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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實踐中，權力越大，皇帝就越辛苦。高度專制的君主政體對皇帝的能力提出了極高的要求。首先，皇帝要具備崇高的職業道德。因為他要日理萬機，每天翻閱如山般的奏摺和文件。從漢武帝開始，每天就有太監不斷地把竹簡抬過來讓他批閱，到雍正皇帝時雖然竹簡已經改為紙張，但他每天還是要挑燈夜戰批閱文件，只能在凌晨的時候睡上幾個小時。每天面對文山、案牘是非常枯燥無聊的工作，沒有超強意志力和職業道德的人是接受不了這份終身職業的。比如明朝的正德皇帝就為要不要按時上班和開會，和大臣們鬧了一輩子的矛盾，而萬曆皇帝則乾脆拒絕履行皇帝的職責，躲進深宮幾十年不出來。其次，皇帝還要有健壯的身體和極強的能力。既然不斷地把權力集中到自己身上，就要承擔越來越大的工作量。
皇帝的工作是終身的，一天都不能停止，還要在紛繁複雜的危機、難題、抱怨、告狀、申訴、邀功和雞毛蒜皮中發現真相，分清輕重緩急，做出正確的決策。這份工作，真不是一般人能做得了的。
一般來說，開國皇帝們總是能較好地完成工作任務。西漢的劉邦，東漢的劉秀，唐朝的李淵、李世民父子，北宋的趙匡胤，清朝的努爾哈赤、皇太極父子，都是真刀真槍在社會動盪中殺上來的。他們工作經驗豐富，而且對自己親手奠定的江山十分珍惜，所以干起活來不會抱怨，更不會逃避。然而，即便是像朱元璋那樣對腐敗恨之入骨的工作狂也不能根絕腐敗，那我們又怎麼能奢望那些生在溫柔富貴鄉中，長於深宮婦人之手的子孫後代們會更加盡職做得更好呢？因此，皇帝的能力只能是一代不如一代，反腐倡廉的力度一代不如一代，腐敗的環境也會越來越寬鬆。
第三個原因，作為腐敗主體的官僚系統越來越強大。
無論什麼樣的信仰，什麼內容的政策方針，都需要官僚系統來落實和執行。強大而穩定的官僚系統是中國歷史中的一大特色。一般來說，在王朝建立之初，草創的政府機構規模還很小，官吏人數也不多，加上信仰尚在、皇帝出色，所以官僚系統的腐敗並不突出。但幾代人之後，官僚系統枝繁葉茂、盤根錯節，很容易背離應有的宗旨，發展出獨立的邏輯。那是一套保守、中庸的邏輯，以自私求利為目的。於是，官僚系統的部門利益超過皇帝和百姓的利益，也超越了整個政治體制的利益。最可怕的是，隨着機構與人員的膨脹，官僚系統獨立的邏輯會不斷強化，整個系統會越來越強大。
嘉靖皇帝即位時，內閣首輔楊廷和借新帝登基之際，用登基詔書的形式裁撤編制外人員14.87萬人，僅口糧一項每年就可為朝廷節省漕糧153.2萬石。應該說這是一件利國利民的好事，但卻遭到了官僚系統的激烈反對。此後，楊廷和上下班都要由嘉靖皇帝特旨派遣的上百名禁軍團團護衛，否則便會有生命危險。因為，裁員不僅直接損害被裁撤掉的官吏的切身利益，而且損害了與之相關聯的圈子、部門的利益，多少人的生計和發展，多少部門的面子和權力都寄托在上面，他們哪能善罷甘休，能不把楊廷和視作頭號仇敵，必欲除之而後快嗎？所以，不斷有人整楊廷和的黑材料送到嘉靖皇帝的案頭，甚至朝楊家射箭，或者埋伏在楊廷和上朝的必經之路旁行刺。最終，楊廷和在強大的官僚系統面前敗下陣來。這個事件警告後人，給官僚系統『瘦身』是異常危險的事情。
官吏們身處官僚系統之中，目的已經不是為國為民，而是純粹追求個人利益。金字塔形的結構決定官員要想獲取更多的利益，必須向上攀爬，追求升官。於是，王朝發展到中期，官僚系統無不以鑽營為能事，以升官發財為目的。
嘉慶初年，被官場斥為迂腐而遭流放的洪亮吉把官員分成模稜、軟弱、鑽營、苟且四種類型，並感慨地說：『人才至今日消磨殆盡矣。以模稜為曉事，以軟弱為良圖，以鑽營為取進之階，以苟且為服官之計。由此道者，無不各得其所欲而去，衣缽相承，牢結而不可解。』這樣的官場風氣，使得各級官吏將公事視同虛設，甩開膀子貪贓、亂作為和不作為。比如清朝中後期，軍隊極端腐敗。軍官們的腐敗手段遠比不上直接管理百姓、負責財政和司法的文官們廣泛，可他們依然創造出了五花八門的搜刮手段，如吃空額、克兵餉、冒功請賞、參與走私、販賣鴉片等等，大小軍官『全不以軍務為事』，『寡廉鮮恥，營私肥己』，部隊中官兵關係緊張、派系林立、紀律散漫、操演廢弛，以至於出現水兵不識水性，騎兵沒有馬的怪事。就是這樣的軍隊，清朝一直整頓不得，更是裁撤不得。因為軍隊的官僚系統已經強大到欺上瞞下、抗拒監督的地步了。
乾隆年間，甘肅賑災案爆發，牽出集體腐敗的甘肅官場，其中僅布政使王望一人即貪污白銀三百餘萬兩。若依法辦事，甘肅府道以上官員要為之一空。這顯然在實踐中難以操作，乾隆不得不從寬處理，法外開恩，沒有將甘肅官員全部拿下。但即便如此，仍有56名甘肅官員被殺，46人免死發遣，而革職、降調、罰賠的官員更是數不勝數。在這裏，官僚系統的集體腐敗也產生了強大的力量，讓執法者投鼠忌器，不敢依法辦事。王望是捐納做的官，乾隆皇帝認識到『納資授官，本非善政』。他的孫子道光皇帝也感嘆：『捐班我總不放心，彼等將本求利，其心可知』，『他們素不讀書，將本求利，廉之一字，誠有難言。』可祖孫倆就是不能廢除捐官。直到八國聯軍把北京給佔了，光緒皇帝才終於痛下決心，以上諭形式明確嚴禁全國捐納買官。然而，因為捐納涉及到地方和中央的關係、官府的財政收入、人情網絡等等，所以一直到清朝滅亡，捐納行為始終存在。
一個王朝在初期建立的許多制度，到中後期看來，仿佛就是天方夜譚。比如順治帝對官員的三年大計，到乾隆以後就流於形式，完全成了相互恭維的過場。順治帝一次性免去969名官員頂戴的壯舉，到後期竟變為一個傳說。再比如，順治皇帝曾在1659年下令：『今後貪官贓至十兩者，免其籍沒，責四十板流徙席北地方』，『衙役犯贓一兩以上者流徙』。官員貪污十兩就抄家，衙役貪污一兩就流放，照此標準，清朝中後期告別時互贈上百兩『別敬』，每年夏、冬兩季地方官員給中央各部委送幾千兩『冰敬』、『炭敬』的官場，人人都得抄家。
上面的例子可能有點極端，不過順治曾規定御史奉差之後『不見客，不收書，不用投充書吏，不赴宴會餞送』，以杜絕腐敗。這應該說是可以做到的規定，但如果後代御史不進行人際交往，不用書吏，事事都親力親為，估計沒幾天就被人搞下去了。這就是王朝腐敗周期律的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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