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民主影响中国政治 民有民享民本 中华领导世界文化政治

[蔡逸儒]　(2012-02-02)
　　1月27日，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所长郑永年《台湾的民主与中国的政治发展》一文读来颇有同感，应予回应。话说1月14日，台湾进行总统大选， 一般认为，这次台湾选举能够平顺落幕，选风确有改善，民众虽有激情但未失理性，没有“奥步”与暴力，这是台湾民众理性选择的结果，是选民对“九二共识”的 认同，是民主的胜利，看来台湾又往民主成熟的方向迈进了一步。

　　首先，笔者同意郑教授观点，相信民主制度当然有其合理，甚至优越的地方， 国家可以透过定期选举、舆论监督、司法独立、依法行政、决策透明及公民社会和压力团体的运作，适时释放压力，使社会出现大规模动乱的可能降到最低。没有人 能够反对民主的原则、理想、价值与实践，让人民当家做主，决定自己的命运，谁曰不宜？

　　其次，不可否认的是，笔者不但同意，更相信民主也 有许多不同的表现形式，不能一概而论。任何国家都不能、也不应把自己的意志或制度强加在别人的身上，而且即或民主制度有其优越性，也要让各国有不同的调整 适应的空间；毕竟民主不能一蹴而成，要有一定的发展过程，要适应各国的政经发展及文化背景。民主是有条件，要付代价的。

　　郑先生向来主张 渐进主义，强调建立机制的重要性，笔者对这些观点都极为赞同。其实，由台湾的民主发展经验看来，由军政、训政而宪政，从地方到中央，以渐进的方式，让人民 由实践中体会民主的真义，经济的发展必然导致中产阶级的出现，当人民的教育水准提高，公民社会成形，而政府也能采取与时俱进的相应措施，终于逐步走向宪政 民主，这才是台湾成功经验可贵之处。

　　另外，郑先生也正确地指出，台湾的民主发展过去曾经，未来仍有可能继续被统独议题所绑架，其实如果 不是因为台湾内部的统独争议，不同政见人士利用族群动员方式，造成的社会分裂与街头抗争，台湾的民主化过程可以走得更为平顺、平和。台湾政府由经济发展到 社会建构再到政治改革，这种逐步、有序、负责任的改革做法，实在应该成为各国研究、学习的物件。

警惕民主原教旨主义

　　历来 各界除了争辩所谓北京与华盛顿共识的不同发展模式之外（郑先生是极端不同意用所谓“中国模式”这种字眼），难道台湾的成功经验，甚至包括新加坡及韩国的发 展过程，不值得相关国家及学者进一步的思考其中所隐涵的道理，探讨其中有无值得借镜之处？俄罗斯从政治出发的震荡疗法已然可以看出功过，而菲律宾、印度固 然民主，但彼等经济发展及贪腐问题迄今未能解决，同样值得深思。

　　谈到中国大陆，有些外国政府访台官员曾一再对笔者表示，两岸同文同种， 台湾应该在大陆民主发展及政治改革问题上采取更严格，甚至对抗的态度及立场，台湾可以据此建构自我认同与优越感，以凸显双方的差异。对此，笔者在感谢各界 关之余心，只能强调台湾的目的不是要制造冲突、增加对立，而是要尝试解决问题、增加了解，争取双赢，这才合乎自己最大的国家利益。

　　这些 年来确实有许多人和国家，表面上打着民主、人权的招牌，实际上干的却是狗屁倒灶的勾当，把民主当成一种至高无上的宗教信仰或政治图腾，用西方的概念强加于 人，凡事上纲上线，骨子里却是带着违反民主原则的心态和行径，更糟的还有其不可告人的政治动机或野心，这才是各界应该要反对和警惕的。用共产党的话来说， 凡事不要被表像所迷惑，而要看清事物的本质才是重点。

