管理惯例值得研究（《报刊文摘》1983年11月8日）
　　（2）应当正确使用“农民”概念（《农村经济问题》1985年第1期）
　　（3）“国营经济”一词的使用范围应当缩小（《经济学周报》1985年2月4日）
　　（4）“无工不富”的口号不够精确（《报刊文摘》1985年10月1日）
　　（5）“未婚大龄女青年”说法不妥（《报刊文摘》1987年10月27日）
　　这许多词一再被人们公开讨论着，新的“正名风”的出现及其升级，就反映了名与实的不符已经成了近20年来我国的重要的社会问题之一了。
　　名实不符，主要是社会发展变化而导致的。往往是事物发展变化了，旧有的名称已经概括不了了，或新的事物才开始的时候，往往没有自己的专有的名称，而借用旧事物的名字，即打着别人的旗号。如近10年来，出现了一个与“二道贩子”相对应的“倒爷”一词，的确最初干这玩艺儿的可能大都是成年男性，但是“倒风”愈演愈烈，也有妇女干这行的，只好叫“女倒爷”。其实干“倒”业的不限于成年男性――虽说这一类人多一些，男女老少均有，而“爷”却只指成年男性，这便是名实不符，名实矛盾，于是出现了，例如：倒姐、倒奶奶、再如：浪女、女驸马、女光棍、穷波斯等。
　　对外来语的曲解、误译，有时也会导致名实不符。如在现代英语中，bank有银行和仓库两个义项。The Bank of England ――英格兰银行；a blood bank――血库。但由于“银行”这一义项比之于“仓库”的义项更为常见，于是，近年来的现代汉语中便出现了：
　　血液银行 生命银行 精子银行 道德银行
　　精液银行 皮肤银行 眼球银行 心脏银行
　　人才银行 水牛银行 牙齿银行
　　这些词语便是名实不符。这时便要求用更合理一些的新词语来代替这些名实不符的词语，如：血液库（血库）、精子库、眼球库、精液库、人才库、人才团等。
　　在任何一次社会大变动中，都会出现一股“更名风”，更名风的主要来源就在于名与实的不符和矛盾。所谓名实不和，指的是名与实虽然是一致的，符合的，但使用者都感到不习惯，不好接受。如上海有一种叫做“催乳冲剂”的热门畅销中成药，被有关部门根据药名的组成物，命名为“复方海螺冲剂”之后，顿时成了滞销冷门货。可见这“复方海螺冲剂”是群众不习惯，不愿接受的，虽然它本身是名实相符的。
　　这名实不和也会促进许多新词语的产生，如：电饭煲→电饭锅；电热褥→电热毯；液化石油气罐→煤气罐等。名实不和也是社会上流行的更名风产生的一个重要根源。
　　二
　　在语言系统中，语音和语法都是自成系统的，相对严密整齐的，而词汇却表现出了更多的非系统的性质。这是因为词汇比语音、语法更容易受到社会因素的影响和冲击，正是社会因素破坏了词汇的系统性，即破坏了在时间的长河中逐步形成的相对稳定的有序状态。
　　这首先是因为社会系统本身具有非系统的一面，比如说，一个社会分工为三百六十行，理论上，每一个行业中都可能出现利用自己手中把持的特权营私舞弊为非作歹的行业之霸，即应当有三百六十霸。但事实上，常见的只有：水霸、电霸、房霸、路霸、渔霸、学霸、文霸、渔霸等。许多行业是难以出现什么霸的，如理发的、修鞋的、补锅的等。这就是社会系统的非系统一面，这就使得语言的词汇系统也具有非系统性，不可以进行类推。如不能从“倒爷”、“煤倒”等词中进行如下类推：
　　倒爷→倒妹 倒叔 倒侄 倒婶 倒孙 倒弟
　　煤倒→电倒 水倒 书倒 人倒 鞋倒 袜倒
　　可见社会的非系统性正是词汇系统的非系统性、不对称性的重要原因。
　　其次，词汇对社会变动的反映也有非系统的一面。语言的词汇系统用新词语来满足社会需要的时候，可以有多种多样的交叉的途径，这同样是不可以以逻辑来类推的。如“中医中药”原指汉族的传统的医和药，现在，一方面可以扩大“中医中药”的外延，使之同“西医西药”相对，包括了中华各民族的传统的医和药，包括了蒙、回、藏、苗、黎等50多个民族在内；另一方面保留“中医中药”用于专指汉药，为其他民族另创：
　　蒙医蒙药 藏医藏药 维医维药 朝医朝药
　　苗医苗药 满医满药 回医回药 壮医壮药
　　当然你又不可能一下子同时为50多个民族创造50多个新词语。
