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武汉大学学报 三、以德治国观念与春秋时代分封制的关联性
春秋与战国之政治局势有极大之不同者，首推宗法封建之制。宗法确立了贵族在政治体系中的特殊地位，封建则保障了贵族的经济政治权利，因此春秋是贵族政治的时代。贵族政治体制下，权力是分散的，贵族相互之间缺乏从属关系，故须通过礼义来调节相互关系。贵族们相互交往的规范是必不可少的，贵族的德行是他能否获得其它贵族认可的基本依据，而这是在贵族体系中能得以保全的基本条件，否则会遭到贵族们的一致唾弃。故我们认为，春秋重德的直接原因是分权，即贵族们各自掌握着一定的互不相属的权力。而春秋末年宗法封建趋于衰落，逐渐让位于郡县制，由分权转向集权，集权制下统治者缺乏对立的权力，更无须被统治者的同意，礼义德行在政治上失去了其现实的根据，成了不必要的奢侈品。
同时，在贵族政治体制下，各级权力的关系往往具有私人关系的性质，无论是上级领主与下级领主之间的关系，或是领主与其属民的关系，都具有私人关系的性质，诸侯国君对天子的关系是国君与天子的关系，而不是诸侯国与天子之国的关系，卿大夫之家与诸侯国的关系也体现为卿大夫个人与国君的私人关系，卿大夫的家臣则只忠于卿大夫之家，也体现为家臣与卿大夫之间的私人关系。维系一定的私人关系主要依靠个人的品德与行为模式，尤其是当政治制度仍然以习惯法的形式体现出来时，即以传统礼仪的形式维持一定的政治秩序，对个人之品行的要求就显得更为重要，因为习惯法的约束力是相对有限的，有权力者随时都有可能打破传统礼仪的约束，春秋时代恰恰正是这样一个时代。以习惯礼仪为基础的政治权力体系缺乏制度化的约束，故更多地依赖当权者的德行来维系当时的政治权力体系。
对德行的迫切要求还与春秋时代贵族们的特殊生存处境相关。这个时代几乎可以看作是一个人人自危的时代，随着人逐渐从神权的统治下解放出来，人们的各种欲望极度地膨胀，对土地与权力的争夺愈演愈烈，当权者为了保持已有的权力，争夺更大的权力，必须巩固自己已有的土地与人民，保证民人效忠是维持其权力地位的基础，而要获得其民人的忠心，只有以德服人而不能单纯地以力服人。不安定的生存境域促使有识者不能不考虑如何保持其现有的权力地位，以德服民、以德治国就成为当时非常现实的选择。比较一下春秋时代贵族们的生存处境与战国时代法家兴起时各国统治者的生存处境，可以很容易地发现，战国时各国之所以不太强调以德治国、以德治家，是因为战国已不是封建领主林立的时代，领土国家可以说已基本形成，郡县制基础上的官僚体制已基本建立，官吏与民人已不再有领主与其属民的那种直接的利害关系，它们只负管理之责，并且随时可以被解职，如果与君主不合，他们也常会自动离职，即孔子那种“合则留、不合则去”的君臣伦理观念，官吏与民人的利益并无直接关系，此时以德治国也就只能依靠官吏们的自觉，这正好与德之内在化为心性的思想史发展历程相吻合。
我们可以研究一下春秋末期晋国智氏联合韩、魏二家进攻赵氏时赵氏的行为选择，所据是《国语・晋语九》的记载。鲁悼公四年(据钱穆《先秦诸子系年》，在公元前464年)，晋卿智瑶请地于赵氏，赵氏弗与，遂帅韩、魏二家共攻赵氏，此时赵氏之主赵襄子知不能与抗，遂谋逃离晋国都城，人其私邑以自保，在询问走保何处城邑时其臣子提供了几种选择，都被赵襄子否定，其否定的理由颇足玩味。其一是长子城，其臣子说：“长子近，且城厚完。”赵襄子的回答是：“民疲力以完之，又毙死以守之，其谁与我？”意思是说民人殚精竭虑才建成了城墙，如今又要冒死守城，谁愿意啊？其二是邯郸，其臣子说：“邯郸之仓库实”，即粮仓里堆满了粮食。赵襄子回答说：“浚民之膏泽以实之，又因而杀之，其谁与我？”这些粮食都是民众的血汗，我们既掠夺了民众的血汗，又要他们为我冒死守城，他们怎愿效死？最后他决定走保晋阳，因为：“先主之所属(嘱)也，尹铎之所宽也，民必和矣。”因为，赵襄子之父让尹铎治理晋阳(顺便要说明一下，赵氏此时显然已经以直属于己的官吏治理属邑，实行的是郡县制)，尹铎曾询问：“以为茧丝乎，抑为保鄣乎？”赵襄子之父赵简子的回答是作为保障，并嘱咐其子赵襄子说，如果赵氏有难，当以晋阳为归，尹铎治理晋阳时宽赋爱民，民心归服。果然，智、韩、魏三家围困了晋阳城并且以水攻城，而晋阳之民“沈Y产，民无叛意”，最后终于能联合韩、魏消灭了智氏家族。
晋阳之围典型地反映了春秋时代领主与其属民之间的利害关系，所谓以德治国、以德服民的意义在此体现得非常充分，它就是这个时代民本主义思想和人本主义思想的根本内容。而且也可以看出，封建领主与其属民的关系是大不同于后世国家官吏与其治理下的民众之关系的，官吏们只图治民于一时，而领主们却企望世世代代得到其属民的拥戴，这是封建制与中央集权的郡县制的根本区别。赵氏与晋阳之民的关系典型地说明了以德治国、治家观念普遍化的原因所在，也表明了以德治国观念与春秋时代特殊的社会现实的密切关联。正是为了世世代代保有作为封建领主的权力地位，领主们才以宽待民，以德服民，以求保有民心，保证民众的忠心。
总之，在春秋时代，以德治国的观念及政治模式的盛行既与贵族大家族的组织模式有密切关联，与贵族的族群意识有密切关联，与贵族族群的生存与延续有密切关联；也与分封制下政治权力的分散有密切关联，与统治者与其属民的直接利害关系有密切关联。概而言之，与贵族们的生存处境有密切关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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