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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網 事實上，科舉考試，從來都不僅僅是一個考試問題，更是一個政治問題。『低概率事件』的發生，以及朱元璋的激烈反應，都與一件政治事件有關――藍玉案。
震動明王朝上下的藍玉謀反案，持續數年，株連人數達到10萬人，其中尤以各級官吏居多。藍玉常年鎮守北方，案件爆發後，因他而遭株連的官員，也多為北方人，其中科舉出身的北方官員甚多。血雨腥風下，許多讀書人甚至視做官為畏途，紛紛逃避科舉考試。其實在這次科考之前，明朝禮部的奏報上就曾說：『今北方士子，應試者減半也。』
作為一個深謀遠慮的政治家，朱元璋自然深懂『恩威並施』之道，在經過了長時間的清洗之後，『威』已施過，選擇合適的機會『施恩』，緩和與北方知識分子間的矛盾，穩固統治，就成了他的必然選擇，而科舉是最好的方式。然而無論是最早作為主考的劉三吾，還是曾質疑劉三吾，後來又受命覆核試卷的張信，都是心無雜念的純知識分子，堅持以才學取士，南北考生水平上的差距，外帶二人的公正，就造成了這樣一個匪夷所思的事件。滿朝譁然之後，朱元璋自然不能承認南北考生水平差距的事實，這樣等於開罪於北方士子，南北榜的出台，也就成了最好的折中辦法，諸位公正的考官，只好無奈地做了替罪羔羊。
在『南北榜』事件中，既然朝廷上下對這種現象心知肚明，卻依舊引起軒然大波，使各路朝臣議論紛紛，在案件中相互指摘，推波助瀾，最終釀成各考官的冤案。除卻上面所說的政治目的，還有一個由來已久的問題：中國科舉制度的『南北矛盾』。
說到這個矛盾，還要追溯到宋朝。中國官場向來有『南相北將』之說，但在宋朝，卻完全不是這麼回事。北宋的科舉，素來『重北輕南』，北宋真宗以前，所有的宰相都是北方人，北宋開國皇帝趙匡胤就曾在宰相堂手書『南人不得坐此堂』。宋真宗後，南方考生得中者漸多，宋朝的文化名士，如『三蘇』等人也多來自南方，到司馬光為相時，又曾設置『分路取士』法，壓制南方考生的錄取名額。到元朝時期，雖恢復科舉，但色目人和蒙古人得到優待，漢人遭到排擠，被打壓的考生，又多為南方人，南北方考生之間的名額之爭，其實由來已久。
明朝建立後，朱元璋在位30年裡，南方學子可謂揚眉吐氣，在歷次科舉中占有絕對優勢。北方學子除了爭奪科舉中極少的名額外，只能通過監生、舉薦等非科舉方式入仕，在官場中也多受壓制。『南北榜』事件的發生，恰好給了諸多北方官員『反攻倒算』的機會。在整個事件中，連篇彈劾考官的御史們，大多來自於北方，告發張信與劉三吾串通舞弊的，正是河南籍御史楊道。如此情形，連後來修【國榷】的談遷也感慨：『眾議洶洶，非為公怒，乃為私怨也。』
三
隨着洪武三十年『南北榜』糊塗案的落幕，明王朝『南北分榜』的考試制度也就此確立下來，在其後的時日裡，它不斷被修正，到明朝中期，終變成了『南榜』『北榜』『中榜』（安徽以及西南諸省）的劃分方式。錄取比例也固定在南榜55%、北榜百分之35%、中榜10%。萬曆時期更進一步，在科舉中增開了『商籍』，解除了朱元璋時期對商人子弟應試的種種限制。清朝建立後，也沿用了這個分榜制度。
客觀上講，明朝的『分榜』制度，積極作用確實不少，比如普及文化教育（提高落後地區考生的學習積極性），平衡政治關係，乃至維護國家統一（在少數民族地區推廣科舉制度）等等。而負面作用也不容迴避，其中重要的一條，就是對明朝官場『老鄉政治』的推波助瀾。
自『南北榜』劃分之後，明朝官場上的官員關係，除了師生關係外（座師與門生），老鄉關係也呈越演越烈之勢，同期中榜的考生，地域之間的親疏尤其明顯。甚至同榜而出的考生間拉幫結派，也漸成常態。明朝萬曆時期大臣邱瞬就曾總結道：『而今朋黨有三途，同榜而出為其一，座主門生為其二，同年而出為其三。』『鄉黨』關係，反而凌駕於師生關係之上。萬曆末期至天啟初期令後人詬病的『黨爭』，朝中分為『齊黨』『楚黨』『浙黨』相互攻擊，『分榜』制度，確是為其溫床之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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