　　第三，社会变化和语言变化之间的不对称性也是词汇系统的非系统性的一个根源。一方面，在社会没有变化，事物没有变化的情况下，词汇可能发生变化，可能产生一些新词语。如用“眼睛、脚、脸、胖”等新词来代替“目、足、面、肥”等旧词。如危险的、紧张的、失落的、认同的感觉，本是古已有之的，但是，“危险感、紧张感、失落感、认同感、惶惑感、亲切感”等新词却是近年来才产生的，用“感”作为后缀来构成一大批表示感觉、感受、心情的新名词，这可是近10年来现代汉语中才有的新现象。另一方面，社会改变了，事物改变了，但词语却并未改变，还是老样子。如对于原子这一事物的认识古今大不相同，但“原子”一词古今一样。
　　第四，新词语的产生有时候也有突发性，即在某一短时间内，突然地成批地出现了。相应地，旧词语的消亡也具有某种突发性，即在某一短时间内，突然地成批地消失了。例如“文革”一开始，一大批“文革词语”便铺天盖地而来，而“四人帮”垮台之后，一大批“文革词语”便突然地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从现代汉语词汇中消失了。在大众传播手段日益重要的年月里，一部影视剧、一首流行歌曲，都可能导致一批流行词语突然间在几亿人中间特别是在青年人中间流行开去。新词语产生的这一突发性对于在历史长河中长期形成的相对稳定的词汇系统来说，显然是一种冲击波，一种破坏性的因素。而在每一次社会大变动中，这种突发性表现得尤为充分。
　　第五，新词语的产生有时候也具有一定的人为性，这对于词汇系统的系统性也是一种破坏性的力量。近年来，我国年龄普遍地“贬值”，40岁左右的作家叫“青年作家，”45岁的语言学家叫做“青年语言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语言学家奖金章程》中规定说：“在适当的时候。45周岁改为40周岁。”在这里，“青年语言学家”的外延是由评审委员会人为地规定的，并且还可以人为地加以调节。这两年文学界什么青年杂文征文、青年报告文学征文，经常人为地规定上限为40周岁。而体育、艺术、教育、工业、农业等不同行业中，青年的上限、下限也各不相同。
　　最后，词汇系统的开放性，新词语的开放性，也是相对稳定的词汇系统的一种破坏力量。词汇系统几乎是没有一个明确的界线的。如在现代汉语中有许多构词后缀：型、式、化、热、风、感、带、群、籍、裔、性、界等。其构词能力是那样灵活，几乎每时每刻都在产生新词，其中相当大一部分这类派生新词的生命又是那样短暂，甚至有不少简直就是一次性的。而且它们有时候可以同词组、小句相结合，构成“超词组合体”，如：
　　贝利、马拉多纳式 张大千和刘海粟式
　　好医生、好妻子、好母亲型
　　你一言、我一语式、你好、我好、大家好式
　　危机和失落感
　　既然“型、式、感”等都是粘着性的后缀，整个组合应当是词。但是这么一长串儿，人们心理上是很难把它作为一个词、一个新词来接受的。而且又明显地具有一次性。也许这一类“超词组合体”永远也进入不了汉语的词汇系统，永远只是一种言语现象罢了。
　　如果我们区分语言词汇和言语词汇的话，那么，必须看到这两者的界线很难明确划分，而且又具有互相转化的性质，这就是语言系统的开放性。这一开放性使词汇系统永远具有非系统性质。
　　在引进词汇系统的“开放性”这个概念的时候，我们想引进一个“潜词”概念。如果说，“美籍、菲籍、华裔、亚裔”等词都是我们已经见到的实际存在着的词，那么：尼籍、阿籍、南籍、古籍、保籍、匈籍、罗籍、捷籍等。这些也都是词，虽然我们没有听到过，但却不能轻易扣上生造词的帽子。这或者是早已出现过了，只不过是我们见闻不广，没有收集到罢了，或者是过去从未有人用过，但随时都有被使用的可能，一旦被使用，你感到那么合理，那么亲切，或者一万年后也不会出现。这我们不妨笼统地称之为“潜词”。潜词的大量存在是词汇系统开放性的一个重要方面。
　　三
　　理想的词汇系统应当是这样：一个词指称一种事物，具有一种含义；一种事物，一个含义，只用一个语言符号来表示。但是世界上并没有一种语言是这个样子的。语言中常见的事实是：一方面多名一实，另一方面多实一名。如：“小小说、超短小说、千字小说、一分钟小说、微型小说、米粒小说、拇指小说、瞳孔小说”指的是同一对象，“朋克、崩克、蓬克、光头士”也是多名一实。而“书坛”一指书法界，二指说书界。“工厂化”，一指按照工厂的方式来进行组织管理，二指产品由工厂来生产，三指技术在工厂中加以运用。这可以看作词汇系统的一种局部混乱现象，新词语的产生往往会增加词汇系统中的这一混乱现象。
