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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讀書報 中國史學
『甲乙一瞬』問題，是有關中國史學的一個挺好的例子。
論到史學的發達和對史學的重視，世上再無別國能跟中國比。從二三千年前開始，史籍編修從未中斷。皇皇【二十五史】，上自三皇五帝下迄宣統，完整無缺。這成就有多驚人，只須看看其他文明之古老悠久與我們相埒的國家，即可瞭然。比如印度，他們對自己中古時代的了解，居然不得不仰仗中國人玄奘所寫的【大唐西域記】。
所以梁啓超曾經盛稱：『中國於各種學問中，惟史學為最發達。史學在世界各國中，惟中國最為發達（二百年前，可雲如此）。』（【中國歷史研究法】）
然而，就在同一本書，卻又說：雖然史學如此發達，中國恰恰還品嘗着『歷史飢餓』。『從不肯為歷史而治歷史，而必侈懸一更高更美之目的，如「明道」、「經世」等，一切史跡，則以供吾目的之芻狗而已。其結果必至強史就我，而史家之信用乃墜地。此惡習起自孔子，而二千年無不播其毒。』『吾儕今日所渴求者，在得一近於客觀性質的歷史。』
看來，中國史學源遠流長、洋洋大觀、巍峨壯麗，是不錯的；只有一條，弱於客觀的性質，用通常話講：真實度成問題。談到這個短處，魯迅態度激烈得多，一言蔽之為『瞞和騙』。他在【狂人日記》裡對中國史籍的抨擊，盡人皆知：『我翻開歷史一查，這歷史沒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頁上都寫着「仁義道德」幾個字。我橫豎睡不着，仔細看了半夜，才從字縫裡看出字來，滿本都寫着「吃人」兩個字！』
平心以論，中國史學的貢獻和偉岸，還是第一位的。從古到今，品質高卓、學識淹博、披心瀝血的良史，在中國層出不窮。不過，對於本原事物的不尊重以至玩忽，確實是一種習慣。這多源自三點：一、以道聽途說和想象代替實證；二、為着道德倫理上的理由塗抹事實；三、故意造假。中國的三代以上的歷史，基本只能作第一種情形看。孔子【春秋】既開了第二種先河，也是典範。而剛才所講『甲乙一瞬』，明擺着是第三種，另如明成祖朱棣篡位後重修【太祖實錄】，也是『故意造假』的名作。
除了故意造假，古史在客觀性上的瑕疵，一般是可諒解的。古今文化精神不同，這既不能強求，也要充分接受。因為那顯然並不是像今天這樣一個科學如此成熟的年代，許多方法和意識無從苛責。例如司馬遷，置諸紀元前整個世界，無疑當屬最好的史學家，但他用於【史記】的方法，從科學眼光看，也不能免於文藝化的疑誚。然而，不苛責古人的同時，我們究竟不可忽視傳統的種種影響。換言之，客觀意識的淡漠，很容易變作我們史學上的一種習慣，乃至根深蒂固。正為此，剛接觸到科學精神歷史觀後不久的梁啓超，才痛感史學發達的中國其實面臨着『歷史飢餓』：『當知今日中國學界已陷於「歷史飢餓」之狀況，吾儕不容不亟圖救濟。歷史上各部分之真相未明，則全部分之真相亦終不得見。』距他這番痛陳，又歷將近一百年，而情況如何呢？
義理
中國史學一直不能擺脫一樣東西，我們姑名之『義理』。這便是梁啓超所說『必侈懸一更高更美之目的，如「明道」、「經世」等，一切史跡，則以供吾目的之芻狗而已。』
這個思路，是我們史學的鼻祖孔子開闢的。他老先生作【春秋】，終極目標不在歷史事實本身，而在『使亂臣賊子懼』。因而，寫的雖是史書，講的卻是倫理政治。為此，他還發明了獨特的敘事方法，在表述某事時，通過字眼的斟酌，賦予事情嚴格的倫理內涵，此即所謂『春秋筆法』。後來好些史家膜拜這種『書法』，用於自己的寫作，津津有味。因為不是有一說一、有二說二，而是嵌義於字，【春秋】這史書，一般人要麼看不明白，要麼容易誤讀；為使它通俗化，一些學者不得不專門為它作『傳』，將所述何事、所言何意，另予陳明和詮譯，其中最著名的便是左丘明【左傳】，其他還有【穀梁傳】、【公羊傳】。
最終這竟造成了【春秋】身份的可疑――論到中國史學的淵源，大家都認【春秋】乃我國第一部編年史；可是，漢代的今文派儒師卻堅稱，『【春秋】乃經而非史』。它到底是『經』還是『史』呢？真的沒法分清楚。因為，它的確把兩種不同東西攪在一起――既是某一門派的強烈思想主張，又是本應努力剔除主觀、對事實原本道來的史撰。難怪梁啓超抱怨：『孔叟既有爾許微言大義，何妨別著一書，而必淆亂歷史上事實以惑後人』，你老先生有什麼話，分開說好不好，何苦這樣渾水摸魚？
但是，不能只揪着孔夫子不放，屎盆子扣在他一人頭上。孔家店的打倒，眼看就要百年，『明道』、『經世』一套古調不彈久矣，史學之書法、路數亦不復是什麼微言大義的春秋筆法，然而，『懸一更高更美之目的……』有變乎？恐怕沒有。縱有所變，大約只是一套義理換成另外一套。所以，我們雖可怪罪【春秋】是始作俑者，卻沒法把對義理的痴情、迷戀都歸於孔子。根子還是在於思維方式，還是在於覺得『事實』之上可以懸一『更高更美之目的』，而不情願唯真唯實、尊重客觀，老是割捨不下那麼一點價值好惡，以為它比天大，比事實還要寶貴。1978年提出『實踐是檢驗真理唯一標準』，歷來推重其政治意義，其實，其他事情例如中國史學的癥結，何嘗不在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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