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方明:中国应是一个具有道德感召力的大国

[韩方明]　(2012-05-09)
　　(联合早报专稿)中国已然在崛起，但其国际身份却受到正负两方面的争议——无论是在政治影响力、经济竞争力、形象亲和力和道义感召力等方面，都更受国际社会的关注。
　　在经济不断发展的同时，中国仍有很多疑惑尚待找寻答案：中国的软实力在哪？核心价值观是否与国际社会趋同？为什么经济总量已是全球第二，已差不多是是世界上最大的债主，可还是被认为是一个"二等国家"？金钱究竟能不能表达中国的实力？
　　一个成熟的民族，绝不会为成就所陶醉，面向现实和未来，看到更多差距，才能激发出奋起直追的勇气和力量。
　　今年"两会"上的舆论，已经确信中国改革已进入"深水区"和"攻坚期"，有了继续推进改革的共识，但前行的道路并不平坦。许多人认为，当前改革面临三重困境：协调利益分配难、推动政策落实难、很多问题久拖不决且矛盾重重。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经济社会深层次矛盾和问题仍然需要通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来解决。
　　然而，宪政制度中的民众和政府原本就是一对矛盾体，相互之间不能完全认同：站在政府角度和民众角度就会有两种不同的观点：站在民众角度，认为大国不如强国，强大的国家就要让民众生活富足，就要优先加强民众的福利，让平民百姓有尊严和幸福感；在政府角度，为了国际关系和种种外交利益或所谓的国家利益，理应置于民生利益之上，因此需要大把使银子支援外国，寻求政治支持。窃以为，两者不可偏废，且应以民众生活水平为重，真正以人为本，通过民主方式的沟通找到共同的目标，达成相互的理解和共识，比如以人为本、共同富裕、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团结和谐、开放包容等等。现代民主制度的目标恰恰就是为了实现这个目的。
大国须有道德感召力
　　古人云："道德不厚者不可使民；政教不顺者，不可烦大臣＂。道德力是和谐社会的基石，既是维国之力、兴邦之力、安民之力，同时也是成功之力、共生之力。
　　"道德力"原指某人以其高尚的道德品质、崇高的人格、美和善的道德行为吸引、感召、影响社会其他成员的一种能力。一个人可以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表现出高尚道德品质及崇高的道德人格，引起人们对他的信任、赞誉、钦佩。笔者最近访问英国，在丘吉尔庄园看到这位伟人的一句话说："一个伟大的国度，一定也是一个道德的国度"。一个国家的道德感召力不仅是要对外，更重要是要对国内的民众有感召力，能够获得民众的信任和支持，只有这样，政府所制定的政策和制度，才能被民众接受而且尊重和遵守。与此相应地，国内的民众才会出于内心的承认和接受，主动自觉地对外展示作为中国人的自豪和骄傲。
　　道德感召力是化解社会矛盾甚至国际矛盾的润滑剂。在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各种社会矛盾进一步凸显，民众维护自身利益的意识增强，利益诉求增多。政府尽管在竭尽全力推动社会各项事业前进，但民众理所应当地对政府要求和期待更高。
　　短板理论告诉我们，一个组织是否强大，关键是看他最缺陷的地方并且是否有弥补的方法。一个社会，其民众对政府的要求，不仅是看它做了多少好事，而是看它做得最糟糕的那些事。"一美遮百丑"的说法最终都是站不住脚的，若期冀"以钞票换选票"，最终是行不通的。
　　1840年的中国GDP是大英帝国的六倍，天下第一，但中国社会却开始走下坡路。如今尽管中国的经济总量也是天下第二，但人均收入仍低于世界上许多国家的水平。
　　归根结底，道德应落实为民众的生活方式，行为习惯和价值判断，而不是停留在标语和口号上面。
　　多年来中国到国外拉关系说好话，大把撒银子，满世界找市场，却忽视了国内市场的开发和拉动。福特汽车最初的成功，就是生产让自己的每位员工都能买得起的优质小轿车，但中国生产的很多东西却让很多民众消费不起，只能依赖外国市场。
　　要让中国成为一个受国际社会尊重的大国，首先让中国的各级政府成为受国内民众尊重和信赖的政府。
　　窃以为，不论对内对外，在国际关系中中国不应扮演强势的角色，不能因为暂时在经济总量上占据优势而摆出趾高气昂的姿态；在国内，对待民众更是不能用强势政府的态度。要改变以往那种忽视个人权利，强求个人服从集体，集体服从国家的做法，这要从根本上改变观念：最大限度、最大范围地实施民主，倾听全社会各阶层的利益诉求，平衡各种关系，调动一切积极的力量，达成新的适应中国目前发展阶段的改革共识，积极稳妥地深化推进改革。
　　作者是中国全国政协外委会副主任、外交与国际关系智库察哈尔学会主席，以上个人观点不代表任何机构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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