　　任何一种语言，一种语言的任何一种状态，其词汇系统中都存在着某种程度的非系统的混乱状态，不过在社会大变动时期，这一现象特别严重，格外鲜明罢了。造成这一混乱状态的原因，既有社会的，又有语言内部的。
　　首先是社会原因造成了语言词汇系统的混乱现象。如用“米粒文学、瞳孔文学”来指称小小说，这是人们的好奇心理的产物。用“隐形眼镜、无形眼镜”来代替“微形软质接触透镜”，用“傻瓜相机”来代替“平视光学取景相机”，这是为了方便、好称说。正是人们的社会心理导致了词汇系统中一实多名的混乱现象。
　　但是，导致语言词汇系统的混乱现象的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语言的内部，这便是：语言符号的任意性；音义的不对称性；汉语构词方式的多样性、灵活性；语言符号的多义性、模糊性……正是因为汉语构词方式是多样的、灵活的，才有可能出现下列并存现象：保龄球―地滚球、化烫―冷烫、电脑―计算机、迷你裙―超短裙等。
　　而“N型”（N表示专有名词）一类词语，其语义都是多义的、模糊的。如：“鲁迅型”，可以指长相、身材、思想、风格、文笔、个性、脾气、思维方式、治学方式、生活方式等等中某一个方面类似于鲁迅的。但到底是哪一个方面呢？这往往取决于非语言的文化背景，社会语用条件。“N型”本身便是一个多义的构词格式，词汇系统中之所以存在非系统性的混乱现象，社会原因虽然十分重要，但还必须通过语言内部的矛盾才起作用。面对词汇系统的混乱现象，一种人认为，对于语言的发展、演变及其混乱现象，人们是无能为力的，一切只能听其自然，强求规范是一种吃力不讨好的做法；另一种人认为，人们掌握了语言发展规律，就能够因势利导，促进语言发展，人们必须对语言进行规范化工作，语言规范化工作的意义是不可低估的。前者可以叫做悲观派，后者可以叫做乐观派。过去我们否定了悲观派，过高地估计了乐观派，现在看来是不妥当的。
　　其实，悲观派过于悲观，乐观派过于乐观，两者都有一些片面性。因为在语言的发展演变的过程中，社会作用虽然很大，但是归根到底还得通过语言内部矛盾才起作用。人们对语言的规范化工作当然并不是一点儿作用也没有，但是同词语的自身的矛盾运动相比较，则是微乎其微的，有时是微不足道的，功盖天地的可能性是很少的。且不说成败如何，其实在人类历史上大规模的语言规范化运动进行过几次呢？并不是很多的。从宏观上看，人类的语言基本上都处在人类自觉的语言规范化运动之外，但是所有的语言并不是从混乱走向混乱的，正好相反，人类的语言都从混乱走向了有序。当词汇处在局部混乱状态的时候，当它远离平衡状态的时候，它具有自我组织的能力，它能够自我调节，自动从局部混乱走向有序，人们的语言规范化工作比起语言自身的自我组织、自我调节的功能来，显然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这种自我组织、自我调节的功能主要表现为系统压力、张力，这也正是语言内部矛盾的有规律的运动。如在现代汉语中，双音节化的压力依然存在着，如：
　　物质化→物化 儒家化→儒化 照相机→相机
　　大幅度→大幅 反对恐怖→反恐
　　维护和平→维和 普遍适用→普适 普及法律→普法
　　维护和平→维和 售销武器→售武 乡镇企业→乡企
　　国有企业→国企 彩色扩印→彩扩 个人展览→个展
　　后缀“坛、盲、霸”等依然只构成双音节词。近年来又出现了三音节化的压力。如前缀“前、后、高、低、硬、软、反、非、超、次、大、小”等，后缀“型、式、化、度、风、性、热”等，越来越主要用于构成三音节词。对于彩色电视―黑白电视、彩色照相―黑白照相、彩色胶卷―黑白胶卷来说，由于“彩色”只包括一个意义单位，可以简化为“彩”，于是便出现了“彩电、彩照、彩卷”等词，而“黑白”包含有两个意义单位，不能简化为“黑”或者“白”，因此就不可能出现“黑电、黑照、黑卷”等词。这就是说，颜色词内部的系统压力导致词汇的非系统的混乱现象。
    摘自（《世界汉语教学》）1991年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