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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凤凰网 南海 南海
南海再次成为焦点。
这块350万平方公里的蓝水，必须放在更广阔的地域环境和更辽远的历史背景下来打量，其中中国的角色，才更为清晰。
如果从长时段历史的角度来看待这一问题，则南海的种种问题，不是一时一地之争，也非一船一兵之争，而是中国500年来对待海洋的态度和海洋政策的累积性延续，这期间既有种种错失的机遇，也有勉励而为的努力。
毫无疑问，自唐宋中国航海技术大发展以来，中国是南海区域最重要的海上势力，中国商船频繁往来于南海各个港口。作为南海出入印度洋的咽喉--马六甲，也在中国掌控之中。但自1511年葡萄牙人攻陷马六甲之后，西方人纷至沓来，而这一过程，又恰好与中国主动放弃远洋，采取保守的\"海禁\"政策的时间段相吻合。\"西进东退\"不仅仅反映在贸易方面，更在于对南海控制力的消长。在此期间，民间势力曾经历过巨大的反弹，盛极一时的东南沿海海盗的主力，即是由闽浙两省不顾禁令，努力下海的渔民构成。而飘零在南海周边区域的华人移民，更凭借其吃苦耐劳的本性，创造出辉煌的成就。
但这种失去国家支持的民间努力，无论如何也无法抗衡以工业化为支撑的西方海贸体系。荷兰东印度公司和英国东印度公司即是其最典型的代表，这种以国家力量为支持，以垄断利益为导向，以商业贸易为手段，以武装拓殖为辅助的大型商贸公司，轻而易举地击垮了东亚海域的各种农耕势力，一度主导了南海区域数百年间的历史走向。
在一个习惯了农耕的国家里，海洋总是处于从属，处于边缘的地位，万里海疆是阻碍，是隔阂，还是对外部世界侵扰的自我保护。但这一情势自整个世界转入海洋时代而一举扭转。海洋日渐由边缘走向中心，晚清历史的种种阵痛，无不是伴随着西人自海而来的历程。可以说，重新发现或认识南海，是近代中国最大的转变之一，当\"海防\"，\"海军\"，\"海权\"成为这个农耕国家频频运用的词汇时，南海才具有了现代的意义。
从这一点讲，发现南海就具有了双重意义，一层是地理发现，一层是观念发现。这种发现，至今仍在延续。
1433年：南中国海的拐点
如果说南海对于宋元而言，是商贸之海、利益之海的话，那么，对于明初而言，则是礼仪之海、朝贡之海。两种完全不同的态度，代表了南海不同的走向。
文/国家历史记者 杜兴
公元1433年，也就是宣德八年，正月上元节，北京西苑照例举办灯会，明宣宗朱瞻基带着皇后和太子陪太后亲临，文武群臣及外国驻京使节也前往观看，一个叫杨士奇的大学士还献上了十首颂德诗。
这一年是个平淡的年份。虽然河南、山东、山西等地开春少雨，但很快得到官仓赈济。贵州和广西的两支\"乱蛮\"，在五六月间被官兵轻而易举地平定。中央政府差人到黑龙江口的奴儿干都司重修永宁寺碑，再次确立疆界。为了提高统治效率，八月，朝廷一举裁汰了77个冗余的京官，并考察本科、前两科进士及一些外省官员，\"拔其优秀者备用\"。明初尝试向地方派出巡抚，其职责也在这一年有了较为明确的规定。朝廷重审并赦免了五千多个囚犯。\"宣德通宝\"开始铸造。皇帝下令维修了京城那座五十米高的白色佛塔。已被传抄多时的《剪灯余话》在该年有了首个刻本，这部讲述世俗婚恋及人鬼爱情的短篇故事集，影响了包括《聊斋》在内的一批最能体现明朝市民文化的通俗小说。
凡此种种，无不显示中华帝国的富强和活力。这一年，朝廷一次就向景德镇御窑厂下达了四十多万件的烧制任务，其中的大多数瓷器，是使用了从南洋引进的\"苏青\"、\"勃泥\"等色料而更加翠爽的青花瓷,它们代表当时世界上最精湛的工艺，也是海洋贸易市场最紧俏的商品。
是的，海洋--如果选取更长远的时空背景考量1433年，一些与海洋有关的事情，却使繁荣延续的明朝有了另外一副面孔。比如郑和之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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