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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學] 春秋時代以德治國觀念之生存論基礎(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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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櫝還珠 發表於 2012-7-6 18:40 | 顯示全部樓層 |閱讀模式
  : 武漢大學學報
三、以德治國觀念與春秋時代分封制的關聯性
春秋與戰國之政治局勢有極大之不同者,首推宗法封建之制。宗法確立了貴族在政治體系中的特殊地位,封建則保障了貴族的經濟政治權利,因此春秋是貴族政治的時代。貴族政治體制下,權力是分散的,貴族相互之間缺乏從屬關係,故須通過禮義來調節相互關係。貴族們相互交往的規範是必不可少的,貴族的德行是他能否獲得其它貴族認可的基本依據,而這是在貴族體系中能得以保全的基本條件,否則會遭到貴族們的一致唾棄。故我們認爲,春秋重德的直接原因是分權,即貴族們各自掌握著一定的互不相屬的權力。而春秋末年宗法封建趨於衰落,逐漸讓位於郡縣制,由分權轉向集權,集權制下統治者缺乏對立的權力,更無須被統治者的同意,禮義德行在政治上失去了其現實的根據,成了不必要的奢侈品。
同時,在貴族政治體制下,各級權力的關係往往具有私人關係的性質,無論是上級領主與下級領主之間的關係,或是領主與其屬民的關係,都具有私人關係的性質,諸侯國君對天子的關係是國君與天子的關係,而不是諸侯國與天子之國的關係,卿大夫之家與諸侯國的關係也體現爲卿大夫個人與國君的私人關係,卿大夫的家臣則只忠於卿大夫之家,也體現爲家臣與卿大夫之間的私人關係。維繫一定的私人關係主要依靠個人的品德與行爲模式,尤其是當政治制度仍然以習慣法的形式體現出來時,即以傳統禮儀的形式維持一定的政治秩序,對個人之品行的要求就顯得更爲重要,因爲習慣法的約束力是相對有限的,有權力者隨時都有可能打破傳統禮儀的約束,春秋時代恰恰正是這樣一個時代。以習慣禮儀爲基礎的政治權力體系缺乏制度化的約束,故更多地依賴當權者的德行來維繫當時的政治權力體系。
對德行的迫切要求還與春秋時代貴族們的特殊生存處境相關。這個時代幾乎可以看作是一個人人自危的時代,隨著人逐漸從神權的統治下解放出來,人們的各種欲望極度地膨脹,對土地與權力的爭奪愈演愈烈,當權者爲了保持已有的權力,爭奪更大的權力,必須鞏固自己已有的土地與人民,保證民人效忠是維持其權力地位的基礎,而要獲得其民人的忠心,只有以德服人而不能單純地以力服人。不安定的生存境域促使有識者不能不考慮如何保持其現有的權力地位,以德服民、以德治國就成爲當時非常現實的選擇。比較一下春秋時代貴族們的生存處境與戰國時代法家興起時各國統治者的生存處境,可以很容易地發現,戰國時各國之所以不太強調以德治國、以德治家,是因爲戰國已不是封建領主林立的時代,領土國家可以說已基本形成,郡縣制基礎上的官僚體制已基本建立,官吏與民人已不再有領主與其屬民的那種直接的利害關係,它們只負管理之責,並且隨時可以被解職,如果與君主不合,他們也常會自動離職,即孔子那種『合則留、不合則去』的君臣倫理觀念,官吏與民人的利益並無直接關係,此時以德治國也就只能依靠官吏們的自覺,這正好與德之內在化爲心性的思想史發展歷程相吻合。
我們可以研究一下春秋末期晉國智氏聯合韓、魏二家進攻趙氏時趙氏的行爲選擇,所據是【國語・晉語九】的記載。魯悼公四年(據錢穆【先秦諸子系年】,在公元前464年),晉卿智瑤請地於趙氏,趙氏弗與,遂帥韓、魏二家共攻趙氏,此時趙氏之主趙襄子知不能與抗,遂謀逃離晉國都城,人其私邑以自保,在詢問走保何處城邑時其臣子提供了幾種選擇,都被趙襄子否定,其否定的理由頗足玩味。其一是長子城,其臣子說:『長子近,且城厚完。』趙襄子的回答是:『民疲力以完之,又斃死以守之,其誰與我?』意思是說民人殫精竭慮才建成了城牆,如今又要冒死守城,誰願意啊?其二是邯鄲,其臣子說:『邯鄲之倉庫實』,即糧倉里堆滿了糧食。趙襄子回答說:『浚民之膏澤以實之,又因而殺之,其誰與我?』這些糧食都是民眾的血汗,我們既掠奪了民眾的血汗,又要他們爲我冒死守城,他們怎願效死?最後他決定走保晉陽,因爲:『先主之所屬(囑)也,尹鐸之所寬也,民必和矣。』因爲,趙襄子之父讓尹鐸治理晉陽(順便要說明一下,趙氏此時顯然已經以直屬於己的官吏治理屬邑,實行的是郡縣制),尹鐸曾詢問:『以爲繭絲乎,抑爲保鄣乎?』趙襄子之父趙簡子的回答是作爲保障,並囑咐其子趙襄子說,如果趙氏有難,當以晉陽爲歸,尹鐸治理晉陽時寬賦愛民,民心歸服。果然,智、韓、魏三家圍困了晉陽城並且以水攻城,而晉陽之民『沈Y產,民無叛意』,最後終於能聯合韓、魏消滅了智氏家族。
晉陽之圍典型地反映了春秋時代領主與其屬民之間的利害關係,所謂以德治國、以德服民的意義在此體現得非常充分,它就是這個時代民本主義思想和人本主義思想的根本內容。而且也可以看出,封建領主與其屬民的關係是大不同於後世國家官吏與其治理下的民眾之關係的,官吏們只圖治民於一時,而領主們卻企望世世代代得到其屬民的擁戴,這是封建制與中央集權的郡縣制的根本區別。趙氏與晉陽之民的關係典型地說明了以德治國、治家觀念普遍化的原因所在,也表明了以德治國觀念與春秋時代特殊的社會現實的密切關聯。正是爲了世世代代保有作爲封建領主的權力地位,領主們才以寬待民,以德服民,以求保有民心,保證民眾的忠心。
總之,在春秋時代,以德治國的觀念及政治模式的盛行既與貴族大家族的組織模式有密切關聯,與貴族的族群意識有密切關聯,與貴族族群的生存與延續有密切關聯;也與分封制下政治權力的分散有密切關聯,與統治者與其屬民的直接利害關係有密切關聯。概而言之,與貴族們的生存處境有密切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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