　　月前，笔者在和欧洲的相关学者、有关国家驻欧盟外交官员讨论问题时，某些素有实务 经验的人士也说，许多事情并不像学者或主张民主、人权分子想像中那么的单纯，西方某些表面中性的民主及人权组织，背后确实也带有一些不可告人的政治动机。 这些人或组织只有在民主、人权符合自己或国家的利益时，才高高举起道德的旗子，来满足自己的优越感，遂行自己的政治目的。

　　在此，笔者希 望强调的是，在面对中国大陆时，台湾理当采取理性的态度、用渐进的手法，以非对抗的方式来处理问题，只要不带着有色眼光，不带着优越感，以非挑战的方式， 台湾虽然不直接和中国大陆讨论民主、人权、政治改革这些敏感的问题，但改由良善治理、依法行政、决策透明、媒体自由这些问题切入，难到不会是更有效的手 法？难道这些不会对中国大陆的现代化产生正面作用？答案当然可想而知。

　　在素有民有、民享、民本概念的中华文明中，民治与民主确实是相对 较为薄弱的一环，如今台湾在经济的现代化之余，也能在政治的民主化上为中华文明开创出一片新的天地，这才是台湾生存发展的致胜之道，用现代的话来说，这就 是台湾的软实力。两岸唯有在相互比较、彼此学习、发展竞争的过程中，用人之长，修正流弊，截长补短，走出自己的道路，这才是当代两岸中国知识分子共同的责 任。台湾民主发展经验对中国大陆政治改革的价值正在于此，不知大家以为然否？

作者是台湾中国文化大学中山研究所教授

华韵点评：
　　紧随大中华区经济实力对世界影响的提升，人们并没有看到国际对大中华区任何国家或地区综合实力的认可，用专有名词来说就是，“软实力”虚弱。
　　对比之下，日本的崛起对国际的影响更大，国际对日本的认可更为肯定。这主要归功于日本对本国传统文化的坚持、肯定及发扬，让国际见到了一种不同于当时流行世界的西化文明，如日本的和服及韩国的跆拳道、跆拳服就能让人时刻感受得到其传统的存在。
　　不幸的是，大中华区特别是大陆，除使用的语言以外，基本难见有别于西方的“常态”“常见”的华夏传统文化。虽然诸如节日、中医等传统基本还存在，但是要么是“一年一次”的少见——不“常见”，要么就是极大程度上已经西化，如中医的医学理论及实践方式都已丢弃传统。
　　软实力，一般理解是文化、政治、经济影响力。就经济而言，大中华区特别是大陆的经济影响力已经位次美国，但是国际上对中华、中国的认可并不高，可见经济影响力占软实力的比例并不大。而在政治方面，大陆是一直受国际敌视的共产主义制度，其他地区则是西化的民主制度，基本没有影响力可言。
　　虽然中国大陆一直在国际上推行中华传统文化，以提高文化软实力——如孔子学院，但是效果并不佳。原因多样，主要在于，首先文化实力的影响，是外在形象，而目前推行的中华文化，多以学术等内在实质为主，降低了中华文化的可观及直观性；其次，文化影响力，重在其先验性，如西方推行的“民主”“自由”是世界人民的期望，这就使得其先验性得到普遍的肯定——儒家学说中的许多理论其实都是普遍的人性理论，如仁义忠孝信等，其先验性亦可得到普遍的肯定，但却并不是推行的物件，这些文化甚至在国内的存在（如对其之深入研究及舆论探讨）都少见。
　　民有民享民本这些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基础内容，亦是普世的价值观，其完全可以高度概括中华文化并作为核心元素而推向国际。作为华夏社会实践验证了数千年的普世价值观，其完全比“民主”“自由”之类的价值观更成熟，更具先验性。
　　倘若大中华区的地区或国家能基于“民有民享民本”这些中华传统文化的普世价值观，跳出当前的政治制度限制，建立起一套比民主制度更完善更成熟更稳定更具先验性的政治制度，同时在文化推行的方式上，以外在形象为主，内在实质为辅，那么在强大的经济影响力这个基础之上，大中华区要想不替代西方特别是美国成为世界上文化政治经济的领导都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